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着闲中风月”

人的生命，从来就是忙碌中的创造，休闲只是为了更多忙碌。然而，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忙处抛人闲处住”、沈璟的“一片闲心休再热”和屠隆的“手提着闲中风月，一任他乌兔奔忙”，却从正统的功成名就之路游逸开来，于闲处纵情挥洒和刻意经营。

昆曲，就是他们经营的成果。

从闲处诞生的昆曲，恰恰折射晚明的社会生活状态。明中叶以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到明末，阉党与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无法相容。锦衣卫的专制横行，使忠臣良将遭迫害、受株连，“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不少正直之士在政治上失去安全感，随即挂冠避祸，高卧林下，拍曲听戏，一时蔚为风气。

韩邦靖《山坡羊》中如此写道：“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我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汤显祖、屠隆和沈璟等人，正是由于仕途颇不顺畅，遂将聪明才智全都倾注于戏曲艺术。汤显祖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因为一篇《论辅臣科臣疏》直指申时行等人误国行径，震动朝廷，被贬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了个编外典史。一年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面对明末的政治腐败，悲天悯人的县令难有回天之力，心里的愤懑只能借助于诗文宣泄。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终于弃官回乡，结束了政治生涯。这对于他写成“临川四梦”，却不啻是一件好事。

还有袁于令。这个风流才子在荆州太守任上十余年，从未有过升迁机会。监司警告他：“听说你的官署中有三声：弈棋声，唱曲声和骰子声”。袁于令竟然回答：“我听说你的公署中也有三声：天秤声、算盘声和板子声”，于是他的乌纱帽很快被摘除。他宁撰歌曲不为官的信条，却让一出《西楼记》流传至今。“文不幻不文，文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袁于令《西楼记·题辞》中的这番话，为他的创作理论作出了极好的诠释。

屠隆也同样如此。他的《娑罗馆逸稿》中有多首散曲，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了自己的心态：

“手提着闲中风月，一任他乌免奔忙；肩担着物外乾坤，都不管春秋来往。出火坑，总领的一味清凉；离苦海，安稳地喜无风浪。解忧闷，服了平胃散；除烦渴，饮了太和汤。俺想那华清宫，马头残月，倒不如白沙村，牛背斜阳。俺自有胸中丘壑，煞强如名利场。则看你脸上烟霞，原不是公侯相，要买却长生诀，又何须金玉千箱。待踏遍神仙府，刚只用芒鞋一双，有甚商量。”

“俺也曾劝万民，月色星光；俺也曾提三尺，天青日朗；俺也曾祷神明，驱龙禁鬼；俺也曾走畎亩，沐雨经霜；俺也曾草朝仪，冲寒笔饱三冬雪；俺也曾直紫禁，不寝衣熏五夜香。这也是俺为官的理当。到如今早寻个烧残红烛，梦破黄粱。大英雄，苦没个好结局；盛筵席，那里有不散场。”

嬉笑怒骂，任意挥洒，东冲西突，无遮无拦，瞄准社会的溃烂之处，酣畅淋漓地破口骂来，实在痛快！人生经验让他颖悟，历来的大英雄都没什么好结局，自己也尝够了官场的苦味，所以还不如“挂冠归去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板腰章”。一派淡然、潇洒的风度跃然纸上，背后却是锐不可当的锋芒。

屠隆自幼聪慧过人，十一岁便在塾师面前斗胆阅校王实甫的《西厢记》。此后数十年间，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但撰写剧本，还不时粉墨登场，并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他的文学才能得到王世贞、汤显祖等人的激赏。王世贞多次称他为“真才子”。

然而，戏曲既给屠隆带来无尽欢乐，也带来巨大灾祸。尤其是代表作《彩毫记》，这部他四十岁前写就的传奇，几乎成了一生荣辱的渊源。《彩毫记》叙述唐朝大诗人李白借酒醉之态，让杨贵妃为他捧砚，高力士替他脱靴，一挥彩毫，写就《清平调》三章，名震长安。孰料，后来竟因之被唐玄宗谪放夜郎。

说起来丝毫也不复杂。《彩毫记》一经演出，便轰动整个剧坛。当时屠隆已从颍上知县调任青浦知县。因为在颍上、青浦两县政绩显赫，经吏部派员考核，定为治行高等，被擢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没想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万历十二年十月，对屠隆心存芥蒂的刑部主事俞显卿上了一道论疏，称礼部主事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言辞有失文臣体面，还牵涉到戚闺帏。万历皇帝大为光火，不仅将屠隆贬斥，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了职。

从此，明朝官场少了一个乖戾的屠隆，剧坛多了一位卓越的戏曲家。

我们今天看来，屠隆、汤显祖、袁于令他们的作派，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袭了元代文士的余韵。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士人们进身之阶的科举活动被迫停止，知识分子的处境颇为狼狈。他们的才华和学识难得“货与帝王家”，便无奈地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向芸芸众生靠拢，用手中的笔，写出无数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个绝大的变动，阻隔了仕途，却促使众多士人为元杂剧的突进作出了贡献。

元杂剧的深远影响，大致自明代中叶延续至清代中叶。这两百多年，成为昆曲发展的全盛时期。这时候不仅家乐、戏班在各地林立，更有传奇作家不断涌现，他们所创作的戏剧作品浩如烟海。据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晶》《剧品》、姚燮《今乐考证》、王国维《曲录》等著录统计，明、清两代可以定为昆曲传奇的，多达二千五百多种。当然不完全是场头之作，也包括供文学欣赏的案头之作，由于倾注了文士们的政治理想、道德评判和生活情趣，其中不乏佳作杰构——这显然是另一种“旁观者清”。

所谓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也者，是因为昆曲形神兼备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举凡政治、经济、法律、礼仪、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民俗风情，以及服饰、饮食，几乎无所不包。

尽管，昆曲只不过是他们的闲情偶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