《泰娘歌》三题

《泰娘歌》是我国中唐时期大诗人刘禹锡的一首古歌体感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度与白居易《琵琶行》齐名。不过，后世以来，前者的普及率较低，后者的普及率较高。因此，对一般读者来说，《泰娘歌》还是比较陌生的。现就《泰娘歌》创作时间、风流太守以及诗的寓意等问题，作以粗略的汇释和研究。

一、《泰娘歌》作于何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其《泰娘歌》作于何时，据前人考证是在元和十年（815）以前。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二章琵琶引：考梦得此诗为任朗州司马时（刘梦得于永贞元年十一月己卯贬朗州司马，至元和十年二月召至京师。三月，以为连州刺史）即元和十年二月以前所作。而梦得于元和十年春，曾与柳子厚、元微之诸逐客，同由贬所召至长安。

《泰娘歌》作于“元和十年二月以前”，大致是指元和初年至于元和九年（806—814）这一段时间，因泰娘事的上限，是在尚书（韦夏卿）死后。尚书是何时死的呢？“元和初，尚书薨于东京，泰娘出居民间。”（刘禹锡《泰娘歌》引）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上起自宪宗元和丙戌下至于穆宗长庆辛丑，前后15年。按此说，《泰娘歌》只能作于元和初年至于元和九年这9年间。

这样说似有些笼统，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和解决：一是刘禹锡是何年贬官朗州的；一是泰娘辗转到达的蕲州刺史张愻处，张愻贬谪武陵郡（朗州）后又是何时死的，泰娘才开始流亡。

刘禹锡受王叔文案牵连被贬谪的这一事件，历经德、顺、宪三朝（实际上顺宗执政一年还不到）：

首先是于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定罪：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

然后是于顺宗永贞元年（805）被加重处罚：八月顺宗禅让，宪宗即位于宣政殿。十一月，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

最后是于宪宗元和十年（815）被减轻处罚：二月，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改禹锡连州刺史。（《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

与《泰娘歌》创作有关的刘禹锡在朗州的时间，是从元和初年至于元和九年，即上文所说的前后共9年。当然，在无其他旁证之时，把《泰娘歌》写作时间暂定为刘禹锡于朗州被召回之前的“元和十年以前”，是学界最通常最保守的作法。

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元和九年甲午（814）四十三岁，在朗州司马任”一条，即采用此说：本年十二月有诏召回禹锡、柳宗元、元稹等。卞谱又在刘禹锡“丙戌至甲午在朗州所作其他诗文”一条下，录有《泰娘歌》并引（诗三五六）“泰娘……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其后愻坐事，谪居武陵郡（朗州），愻卒，泰娘无所归，……为歌其事，以续于乐府云。”

张愻死，是本案关键之处，卞谱已经注意到，但未作任何说明——其他的诗文大部分都有所说明。那么，从尚书韦夏卿死至蕲州刺史张愻死，这段时间即应从元和初年至于元和九年的这9年中剪除掉，方为刘禹锡“《泰娘歌》并引”的创作时间。这也是《泰娘歌》创作时间暂无确论的根本问题所在。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9），诗（元和上）《泰娘歌》校注（七）武陵郡：即朗州。《册府元龟》卷七〇〇：“张愻为将作少监，元和五年（810）贬为朗州长史。愻前为蕲州刺史，坐赃为观察使郗士美所奏。”故禹锡于其卒后歌泰娘事当在元和八年（813）左右。

依此，则刘禹锡创作《泰娘歌》的具体时间，当锁定在元和七年至于元和九年（812—814）这3年间。因《册府元龟》张愻条无张的卒年，所以《泰娘歌》始创的准确时间仍为待考。但陶注已比陈笺卞谱的9年更加缩进了6年。这是目前《泰娘歌》始创的最近时距，已经很接近于史实了。

刘禹锡到朗州最早创作的是《竹枝词》。“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新唐书》列传九十三刘禹锡传）《泰娘歌》是在此之后的事情。

“武陵夷俚悉歌之”，一个诗人的作品最值得其本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被广为传唱。“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九首》其九）从《竹枝词》的境界看，刘禹锡的心情并非沉重得一塌糊涂，而是得到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豁然开朗。这种心情是符合人的情感落差变化的，但当他得知泰娘的悲情，又想起来自己近年毕竟是作为一个“洛客”的谪苦，于是他在《泰娘歌》结尾写道：“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其中“更洒湘江斑竹枝”一语双关，优美的《竹枝词》，终被凄楚的《泰娘歌》浸湿了，喑咽了。

