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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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镇周庄沈厅二楼的主人卧室，可以看到几件明清字画（复制品）。其中之一，是元代豪富、文学家顾阿瑛手书的《山坡羊》。这首词，无论是文采还是书法，都显得不俗：“黄金不负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山坡羊》，是宋元时常见的一种曲牌，北曲属中吕宫，南曲属商调。顾阿瑛运用《山坡羊》填词，十分自然。只有常常遭人嫉妒和中伤的豪富，才有可能写出这样充满愤忿的词句来。
沈万三的身上涂抹了太多传奇色彩，生卒年月也颇多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顾阿瑛是同时代人，彼此的空间距离也不远。一个居住在古镇周庄，经急水港而东出海通番；一个居住在阳澄湖畔的古镇正仪，经刘家港而东出海通番。两个富甲天下的人物，他们之间或许有过交往，尽管一时难以考证。除了出海通番，他们还有共同点——对昆山腔的热衷。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顾阿瑛，既是继承家业，“走番”通商的生意人，更是典型的文化人，喜欢赋诗会文、宴饮赏曲。从印度引进的并蒂莲是他“走番”的副产品，流传至今。他轻财结客，家富而豪侠不羁。修筑在阳澄湖畔的“玉山佳处”，是一处由二十四处景观组成的园林住宅。在那里，他多次举办玉山雅集，吸引了江南一带诸多文人雅士前来聚会。剧作家高则诚（《琵琶记》的作者）、柯丹丘（《荆钗记》的作者）和善于吹奏曲笛的诗人杨维桢，都是座上宾，他们不仅常在一起载歌载舞，还志趣相投地将黄番绰传授的在民间流传的戏曲腔调加工整理，使之逐步完善，衍化成昆山腔最初的形式。在千灯人顾坚改良南曲，使之成为昆山腔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顾阿瑛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当年沈万三出海通番发迹后，广辟田宅，富累珠玉。据《云蕉馆纪谈》载：“楼之下，为温室，置一床，制度不与凡等。前为秉烛轩，取‘何不秉烛夜游’之义也。轩之外皆宝石栏杆，中设销金九朵云帐，四角悬琉璃灯。后置百谐桌，义取‘百年谐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数……”原来，沈万三发富以后，也很懂得附庸风雅，常常在家里宴请达官贵人，除了山珍海味和醇酒美人之外，还拥有三班女乐。据陈嘉欣编著的《中国豪富列传·江南首富沈万三》（台北精美出版社）记载，在杯觥交错之余，沈万三常常让年轻貌美的女乐们尽情表演音乐歌舞，以欢娱嘉宾。她们既是歌妓，也是乐师，很能讨得客人们的喜欢。演奏的大都是沈万三与他的朋友们最爱听的昆山腔。演奏时，观看的人们济济一堂。当时仅仅为华屋担任守卫、打更巡逻的更夫等，就多达六十几人，每晚还供应点心酒肴，一个晚上要吃掉十瓮白酒和三十盘烧肉。
众所周知，昆山腔在十四世纪末并未进人全盛时期，但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连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也知道昆山腔的优雅。他在洪武六年召见昆山百岁老人周寿谊时，向他询问：“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吟否？”沈万三欣赏昆山腔，犹如今天的人们欣赏流行歌曲一样，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众所周知，后来沈万三因得罪了明太祖朱元璋，被发配充军云南边陲。关于他到云南后的情况，《明史》中没有片言只语。明、清文人笔记中也没有提及。有人从云南地方文献《三迤随笔》等资料中，找到一篇“沈万三秀戍德胜驿”。请允许我援引几句：沈万三原是充军到辽阳的。因沐英与沈万三有旧。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召沐英入京问云南事，侃及沈万三事，朱元璋对沈万三的怒气已消。沐英说：“万三通理财，求帝拨万三父子入滇，为西路理财。”朱元璋准奏。入滇后，居沐府三月。万三嫌省城烦乱，愿住大理。沈万三在云南做了一些好事。张继白的《叶榆稗史》中有一篇“沈万三入滇”，其中写道：“万三精地通源，识银山脉象，为南衙府君得大矿。时，府君囚籍3000余，以背冶银为业。万三怜之，议于府君，俱减轻役，与土人婚，得立家室，德矣。”
2000年，我曾有机会去往西南地区寻找沈万三发配充军后的踪迹，走了不少地方，拜访了一些有关人士。发现沈万三在云南（包括今贵州地区），不仅从事经济活动，也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带去江南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同时，也将当时流行的昆山腔带到边陲之地，使之与当地音乐渐渐融合。
当年，除了将大批富豪迁入边陲，朱元璋为了安定军心，在派遣三十万军队平定云南后，还让官兵们的家属随之迁移到云南、贵州。她们大都来自江南一带，对于她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哪儿去寻找精神慰籍呢？远离故土，与亲人天各一方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无尽地思念。唯一能够抚慰心灵的，就只有从小便耳濡目染的昆曲和江南丝竹音乐了。当地民间也有传说，纳西古乐是明代土司木德以九十九匹好马和金沙江出产的金银从明太祖朱元璋那儿换到的。
丽江古城的纳西古乐，被称为纳西族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然而，它的许多曲目却渊源于汉族的道教音乐，渊源于江南丝竹，渊源于昆曲。纳西古乐中的《八卦》，一看名字就知道是道教音乐。而《一江风》、《山坡羊》和《一封书》等，明显与昆曲音乐相关。
