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人余怀的三吴之旅

三百七十年余前的四月初一，南京文人余怀，乘坐一条当时堪称豪华的游船，从桃叶渡出发，一路东南去往华亭即今天的上海松江。他的游船上满载着书籍、纸墨、戏装以及酒瓮。这次三吴之旅，来回有八十多天，为之他写了一本《三吴游览志》。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秘藏，死后偶然被人发现，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里流传，后来收到他的全集里，让我们得以阅读，并为其真实而感慨。

当年只有三十三、四岁的余怀，才华横溢，却生不逢时。他似乎觉得家居不乐，驾言出游，便能够逃避严酷的现实。正是清顺治七年，作为明朝都市的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余怀的脑后也不能不拖一根充满了讽刺意味的辫子。带着一颗怀恋旧朝的心，以一天一地的速度，依次经过句容、丹阳、武进，很快抵达苏州。

他在苏州差不多逗留了六七天。尽管一年前曾来过苏州，仍乐此不疲。歌馆曲院僧舍道观，到处都留下足迹。访友，猎艳，拍曲，风流自不待言。余怀是迷恋昆山腔的。他在《板桥杂记》中记载了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等秦淮名姬的轶事，还谈及男姬张魁。苏州人张魁，年少丰姿，与南都府佐徐公子有断袖之好。张魁去拜访他，被门官拦住，还口出亵语。徐公子听说是张魁，立即迎上前来，留他在官署中，两人欢好无间。乃至把家搬到桃叶渡口，与妓家鳞次栉比的旧院为邻。连笼中的鹦鹉看见他，都叫道：“张魁官来！阿弥陀佛！”张魁擅长吹箫度曲，打马投壶，令所有人都接受他。

战乱后张魁回到了苏州。吴中轻薄少年看见张魁，或揶揄，或诋毁，使他陷入了穷困。有人见他可怜，赠予资金，让他前往宜兴、长兴山中贩岕茶，获得的利润还颇为丰厚。但是张魁生性散漫，更不肯改变在金陵旧院所养成的习惯，钱财一到手就全部花光。年过六十，仍然只能以贩茶、卖芙蓉露为业。几年后张魁路过金陵，歌台舞榭早已化为瓦砾之场，他站在板桥边吹响洞箫。矮屋中，一个老姬开门出来说：“哦，这是张魁官的箫声哪！”他闻听后，竟忍不住久久呜咽。又过去数年，张魁终于穷困而死……

很难说得清，余怀在张魁的身上寄托了何等复杂的感情。

离开苏州去华亭（今松江），中途得经过昆山。清明时节，天气晴暖，繁花似锦。在苏州邀约朋友王公沂陪伴他，沿娄江东行，午后缓缓进入昆山塘。完全是巧合，当他推开船窗，品茗远眺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无比惊异的镜头：一位女郎在船上划桨，“鬓发如绿云，美姿容，衣罗衫，弄手腕荡桨，翩若惊鸿，杳不知其所之。”他的目光被牢牢地吸引住了，难以转移，竟情不自禁让游船往前追了一阵，实在追不上，只好怏怏作罢。随后他写了一首《昆山女郎荡桨歌》。末尾几句是“树上啼鸟销我魂，几家流水绕孤村。停桡夜写洛神赋，何处春风无泪痕。”真不愧是一个多情种子！

有人说，余怀写罢《三吴游览志》，特意访问吴伟业，请他为之作序，是有其深层政治内涵的。就在这年春天，江南文坛盟主吴伟业倡议江南十郡名士作三吴之游。或许，余怀是以实际行动推动吴伟业再度掀起反清高潮。事实上，吴伟业一生最值得探究的，是他与王时敏为百姓安危着想，避免重蹈“嘉定屠城”的覆辙，开太仓城门降清。有人认为是明智之举，有人却唾骂他屈膝投降，毫无气节可言。

游船顺利到达了华亭。《三吴游览志》中的一段记述称，他与二十多个男男女女朋友，在街头轰饮喧歌，无拘无束地闹了一整天。随后，有人发现他居然独对刚刚被砍伐的沿河垂柳，神色肃穆，涕泪涟涟，从早晨一直呆到傍晚。人们对这样的举止无法理解。这倒是跟昆山文士归庄挺相像。归庄在游览名山大川时，凭吊古今，很容易动感情，总是禁不住放声大哭。别人看见了，不知道为什么恸哭，都说他奇怪。可是归庄旁若无人，自管流他的眼泪。

