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好声音”与昆曲

唐代一个名叫沈亚之的人，写过一篇《歌者叶记》，记载歌者叶氏的故事。他说，元和六年一个夜晚，他在崔莒寓所的附近，忽然听到了一阵阵歌声，似乎是有人在悲伤地哭泣，一会儿又转为欢悦，歌声快要结束时，又再次转为悲悦。这让他久久难以入睡。天亮后他再三打听，才知道那是女子叶氏所唱。十年后，沈亚之在彭城遇见友人崔莒，问叶氏如今怎么样了。崔莒回答道：“前些时候离世了!”沈亚之听闻这个消息，不由为叶氏没有人能传承好声音而深深感慨，于是写下了这篇传记。

说是唐贞元中期，洛阳金谷里有一叶姓女子，在柳恭门下学歌。最初与十几个人一起居住，唯独她唱得特别好。后为去成都，成为率家的歌妓，率氏死后，来到长安。京城的声家听说她擅歌，都相约会唱。当叶女引吭发声时，伴奏的弦工吹师唯恐跟不上，竟然会手忙脚乱。

崔莒是贵族子弟，他自以为家室丰饶，经常大宴宾客，纵乐遨游，花费毫不吝啬。一天，在堂上宴请宾客时，有人告诉他，有一个新来的歌者姓叶，技艺无以伦比。崔莒二话不说，把她请来了。当叶氏放声歌唱时，满座为之惊视。崔莒在长安生活数十年，因为他，叶氏的身价不断提升。崔莒善于周旋，让她免于进入教坊。叶氏为人洁峭自处，虽然身边有不少人百态争笑，她却从未改变自己。

沈亚之的文章顺便记载了秦青的弟子韩娥学习歌唱的故事。以“一歌而林籁振荡，再歌则行云不流矣……能使逶迤之声，环舆而游，凝尘奋发，激舞上下者，三日不止”的语汇，描绘了唐代声家令人难忘的“好声音”。显然，真正的好声音，是应该“能为人悲，亦能为人喜”的。

唐，无疑是一个很适宜音乐家发展的朝代。唐明皇李隆基，当皇帝也许不太称职，因过份迷恋音乐，竟然将琉球国的文书错批给天竺国。但他终究是享誉天下的“声家”。这位多才多艺的风流天子，不仅亲自创作了《霓裳羽衣曲》、《雨铃霖》等名曲，更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推广音乐，扩充教坊，创建梨园。开元二年成立的教坊，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到了中晚唐，教坊仍保持着在内部选拔与培训乐人的传统。教坊乐人实行雇佣制，全面参与民间音乐活动，家庭乐人则有选择是否进入教坊的自由。在教坊与梨园兴盛的年月，常常举办以挑选声家为目的的“好声音”比赛。民间家乐和专业音乐机构教坊之间的互动，大力推动着音乐的发展。

明代王骥德的《曲律》，以曲为脉，记述了音乐发展的源流。他说，“曲，乐之支也……入唐而以绝句为曲，入宋而词始大振，然单词只韵，歌止一阕，又不尽其变。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哓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始犹南北画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从宋元时期的北曲擅盛，转变为明代的尽效南曲，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美善兼至”的艺术风格。《歌者叶记》所记述的声家叶氏，长处正在于此。被誉为水磨腔的昆曲音乐，长处也在于此。

明后期戏曲鉴赏家潘之恒在万历年间所著的《亘史》中说：“吴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动魄也。音尚清而忌重，尚亮而忌涩，尚润而忌燥，尚简捷而忌漫衍，尚节奏而忌平铺。有新腔而无定板，有缘声而无转字，有飞度而无稽留……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名曰昆腔，以长洲、太仓，皆昆所分而旁出者也。无锡媚而繁，吴江柔而淆，上海劲而疏，三方者犹或鄙之。而毗陵以北达于江，嘉禾以南滨于浙，皆踰淮之橘，人谷之莺矣。”

潘之恒分析了南曲流传到吴地后，与本土民间音乐相结合所产生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昆山腔音乐受唐代宫廷音乐和民间“好声音”的滋养，在流布中衍变。即使是吴地音乐，因为水土和风俗的差异，也有所区别。或许，昆曲盛行后的若干年，会出现苏剧、评弹、锡剧、沪剧、越剧等地方戏曲，他已有所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