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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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诗集》是梁辰鱼诗歌的荟集。人们历来关注他的传奇《浣纱记》，对此研究甚少。殊不知他的诗歌不仅记录行踪交往，体现性格意趣，成为文学成就的标志，也可探究他创作传奇《浣纱记》时的心路历程。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梁辰鱼西游湘、鄂、赣等地，见识永嘉、括苍诸名山的壮游，对于他的人生，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甲寅感怀二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南游永嘉、西游湘鄂之际。其一：“离离禾黍半秋原，落日烟中见晓痕。晋世铜驼荆棘满，石家金谷水云屯。白头空作江南赋，青草谁招塞北魂。时事惊心卷帘坐，戎葵花落又黄昏。”其二：“满郭繁华尽草莱，金阊亭下晚潮回。黍离故国向谁问，麦秀芜城只自哀。此日燕归空有树，当年鹿去已无台。凭高一望千山暮，零落碧云天际来。”在行屐匆匆，饱览大好山河之际，梁辰鱼内心竟陡生悲凉，发出故国今不如昔的怨愤。眼前如画的景象，引发出他对都城的慨叹和对故乡的牵念，胸中的情感用“荆棘”、“惊心”、“自哀”之类的词语，已表达不尽。黍离的意象，悄然呈现亡国之痛的美学内涵。也许他已开始思考，如何将一部以西施、范蠡的悲欢离合为线索的传奇，写出吴越两国兴亡史，抒发深沉的黍离之悲。《浣纱记·擒嚭》一折的道白：“千载吴宫皆禾黍，叹故国已无主”，《泛湖》一折小生的唱段：“路岐，城郭半非，去故国云山千里。残香破玉……沈醉，断送苏台只废基”，其深沉意味，不正与他的诗句异曲同工？
诗集中还有很多诗可作印证。《三闾大夫墓》这样写道：“山木渚云边，春风哭杜鹃。泽兰犹有奠，碑石已无年。世主空妨谏，孤臣不自贤。羁魂何处吊，空诵大招篇。”梁辰鱼祖籍河南大梁。身长八尺余，眉虬髯，好任侠。家有华屋，专门接纳四方奇士英杰。无疑是一派北方人的性格。这位望族后裔偏不屑于功名，醉心于将昆山腔新声应用于传奇，啭喉发响，声出金石，“一第何足为轻重哉”。见到了三闾大夫屈原的墓，情感之潮却怎么也无法阻拦。诚如他的好友戏曲家、文学家屠隆所说：“伯龙既长丽情，复多旷度，身有八尺之躯而家无百亩之产，入媚其妻子而出傲其王侯。故天壤间何可无斯人，何可无斯语！”
《鹿城诗集》中有感遇二首，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自视颇高，不愿阿谀权贵的性格。其一：“物类既自殊，人性亦不侔。举世贱丘壑，尔独轻王侯。”清楚地显示了他孤傲的性格。其二，借助于与燕石一起搅混在泥尘中的良玉，表达卓尔不群、出污秽而不染的心志：“……虽荷清庙赏，雕琢失其真。向无卞氏知，千载甘沉沦。至今荆山阳，精光犹嶙峋。”
东汉末年有一首民谣《董逃歌》，叙述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导致老百姓遭受流离失所的惨状，表达了人们对于董卓的痛恨与憎恶。唐代诗人张籍、元稹和南宋诗人陆游也先后写过题为《董逃行》的诗词。梁辰鱼在同样的诗题下这样写道：“东京全盛称洛阳，王侯宅第遥相望。陇西太尉恣杀掠，满城飞失双鸳鸯……董逃董逃向西所，江左孙郎猛于虎。持茅者谁乃布尔，黄金散尽空郿坞。膏销骨尽复扬灰，不如邙山一抔土。”从含泪带血的伤痛，直面悲剧的愤慨，解剖历史的深思中，已不难看出，梁辰鱼的内心世界，始终萦绕着历史兴衰、国家成败的黍离之悲。他对于吴越争霸的思索，远远超越那些汲汲于功名的读书人。《浣纱记》只不过是他借助某个历史题材，对悬解的疑问作出回答罢了。
梁氏家族出自河南大梁（今开封西北），是十一世祖梁仲德任昆山州官时，从河南迁居昆山的。梁辰鱼的性格中，既有北方人的爽直豪强，也有江南人的温厚深邃；既有义侠的勇武担当，也有文士的倜傥风流。昆山腔从来就是纡徐委婉，充满了阴柔之美的。他深得其中三昧。笔下的作品，《浣纱记》以浣纱女西施为主角，《鸳鸯记》、《红线女》、《红绡记》等传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侠肝义胆的巾帼英雄，也有神奇色彩的仙界女子；既有纯洁娇憨的怀春少女，又有细腻温婉的闺中思妇；既有重情的底层女子，也有孤独的深宫怨妃，甚至还有年华已逝犹未嫁的女性和少数民族女性。他用自己的笔墨，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女性世界。以改良后的昆山腔为文化轴心，渗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追寻自由的情怀，使他对女性世界充满关怀、体谅和同情，并且长久、自觉观察、描摹、刻画她们个性迥异的舞台形象。这些形象的展现，促使昆山腔异军突起。
