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网站用户
陈 益
陆圻，字丽京，钱塘（今杭州）人。清初一度被卷入庄廷珑明史案，后得以脱身。康熙六年弃家逃禅，入武当山做道士，不知所终。陆圻《威风堂文集》中有《杜丽娘祠堂记》一文，坊间较为稀见，却为戏曲界研究《牡丹亭》提供了独特的资料。
“岁丙午中冬，予过南安。李子笠翁为予言，徐山人亦樵谋，所以祠杜丽娘者，子曷为诗歌纪之。”陆圻多才多艺，早年负有诗名，列西泠十子之首，也曾经写过杂剧。清顺治初年，他与李渔（笠翁）相识于杭州，康熙五年（丙午）冬日，彼此复又巧遇于南安。两人见面后的主要话题，便围绕着一座杜丽娘祠堂展开。李渔问他，能否写诗纪之？杜圻自然没有理由不答应。与此同时，他引发了诸多思索。自古列女进于俎豆——只有贞烈女子，才可能被后人祭祀供奉。那么，少女杜丽娘因感梦柳生，一心要与他结成连理，无从释怀。然而曲折多多，未逾年竟死，她又该是一种怎样的贞烈呢？
众所周知，汤显祖的《牡丹亭》被搬演至舞台后，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无数女子纷纷将自己的命运与杜丽娘的生死相对照。比如娄江女子俞二娘，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似乎还不如戏中的杜丽娘，终日郁郁寡欢，最后竟“断肠而死”。杭州伶人商小玲扮演杜丽娘，上演《寻梦》一折。当情致涌入胸臆时，不由悲伤过度，在戏台上气绝而亡。她是在别人的梦里，流尽了自己的血和泪。广陵女子冯小青读了《牡丹亭》后，她发觉自己苟地且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撒手人寰。据传，泉州府南安县曾有一座丽娘冢。杜丽娘的魂归之处，始终以浪漫传奇的色彩，为世人所瞩目，民间甚而有“天下第一回生墓”的称誉。
然而，一篇《杜丽娘祠堂记》，却表达了陆圻对杜丽娘的另一番理解。
陆圻自然明白，“丽娘者，未尝实有其人”。汤显祖是否完全是虚构，似乎从未明确表态。但他依然认为，应该将杜丽娘的灵位祭祀于祠堂的中庭，而且让柳梦梅与她并列。“妻在，则礼然也。”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这历来是可行的。
关于杜丽娘祠堂的管理，也有妥然安排。“给洒扫者一人取郭姓之，残疾无养者，并与庭前植梅柳各一。令郭时时灌溉焉。而两庑间仍用一尼僧居守……丽娘之祀，何昉乎徐亦樵言之，李笠翁许之，而陆生圻实纪之曰：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妇怀二心者。”
从这些简短的文字，我们已不难看出，陆圻的立足点完全是在一个“礼”字。尽管作为汤显祖塑造的一个戏曲人物，杜丽娘未必实有其人。但人们设立祠堂，以祭祀杜丽娘，并且让柳梦梅跟她并列，是合乎礼法的。陆圻用文章记载杜丽娘祠堂，让天下怀有二心的为人妇者，在杜丽娘的面前感到羞愧。同样也是出自礼义的考量。
“男女情欲，圣人所不禁而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是法之所特严也。丽娘之梦柳生，则发乎情而其专一不他。思慕柳生而死，则止乎礼义也。嗟乎，丽娘盖得之于诗之教者。国风好色而不淫，唯丽娘有焉。且人之情与性，咸可以为忠臣孝子，咸有合于大道不必其皆性也……丽娘之以身殉夫，即起有道。临川以为能死而不能生者，非情之至。予则以丽娘者，贵其能死，不贵其能生。”
陆圻认为，杜丽娘贵在能死，而不贵在能生。他对杜丽娘的理解，是与汤显祖的原意迥然而异的。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深刻地点明了主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他的“至情说”恰恰是对封建礼义的叛逆。体现在戏曲创作中，才使得杜丽娘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命运，足以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惊奇和感叹，数百年来始终激发情感波澜。陆圻则把“至情说”与忠孝之道结合在一起。对“情”的重视与激扬，以“道”为旨归。
显然，如此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这清楚地显示了那些清代初年身处“文字狱”梦魇，终日怀恋旧朝，与清廷持不合作态度的明代遗民的理论视角与文化立场。
为了强调“情”合于忠孝之道，陆圻甚至以杜丽娘之死，视为殉夫壮举，将忠孝之情推向了极致。事实上，他刻意写杜丽娘祠堂，是借临川先生的酒杯，浇内心的块垒。在激扬忠孝礼义的背后，包含着士人们深沉的家国之痛和对道德力量的期待。
清初，曾有大批士人自知无法抵御改朝换代的汹涌潮流，在无奈中选择剃染披缁、遁迹佛门，形成了一股规模空前的“逃禅”风潮。他们因情逃禅，试图藉此解脱家国、理想破灭的悲恸。然而情不能遣，随即援情入道，对自己的逃禅行为以及文学思想，重新进行一番价值定位。陆圻的《杜丽娘祠堂记》，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他无法不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理解至情的杜丽娘。
这恰好应了一句名言：“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