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昆曲史,张大复是最有发言权的。他生活在明代中晚期,所居住的片玉坊梅花草堂,位于昆山老城区中心,为昆曲创始人频繁活动之地。他早岁患青光眼,凭微弱的视力写作、教书。至四十岁,不仅双目失明,还患有偏头痛、伤寒、肺炎等疾病。但仍然以口述的方式写下《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记述自己设馆、作幕、出游的见闻。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昆曲兴盛时期的种种珍贵史料。
被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昆腔”一则:“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属,争师事之惟肖,而良辅自谓勿如户侯过云适。每有得,必往谘焉。过称善乃行,不即反复,数交勿厌。时吾乡有陆九畴者,亦善转音。顾与良辅角,既登坛,即顾出良辅下。梁伯龙闻,起而效之。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苎》、《浣纱》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陈梅泉五七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而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张进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辅校本,出青于蓝。偕赵瞻云、雷敷民与其叔小泉翁,踏月邮亭,往来唱和,号南马头曲。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为均节。昆腔之用,勿能易也……”
张大复以平常心记述,毫无功利,不存好恶,不容断章取义。从中不难看出,昆山腔的改良,是有志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起而仿效者,有青出于蓝者。魏良辅(尚泉)、梁辰鱼(伯龙)是领军人物。昆曲的起源点不止一处,其最初的称谓也有几种。
张氏住片玉坊,梁氏住石幢弄,彼此近在咫尺。尽管小了一辈,张大复无疑是见过梁辰鱼的,字里行间洋溢赞赏之意:“梁伯龙,风流自赏修髯,美姿容,身长八尺。为一时词家所宗,艳歌清引,传播戚里间。白金文绮、异香名马、奇伎淫巧之赠,络绎于道。每传柑禊饮竞渡穿针落帽,一切诸会。罗列丝竹,极其华整,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人有轻千里来者……”风流倜傥的梁辰鱼,在歌儿舞女中的影响力之大,令人惊诧。而他传授昆曲时,更是一派大师风范。“往见梁伯龙教人度曲,为设广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两两三三,递传迭和。一韵之乘,觥耸如约。尔时骚雅大振,往往压倒当场。”从梁辰鱼孙子梁雪士那里,张大复得到了梁辰鱼的诗文刻稿,认为其作品多有伤感之情。虽不敌古人,却也不俗,还特意摘抄了甲寅二诗。
“风筝”一则,寥寥数行,却出神入化。“梁伯龙戏以彩缯作凤凰,吹入云端,有异鸟百十拱之,观者大骇。伯龙死久矣,其新翻杂调往往散入侯王将帅家,至今为侠游少年所传咏,其好事故亦一时之冠也。”梁辰鱼所作风筝,升入云端后,竟然吸引诸多鸟儿追随其后。恰如其凤凰鹞,他逝世后,所改良的水磨腔传入侯王将帅家,始终被人咏唱。
张大复与梁雪士十分友善,他说,“梁雪士性癖,舵歌至忘病瘦,为人辨韵,不免取憎,故是道中人好胜应尔。雪士既病,与予坐城南角,歌春归一阕,再喘再喑,竟作广陵散。”作为梁氏后裔,梁雪士也爱好昆曲,却多病。和张大复一起,坐在丽泽门城墙下唱《春归》一阕,因为气喘,嗓音越唱越喑,以致怎么也发不出来。犹如梁辰鱼一生最后的岁月,擅长于拍曲唱歌的他,竟沉疴不起,口不能语。
大梁(开封)人王松筠,曾经是昆山地方官员。他不仅颇具政绩,口碑载道,也很风流自赏。听说有一个叫张伯华的擅长吹箫,便让人登门召唤,说决不能推辞。张伯华无奈,只得垂首前往王府。没想到,王松筠非常尊重他,设下酒席,谈笑风生。随后请他演奏昆山腔新声。张伯华施展才华,王松筠则随音乐唱曲。临走时,还赠送了白金、纯棉等礼物。从这个故事,不难清楚地看出昆曲全盛时期的时尚。在“度曲”一则中,他再次提起张伯华:“喉中转气,管中转声,其用在喉管之间,而妙出声气之表。故曰:微若系,发若括,真有得之。心应之手与口,出之手与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尝听张伯华吹箫,王季昭度曲,庶几至无供其求,时骋而要其束……”这位盲人文学家对如何度曲,讲得形象而又懂行。