《鹿城诗集》中还有不少作品刻划了你侬我侬、缠绵悱恻的情爱。比如《纨扇》：“朝来两蛱蝶，分宿花房雨。纨扇亦多情，拂尔双飞去。”纨扇在这里何等善解人意，让蛱蝶尽情地双宿双飞，不受任何羁束。清商曲歌辞在“吴声歌”的标目下有《子夜歌》十二首，每一首都巧妙地传达了深闺女子丰富的内心世界：“邂逅得逢郎，念郎别来久。倏忽脸双红，不是饮卯酒。”“欢别在咫尺，欲去何徘徊。始知恩爱深，多从怨中来。”如吴歌一般通俗易懂，却在责备嗔怪中，流露出火辣辣的情愫。
他还写有这样的诗句：“暑极解衣卧，垂帘不掩门。欢来即共枕，不嫌侬无裙。”“掔衣未结带，逢郎窗下来。曲房无秋风，罗裙忽自开。”假如不是用情色的眼光对待，那么可以体味，这些直率的诗句恰恰是青春生命之花的绚丽绽放。江南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与梁辰鱼钟爱的英雄西施、红线女、红绡女是一脉相承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家国情怀使然，也是他滋生黍离之悲的一个缘由吧？
梁辰鱼的助推者
俞允文，字仲蔚，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在家乡昆山，俞仲蔚的诗歌与归有光的古文、张子宾的制艺（八股文），曾被誉为“昆山三绝”。
顾章志（顾炎武的曾祖父）在俞允文逝世时，写下《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君稍长即游心文艺，然雅不好举子业，唯喜读古文辞，及临摹法书，作为歌诗，极力模拟古人，动以晋魏为法，大历以下弗论也。间出惊人语，即为人传诵。尝戏作《马鞍山赋》，人争称之。”写《马鞍山赋》为人称道时，俞允文才十五岁。后来著有诗文集《仲蔚先生集》、《俞仲蔚集》、《名贤诗评》，并编纂诗文集《昆山杂咏》、《荆溪唱和诗》。有人评论：“诗文足与‘七子’比肩，书法可与沈（周）文（征明）方驾者，当推俞允文一人而已”。
当时的文人士夫，不论在朝在野，都愿意与俞允文交往，常慕名前往昆山，以一会为快。然而他不喜科举业，身体又多病，三十五岁就归隐故里，在昆山城区一座小楼上专事文学、诗词、书法研究，过着清雅的日子。
俞允文是梁辰鱼的姑夫，比梁辰鱼年长九岁。尽管是长辈，但因为彼此年龄相近，志趣相投，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据《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载：“薛学闵，字君叔，工诗文，与俞允文、梁辰鱼辈相切劘，教授生徒，不计修脯，惟以造就后学为事。”在俞允文写给梁辰鱼的不少诗文中，不难看出这位既是长辈又是朋友的姑夫，对梁辰鱼十分关心，并给予厚望。梁辰鱼迷恋戏曲演艺，不钻营仕途，显然与之如出一辙。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年轻的梁辰鱼离开昆山，经历了一次西游湘、鄂、赣等地，见识永嘉、括苍诸名山的壮游，最远抵达荆门以西。俞允文专门写诗为他送行，并感慨道：“伯龙素有奇兮，千里之游，若在足下。”他的诗集中有多篇诗作，是为梁辰鱼壮游而写的。梁辰鱼也回赠了不少诗作。在《游庐山北境天池上方寄俞仲蔚丈》中写道：“南游数千里，名山遍行迹。弥节浔阳城，翕然理轻策……惭余海滨士，蚤岁多困厄。繁礼走尘容，诸情滞精魂。迩来见禅机，始悟人世窄。何当来此山，同预名僧籍。”在长辈兼诗友面前，他吐露了复杂的内心世界。
梁辰鱼酷爱戏曲，不仅潜心在文辞典雅下功夫，十分讲究曲词的艳丽，乃至与郑若庸、张凤翼、梅禹金、许自昌和屠隆等人，形成“駢俪派”（即昆山派），风靡一时。自己也在传奇创作中将无限情感倾注于女性形象。昆山派主将张凤翼与梁辰鱼的相识，其实是俞允文作的媒介。
张凤翼祖籍安徽濠州，明代初年才搬到苏州居住。他的曾祖父张昶，好读书，能文章，著有《吴中人物志》名闻遐迩。父亲张冲做生意，为人很有些豪侠之气。张凤翼和他的弟弟张献翼、张燕翼，在少年时就以诗文博得了比他们年长五十多岁的吴中才子文征明的赏识，他们和文征明有诗文交往，所以名动一时。
俞允文和文征明以及他的儿子文嘉，也结下了深厚友谊。俞允文多次为文征明的画作题诗，文采斐然，冲远萧散，与文氏画作相得益彰。这也成为俞允文和张凤翼成为好友的重要因素。
张凤翼是一个多产的剧作家。所著传奇有《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灌园记》《扊扅记》、《虎符记》等。他还擅长作曲、擫笛，拿起曲笛吹奏起来，笛声清越宛转，足以压倒众声。梁辰鱼甫一与之相识，就引为知己。他发觉，张凤翼的曲子有不少改创的成分，这跟自己不断琢磨的昆山腔新声相近，很能激起共鸣。
无疑，梁辰鱼在戏曲舞台开创昆山腔新纪元，并非单枪匹马。他有不少助推者，姑夫俞允文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被研究者有所忽略罢了。
原载《寻根》杂志202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