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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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诗歌的心事中》论著中这样说过：“当代文学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渐渐失去了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越来越少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胡礼忠就是这样一个执着而探索的诗人，是一个个性张扬、胸有激情、正义、具有真才、真诚、真挚的诗人，曾获得第五届中华“宝石文学奖”。他的诗歌大气磅礴，奇诡而哲思带着明显地域文化特征时又有一种神性的超脱，贯穿着对后乡土时代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反省、感悟与冷峻思考。他诗篇中的故土，是他个人关注的乡土，也是对整个后乡土时代人类乡愁找寻的抒写、及深刻反思人类文明史时对人与家园、与根、与自然重大主题的深度发掘，是诗人对人类命运及其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诗性关照。
诗评家向笔群曾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从自己的故土开始的，抵达与返回就是一个优秀诗人的宿命。”胡礼忠是传承着这种写作精神自觉的一个诗人，后乡土时代“乡土”成为他诗歌的主要色调。他力图将他所处地域进行深度的文化审视，从中寻觅出一个地域的民族文化实质，而又完成一种精神的皈依与超脱时获得一种普世价值。乡土成为他始终放不下的精神支柱。他总是通过一些诗歌的意象，注解他内心的诗歌世界。“胡礼忠就是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里探寻诗歌的因子，表达对母亲河的崇敬和礼赞，他已经超越了一个地域诗人的心灵世界。”[1]43岁才开始写诗的他，在诗歌沃土中耕耘了十四年，像一匹黑骏马，在诗歌创作上展露着他惊人的才华。评论家李道生感慨：“巴人河，你究竟是怎样一条神秘而伟大的河流，怎么就能够孕育出胡礼忠这样纯净而激情的大诗人。”[2]
《乡愁安魂曲》是胡礼忠继《巴地荡千觞》后近三年倾力打造的诗歌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品。我想，这本诗集的内涵及精神世界，映证了胡礼忠作为土家族诗人的一种精神传承。他在诗集后记中写道：著名土家族学者蔡元亨说：“神理创造上大胆和狂妄，潜移默化成颠动历史的人性颠狂，这就是土家的文化精神。”[3]他的诗歌所秉承的精神气质，表现着他对于后现代乡土焦虑、失落、希望时的大爱和审美，传达“乡愁”世界的诗意方式、诗性的领悟力与想像力；领悟着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独特诗性智慧，使后乡土时代呈现出神奇、和谐、神秘、理想的诗意之美。作为一个后乡土时代个体（诗人），面对乡土、诗意中的乡愁，虽生命有限，却赋予了人类生活的神圣、普世价值和永恒的意义，彰显了诗人作为一种生命的极致态度和人文理想，在真善美不懈追求中让生命迸发出创造性光辉。
一、一些评论家对胡礼忠后乡土时代诗歌品质的判定
当我在读胡礼忠的文本时，同时接受了一些名家对他诗歌的评价。胡礼忠生活在楚蜀、巴地，汉文化交汇融洽的鄂西，地域内呈现独特的山川人文精神气质，神秘诡异的北纬30度，楚巫文化，屈原、竹枝词、田氏诗派；现代乡土诗人饶庆年、后乡土代表诗人田禾、土家地域诗人刘小平等的创作影响，足以说明精神根脉内在纬度、外向纬度的民族性时代性跟进。加之他的诗歌创作又得到诗歌界前辈、名家指导，其诗歌品质独特，有系列作品2013年至2017年连续五年入选《中国诗歌选》。
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阿红题赠他为“土家诗人“，并在他首部诗集《清江流歌》中题赠“清江流歌传九域，旭日灿意辉八方”。评论家蒲亨享说：“胡礼忠诗歌醉意的生命情态，是最贴近胡礼忠诗歌本质的艺术特征。”[4]胡礼忠诗歌力图完成一种诗歌对生命本身的超越。“醉倒后的脚步/逐渐走远的地方/又走来了一群虔诚的诗人/寻找那壶千年老酒/今在何处而醇”（《施南城 在这里》）。胡礼忠诗歌飘逸、诡异、雄奇而又闪现着中原文化的那种厚重、端庄与大器的巴楚文风，深情呵护着本民族精神文化的酒性、根性、神性的温情的诗歌文学话语，展露着阳光般的诗歌语言质感，抵达了一种无我之境的诗意狂欢。著名评论家卜一说：“胡礼忠以鹰入诗，以本民族的文化根性和时代的悲悯情怀展示着他诗歌领地的独白与倾诉。”[5]巴地与清江是胡礼忠诗歌生命的原乡，跪拜人类的乡土是胡礼忠诗歌生命的诗行，鹰是胡礼忠诗歌的精神翅膀。对生命本土的敬畏、礼拜，本质就是对本民族文化根性的一种追寻和守望。胡礼忠的诗歌生命钟情于此，痴迷于此，癫狂于此。读他的诗，总给人以阳光、希望、蓬勃的生命质感，难怪他的诗意张扬到“我想 我就在这里垒窝后/然后/放飞我/苍凉而壮美的诗行”的创作境界。青年评论家杜李认为，胡礼忠在生活中极容易获得生命冲动的营养和灵感，极容易以己之心体合“天地之心”而形成“天人合一”的诗性精神。[6]“是沧海桑田的沉思/是日月精华的灌溉/该长的都长了/历史再未发出新芽”（《梭布石林》）胡礼忠诗歌在巴楚文化精神外势的诡异雄奇中获得生命冲动的营养，在体合“天地之心”而形成“天人合一”的诗性精神中找到了自己时代悲悯情怀突围的方向。
