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读图时代

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自唐朝的某一个黄昏开始，已经流传一千三百多年。说起以此为题材的《西厢记》，最初见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元稹假托张生之名，表述自己对崔莺莺一见钟情的初恋以及始乱终弃的故事。在《莺莺传》流传了四百年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它将《莺莺传》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改造，张生成为一个多情才子，莺莺则成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女子。到了元代，戏剧家王实甫又将“董西厢”改成杂剧——这便是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是通过戏曲演出、刊印文本、口述说唱等多种方式流传的。明万历年间，传奇创作繁荣，但因为昆山腔兴盛而北曲衰微，许多剧本“不可唱”，呈现案头之作多于场上之作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刊印本的兴旺带来机遇。市场竞争导致各家书坊千方百计彰显特色，以博取读者眼球。诸多刊本还增添了考订、释义、注音、评点，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辨明作者和角色是否可以对号入座的考证资料，或在情节上有相通之处的文学作品。这种情况到了晚明愈发常见。于是，绘图读本（如今称作绘本）应运而生。

查阅历代出版的《西厢记》，发现几乎所有的版本，尤其是1610年起凤馆本、明末苏州存诚堂刊本、1614年王伯良香雪居本、1631年李告辰本等，都附有多少不一、形式各异的插图，甚至有彩色套印的。文学家、套版印书家凌濛初在其天启年间刊印的《西厢记》凡例中这样说道：“是刻实作博雅之助，当作文章观，不当作戏曲相也，自可不比图画。但世人重脂粉，恐反有嫌无像之为缺事者，故以每本题目正名四句，句绘一幅，亦较猎之意云尔。”不难看出，他既是为了契合传统文人认为诗书文字的价值高于戏曲演出的风雅观念，也在努力适应市井读者的口味。毕竟流行是声色之娱的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戏曲观赏要进入一定场所，与许多人一起关注舞台，是相对被动的。不少精彩的演出片段稍纵即逝。而阅读绘图文本则是相对主动的，精彩图画与耳熟能详的情节相互呼应，令人再三玩味。由《西厢记》刊本，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最早萌发的“读图时代”。

有学者强调，明万历年间是绘图读本兴盛的时代，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且各有发展变化的特征。具体地说，《西厢记》的绘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人物刻画，自然是主要角色的形象刻画；二是情节描绘，对整部传奇中核心故事的情节和场景的还原；三是隐喻叙事，主要体现于与人物有关的场景、器物等的选择。

张生、崔莺莺以及与之配合登台的红娘、法聪等人物，是作品的核心所在。几乎每一种版本《西厢记》插图中的人物，作者都倾心倾情，不惜花费极大精力。比如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所作《窥简》，并不直接描绘崔莺莺阅读张生信件时那种急切企盼又忐忑不安的神态，而是巧妙地以偏概全。在屏风的遮挡下，她的裙角显露端倪，至于动作与表情，则经由大圆镜里反射的影像得以透现。画家的巧思令崔莺莺的虚构之像亦真亦幻，亦虚亦实，愈加显现其魅力。处于画面中心的屏风，貌似阻隔了红娘与崔莺莺的视线，恰恰给观赏者开了一道洞察的入口，以满足他们偷窥闺中少女怀春的意愿。这与观看传奇的心态是一致的。

在这幅画作中，崔莺莺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张生来信的信封，上面写有“鸳鸯”二字。鸳和鸯的字体方向，居然是颠倒的。仔细辨咂，恍然大悟在前一折红娘的唱词中，曾有“颠倒写鸳鸯两字”的句子。画家高超的艺术构思，不能不令人为之赞叹。

《逾垣》的构思，与之异曲同工。画面中描绘了三幅意欲翻墙过来的张生图象：月光照出的地面上的身影、水面上清晰映现的上半身，以及隐藏在太湖石后，只从石洞中露出局部的真人。小桥、柳树、花坛，一一点缀在四周。这恰如崔莺莺在戏曲中的描述：“一个潜身在曲栏边，一个背立在湖山下”。虚幻的影像、阻隔的视线，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意。对于观看者，在光影、图影、镜影的交错中，获得了艺术欣赏的快感。“虚境”，原是艺术的佳境。

精妙传神的卷首绘像，是绘图读本刻划人物形象的基础。再经由故事刻画加深内涵、心理端摩加强感知，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饱满而又立体的人物。金圣叹《增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清光绪上海尚奇轩石印本），冠以“绣像小说”之名。绣像一词，显示他对绘图的重视。打开卷首，就可以看见杜将军、法聪、法本、张君瑞的群像。法聪在杜将军和法本和尚的身后露出一个头来，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在《西厢记》中，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游殿》一折，讲张生与崔莺莺在普救寺一见钟情的故事，开篇就让和尚法聪大出了风头。在昆曲舞台上，法聪出场便说：“我做和尚不吃荤，大鱼大肉囫囵吞”。不仅让自己底朝天，连方丈法本也凡心尽显。师徒二人联句，法本说：“静坐禅房深，忽然觉动情”，法聪说：“休要出此语，隔窗有人听”；法本又说：“出家皆如此，休要假惺惺。开了聪明窍，好念法华经。”他们的话语间透露情色意味，不由令观众莞尔，这哪儿是身入空门？

法聪带着张生在寺内四处游玩。一切戏剧效果由念白引发。他说，某日观音菩萨生日，一个测字先生到来，一字一铜钿。一位娘娘掏出十七个铜钿，买测字先生十七个字。测字先生说道：“俊俏一娇娘，打扮西施样，三寸金莲小，横量。”

又说到写诗。先是读书人写了四句打油诗：“哼哈二将丈二长，身披铠甲气轩昂，一个肚皮笆斗大，一只鼻头尺二长。”随后来了个卖烧饼的，也有四句，居然连缀了起来：“哼哈二将丈二长——干面做的，身披铠甲气轩昂——芝麻粘的，一个肚皮笆斗大——豆沙馅的，一只鼻头尺二长——吃素吃的。”

法聪的一连串台词，无不逗人发笑，几乎就是《笑林广记》。诸如老虎也怕和尚的化缘簿，“周夫子”是“周仓的爷”等，尽情张扬世俗的情趣，恰恰又出自一个和尚之口，对于假正经假道学的出丑、嘲弄，丝毫也不怜惜。昆曲《游殿》一折的许多内容，王实甫原稿中是没有的，后人将此不断演绎。尤其是法聪一角，成为昆丑技艺的经典。难怪金圣叹竭力赞誉《西厢记》乃“天下之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

张生与崔莺莺这两个寄居在荒郊古寺中的俊男靓女，情窦已开，思春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离开家乡，来到清静的佛门圣地，每天闻听暮鼓晨钟，生命之泉的涌动愈加不可遏抑。在这种状态下，最怦然心动的，无非是异性的音容笑貌。他俩既是表亲，又有救护之恩，一见钟情便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了。何况，在普救寺里，法聪根本不是一个死敲木鱼的和尚。他与师傅法本也通解人性，也向往男女爱情，只不过无法突破出家人的戒律罢了。他给张生所讲的一切，其实是铺垫。谁也不用怀疑，张生、崔莺莺两情相悦，完全是上天的撮合，至诚至美。

值得一提的是《西厢记》绘图读本，十分注重“图文合一”。所有绘图，无不借助于戏曲情节而形成的叙事脉络，不论是对故事发生场景的再现，还是对重要事件的描绘，都互相映衬。这是很值得今天的绘本画家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