“王怡庵教人度曲,闲字不须作腔。闲字作腔,则宾主混而曲不清。又言谐声发调,虽复余韵悠扬,必归本字。此宇宙间不易之程,非独一家事也……予尝叩之两颐,翕翕自动,嵇谈阮笑,谁不自喜。周旋竟日,绝不及牡丹传。予问故,曰:‘政复难,然难处最佳。’又问难处,逡巡久之,曰:‘迭下数十余闲字,着一二正字,作么度’。予笑曰:‘难,难。政复佳’。”
这一段文字,涉及昆曲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汤沈之争”。王怡庵是著名的昆曲清工。他演出功力镕深,连北京的戏班都争相延请。但与张大复相见,谈了一整天,却没有涉及《牡丹亭》。张大复忍不住问他,王怡庵回答:唱《牡丹亭》很难,但越是难的地方越好。张大复究其难处,王怡庵说,往往是几十个衬字,正字才一两个,衬字反而多于正字,不合文字格律,叫人如何度曲?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在嘲笑汤显祖不懂昆曲格律。
《牡丹亭》原本是用什么声腔创作的?始终是争议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汤显祖受弋阳腔的影响和局限,“协宜黄之律而无意协昆腔之律也”; 有人却得出“汤显祖原为昆山腔创作”的结论;较多的专家则认为,汤显祖乃是为海盐腔而创作。
《牡丹亭》甫一问世,掌握了流行中的昆山腔声律的吴江派领袖沈璟,就公开批评它用韵出格,不合声律,甚至忍不住动手作了改订。这顿时激怒了汤显祖。他写信声明,自己的剧本一个字都不能改,“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两位大家彼此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肯相让,几乎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曲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如此作描绘:“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
后来,不少学者以“文律双美”为准则,衡量汤显祖(临川)和沈璟(吴江)对于昆曲发展的理论作用,认为他们为纠正创作弊病作出了贡献。至少让人们认识到,文辞与声律“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汤显祖与张大复有不少书信往来,还曾为《张氏先世纪略》作序。彼此却悭吝一面,始终是神交。张大复说:“予于歌无所人,但征声耳。然听《还魂传》,惟恐其义之不晰。听《西厢》、《拜月》,则按节了然。岂初盛盛初之说乎?汤先生自言此案头之书,非房中之曲。而学语者,辄有当行未当行之解,此真可笑也。诸君会歌于元越西第。酒醒后,耳中犹自作响。”他不是像别的传奇那样,从声腔曲牌去理解《牡丹亭》,而是努力辨析其蕴含的意义。不懂汤显祖良苦用心的人,未免太可笑了。
在《梅花草堂笔谈》里,张大复记载了曲家们在片玉坊与汤显祖一起会歌听曲,并且向之讨教的情景——很多东西他是听来的。觉得有趣,就记下了。《牡丹亭》究竟如何神魔,俞三娘的史料是最典型的。
“俞娘,丽人也,行三。幼婉慧,体弱,常不胜衣,迎风辄顿。十三,疽苦左胁,弥连数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视。年十七夭。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传》,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某尝受册其母,请秘为草堂珍玩。母不许,曰:“为君家玩,孰与其母宝之为吾儿手泽耶?”急急令倩录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风尘中,标格第一,时称仙子。而其母私与某曰:“恨子不识阿三。”吾家所录副本将上汤先生,谢耳伯愿为邮,不果上。先生(指汤显祖)尝以书抵某。闻太仓公(指王锡爵)酷爱《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数语入梅花草堂,并刻批记,幸甚。”
娄江女子俞三娘,读了《牡丹亭》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汤显祖闻知这个信息后,无法入眠,挥笔写下了《哭娄江女子二首》:“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张大复还记述了一则男旦主演《牡丹亭》的史料,比喻形象生动,可想其如何风靡一时:“赵必达扮杜丽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灯取影,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间可数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