二、“风流太守韦尚书”本是一位廉吏

“泰娘家本阊门西，门前绿水环金堤。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风流太守韦尚书，路傍忽见停隼旟。斗量明珠鸟传意，绀幰迎入专城居。”（刘禹锡《泰娘歌》）“阊门”姑苏城门（今江苏苏州），“隼旟”就是仪仗，“绀幰”深红色的车帷。唐朝的“风流”一语，为“数风流人物”的“风流”之意。唐朝的“讴者”即歌女，有两种人：一是后妃，一是歌女，都能歌善舞，为此还设置了国家音乐管理机构“乐府”。

中宗景龙二年戊申（708），迦叶志忠奏：“昔神尧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阵乐》；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韦氏）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谨上《桑韦歌》十二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太常卿郑愔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赏。（《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桑条韦》胡三省注“永徽（650—655）末，里歌有《桑条韦》《女时韦》也。”朝歌也是从民歌而来，因此唐朝士大夫素以争相倾心于民间歌女为荣耀，已形成了一种风气。

“风流太守韦尚书”韦夏卿，则是一个知人善任的廉吏。

韦夏卿（743—806）字云客，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很用功，长大后善于文辞。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与他的弟弟韦正卿，同时以乡中贤良方正之士被推举入朝，两个人都通过了考试，并同时获得了高等的成绩。韦夏卿被朝廷授予高陵县（今陕西西安高陵区）主簿，官职一直做到刑部员外郎。当时连年发生旱灾和蝗虫，皇上下令以郎官主管京郊地区，授予他为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考核政绩获第一名，改官为长安（今陕西西安）县令。又转为吏部员外郎、郎中，特提拔为给事中，外调为常苏二州刺史。后召回为吏部侍郎。当时韦夏卿的堂弟韦执谊在翰林，曾接受别人的金子，有所请托，韦执谊偷偷地把金子塞入韦夏卿的衣襟中，韦夏卿撕毁衣襟不肯接受，说“我和你依赖祖宗的恩德，做到这个地位，难道应当这样做吗？”韦执谊十分惭愧。韦夏卿后转为京兆尹、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做东都（今河南洛阳）皇帝不在时的留守长官，后因病向朝廷提出辞呈，朝廷让他改做太子少保，死时六十四岁，谥号为韦献公。韦夏卿性情通达简朴，好古有高远之风，言谈渊博。与齐映、穆赞、穆赞的弟弟穆员等交好，虽同游，但常年从不见他喜怒无常。抚养孤侄超过自己的儿子。处理政务通情达理，不怎么教条。所征召、任用的人才，如路隋、张贾、李景俭等，一直到宰相达官，所以世称他为“韦知人”。（《新唐书》列传八十七韦夏卿传）

韦夏卿死后，泰娘便有“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新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的第二段风情。蕲州刺史张公子就是张愻。看来，唐朝当红的歌女地位之高已不可攀。

三、以弃妇之悲，慷谪臣之慨

白居易与刘禹锡是好友，且同龄。“试问同年内，何人得白头？”（白居易《酬梦得比萱草见赠》）白居易性情宽缓，刘禹锡当仁不让，在朝白居易还替刘禹锡说过很多好话。白居易把自己与刘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有130多首，足见交往之密。刘白和诗其中刘禹锡最著名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刘禹锡为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所作的酬答。从“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两句看，“初逢”应为刘禹锡被召回两人在扬州见面的“重逢”之意，而不是第一次见面。“二十三年”从上文，我们知道刘禹锡于顺宗永贞元年（805）被贬连州刺史，再贬朗州司马，10年后奉诏入京；后又复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刺史，虽升而远，直到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才得以回京，前后23年。两个人都写过歌女，白居易《琵琶行》写的长安倡女，刘禹锡写的是苏州泰娘，都是以弃妇表达谪臣之慨叹的佳构。刘禹锡因参与“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被一贬再贬，而却不肯向困境俯首，因而形成了他诗歌豪迈凌厉的风格，而白居易诗则常常表现为讽喻闲适，但两人竟然成为了挚友。

“安知鵩鸟座隅飞，寂寞旅魂招不归。秦嘉镜有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猿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刘禹锡《泰娘歌》）“鵩鸟”为鹰隼即猫头鹰一类的鸟，此比喻张愻的逝去。“秦嘉”东汉人，其《赠妇诗》有“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句。“韩寿”晋朝美男子。刘禹锡的这八句诗，以泰娘的口吻，前四句怀人，后四句写眼前凄境和无助。“朱弦已绝为知音”也有刘禹锡甘愿被一贬到底的决心。他不像白居易那样“醉不成欢”的忧郁，而是敢于直面“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的现实，他是一个很坚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