于元代末年渐渐萌发的昆山腔，一直到明正德年间才流传到云南，被称之为滇昆。滇昆的出现，比纳西古乐足足晚了200多年。很可能，纳西古乐在形成时期就受到了来自昆曲的影响。昆曲极有可能是“白沙细乐”、“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之外，纳西古乐另一个神秘的不为人知的来源。那么，到底是谁在滇昆产生之前200年，就将昆曲带到了云南呢？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沈万三及其家族。
众所周知，汉唐时期，中原内地和“西南夷”地区互相交往，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南丝绸之路”。最初是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在滇西开凿的。一条以盛产蜀锦的成都为起点，一条从云南普洱出发进藏，通往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由于人们常常是用马匹驮了茶叶，经由西南丝绸之路去往滇西北各地乃至更遥远的地区，所以被叫作“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与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藩麝香丝绸之路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我在调查中发现，西南地区的不少方言与吴方言十分相近。比如吃鱼，纳西族人说“用鱼”，鱼字的读音为“en”，带有明显的鼻音，与吴语几乎一样。人死了，叫作“老掉”，也与吴地的说法相同。去不去，叫作“kei不kei”，则与今天的南京方言没有差别。我遇到了好几个纳西族、白族和汉族人，他们告诉我，先祖是从南京过来的，籍贯是应天府高石坎柳树湾。当年过来的原因都是发配充军。
有不少研究茶马古道的专家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当时整个藏区和三角地带各民族交流的共同语言，不是西北话或方言，而是汉语中的西南官话。作为各民族的“第二语言”，西南官话能将人们统一到茶马古道上来，这是世界闻名传播史中罕见的实例。西南官话的形成，显然是明初数十万人陆续进入这片地区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昆曲得以产生影响的基础。
沈万三无疑是一个具有语言天赋的商人。他在出海通番，与东南亚一带多国商人做生意时，便扫除语言障碍，结交了许多朋友。来到西南边陲，茶马古道流行统一的西南官话，他藉此与少数民族人士打交道，更不在话下。加上他乐善好施，很快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沈万三发现，走茶马古道将江浙的丝绸、陶瓷和手工业品运往滇西北乃至进藏，是一条求富的新路，虽然那儿天气高寒，路途坎坷，充满艰难困苦，却很有开发的余地，不可能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明史》与《周庄镇志》都记载，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至“滇”，实际上当时的“滇”包括今日贵州西部。贵州在朱棣担任明朝第三个皇帝时的永乐十一年(1413)才建省。
近年来，贵州省福泉市有关民俗专家研究发现，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为避朱元璋诏求，武当道派创始人张三丰云游西南，见到了流放云南的沈万三。此后，沈万三跟随张三丰到福泉山修道，辞世后葬于此山。福泉市地域古称且兰国，明朝晚期称平越府，现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县级市。
贵州有关人士认为，沈万三被发配云南时，沿长江而上入黔，在七星关停留，曾得到水西宣慰使奢香夫人的礼遇。奢香夫人摄理贵州宣慰使一职时，承担重任，筑道路，设驿站，沟通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交通，巩固边疆政权，保障了水西及贵州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奢香夫人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对于奢香夫人的功绩，朱元璋赞曰：“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沈万三经由茶马古道经商，奢香夫人给予地利之便。
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有当年沈万三发展马帮的遗存，包括放马坪、盐仓、粮仓、故居、染房等。这说明，沈万三在黔中的商业活动，以马帮运输为主。目的地为云南、四川、广西、湖南，更远的可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马帮走南闯北生涯的结果，是促使当地与外界的信息交流频繁，贵州商品经济渐渐冒出新芽。
有学者这样评价：“明朝初年，沈万三来到贵州，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有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收了贵州多民族文化优秀的部分，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杂交文化、商业文化，来推动贵州的发展。”至少，他揭示了西南边陲的人们关注江南豪富沈万三的缘由。
文化，从来是与经济并行不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