花酒风月、伎乐歌吹，让余怀的三吴游览涂抹上了靓丽的色彩。这位南京文人一路上收获的多是朋友、伎乐、美色。其实在世俗欢娱的表层下，他内心的河山之痛如暗潮汹涌，灵魂深处的创伤难以平复。

抵达昆山的第二天，他的游船曾经过菉葭浜。这里有他认识的朋友赵仲衡。“仲衡，昆人，教授村塾，兼善医，足不入城市。去年经过此地，闻苇帘内读书声，披帷访之，布袍草屦，古风蔚然。携樽柳下，出茶笋相供……”时隔一年，重访赵仲衡，岸亭还是昔时模样。当夜，儒雅的赵仲衡被邀请到游船中去谈诗论道，欢喧了半宵才算告别。余怀很怀旧，喜欢剪烛西窗，散漫任性的生活，偏偏可遇而不可求。

入清以后的余怀，在南京家中以诗酒自娱，与满清统治者既不斗争，也不合作。家里的财产在战乱中难免遭受损失，但尚算殷实，足以支撑他数十年间始终不事稼穑，放歌纵酒，游览美景，出手还称得上阔绰。只要有机会，就去丝竹重整的秦淮旧院听曲。有人说，他的出游是凭吊山川胜迹，谒访海内耆旧，以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借此忘却现实，也算是对当局的一种软抵抗。

其实，余怀的内心天地，比人们想象的更深邃。他说，自己之所以写《板桥杂记》，是“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周旋于官僚文人之间。他的三吴之行，不是沉湎于戏院雅座，就是留恋于妓院床榻，嬉笑怒骂，放浪佻达。与此同时，却又写下慷慨激昂的诗句：“是岁庚寅吊楚湘，满船箫鼓泣高阳。云旗出入斗山鬼，兰佩分明隔帝乡。续命有丝人寂寂，问天无语路茫茫。水深浪阔蛟龙恶，空使招魂一断肠。”字里行间透现余怀孤傲的品性。温山软水并没有抚平心头的伤痕，恰恰以更直观的方式唤醒了故国之情和蹉跎之恨。

《三吴游览志》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天，显然是知道余怀要去华亭，有客人拿华亭陈眉公（陈继儒）的册页前来求售。余怀不仅拒绝，还讲了一番十分尖刻的话：“此老纯盗处士之虚声，以为终南之捷径。言无足法，行有可疑。今墓木拱矣。佘山一片石，急需倾百尺瀑布以洗其辱。”对名士陈眉公的批评超乎想象。客人不甘心，又提起陆机、陆云。余怀笑道：“二陆浮华文士，裙屐少年，助臣伐君，卒婴讒戳。华亭鹤泪，千古贻讥。”对彪炳史册的二陆如此评价不算，在列数六朝诗人石崇、潘岳、谢朓、鲍照、沈约、王俭的弱点后，又说：“凡今人之所艳称，皆古圣之必黜也……悠悠斯世，其谁与言！”

余怀是站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的。纵情声色、乖张放任，无非是他忘却政治苦痛的方式。也许，处于天崩地坼的时期，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恰恰更入木三分。这就是吴伟业在序言中所谓的“余子汗漫寥萧，玄情绝照，虽陶写于丝竹，总无损其神明”吧？

自松江返程，经娄东（太仓）进入苏州，友人邀游灵岩山。这顿时触发了余怀的故国之思。“吴王雄风，西施艳色，歌舞馨香之处，千载令人神伤。往读《吴越春秋》，观吴之骄奢淫丽，知吴之所以亡；越之忧愁幽思，知越之所以兴。自今思之，宁为吴之亡，不为越之兴也……余因极论古今亡国，皆奸臣之由，非人君之故。以古镜今，朗如龟鉴。追论误国之奸，怒冲伍胥之涛矣！”千百年前的历史，早已被人咀嚼。让余怀领悟的是“兴亡俱有泪，往事不堪夸”，“英雄儿女恨，千载令人悲！”作为一个前朝遗民，最令人悲怆的，莫过于对史是的反思。

风流与悲怆，贯穿余怀的三吴之旅，也构成了他人生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