我以为，除了以上评价，胡礼忠诗歌创作还通透着后乡土时代原乡记忆的精神主旨。在拥有“文化乡愁”品质的同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后乡土时代浓浓的“乡土文化乡愁”。
二、对胡礼忠后乡土时代诗歌经典诗句的解读
谢有顺说：“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胸襟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空间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7]我在读胡礼忠的诗歌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并如饮烈酒、美酒和陈年佳酿，我在“醉”中读到了他诗歌的神韵。他的诗歌继承了前乡土时代诗歌和从中国《诗经》以来传统诗歌的品质。他写的“乡愁”，是古往今来诗歌永恒的母题。正如柳倩月教授所评述的那样：“抓住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乡愁’这一时代主题。”“听虫鸣掏空故乡所有的寂寞//何时一棵古树让虫蛀成了树洞/空村凶悍的名词象蛆嚼时光的虫子……老宅里的柱檩成了虫子的天堂//恍惚在梦里就一松手/我童年的天空悄然无声一片空白……（《老宅的额头上荒草抵足而眠》）。诗人用虫鸣、童年时的记忆及当下乡土的现实，让“空村”“虫子”“天堂”等意象表达后乡土现实及精神焦虑与寻找，思考我们肉身和精神寄居何处？这是《乡愁安魂曲》把我们带入后乡土时代深处的动因。
在诗人笔下，竹海、水、山路、冬思等等意象变得更加丰满而精神充盈。他写竹海：“在南方/我千百次抛出钓竿/每次都误伤南方的鱼鳞/连回忆都垒起绿色的伤疤（《五月 南方的鱼鳞》）。他写故乡缺水：“我的家乡什么都好 像画/仙居通风采光 也天人合一/包括我这容易怀旧和伤感的人/在喧嚣过后万不得已//经常诘问 我做不了城市的庄稼”(《仙居处 我求画家画水》)。他写土家族地区药王庙：“当神祗降临 开始准备思想 将一切乌有/让思想经过望闻切诊 接受秘方剂量的增减/把心掰开 让药王庙钟声灌顶的猛药 给世人喂食”(《让药王庙钟声灌顶的猛药 给世人喂食》)。他写“山里人 一生读山/直到死后/让山读懂”（《祖坟》）。他写“冬思”：“朔风如刀/斩断九天的喉管/流苍凉的血/鹰是天空中的石头”（《冬思》）。他写爱情：“愁愁江南雨 愁愁江南女/透明江南女 透明江南雨/相思节节长/爱恋寸寸生”（《相思的竹》）。诗人对故土痛彻于心，汲取民歌营养，及至于人生存生活状态的感悟，写作时发于情，体现于诗，巧妙运用陌生化语言技术，将意象群落组合到极致，从而对“后乡土”抒写从形式与精神上达到契合，让诗歌充满对现实乡愁寄予及对现实批判浓悠的抒情色彩。他诗集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我认为，他的诗歌创作在中国当下尤其在后乡土时代是一道风景线。像他组诗《五月 杨梅的故乡》《香城风景》《木耳山茶韵》等，无不显露他的诗歌才华和洋溢的诗歌精神价值。
文学具有地域学意义，“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成其所是——意味着：参与到敞开之境及其敞开状态中，每个仿佛与之俱来的存在者就置身于这种敞开状态中。”[8]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鲁迅的浙江绍兴等，在他们眼里无不是地域学写作的高成就范例。我认为，胡礼忠正是在践行着本民族后乡土时代诗歌写作成功的尝试。
三、胡礼忠后乡土时代诗歌创作的精神价值
我认为，后乡土时代乡土诗歌创作，是相对前乡土时代诗歌创作而提出来的，是前乡土时代外延和内涵的拓展，是二元文明对峙中乡土空间的维度变化、乡土所处时代人心理维度变化。人们离开他的原乡（但也是新的乡土开始）回不了乡、无乡可回、不愿回乡，而在异乡的“根”又有漂泊不定的感觉。此时有了这个生存经验、体验，或试图寻找这种维度写作的诗人，我想应该是后乡土时代诗歌写作的特征。其价值在于，诗人心中的神性要度量自身精神维度，而诗性和神性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土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尺度”。按其本质存在测度“人的栖居”。天空、大地、时间所共属的那个精神维度和共有的精神价值所仰望时写作的高度和难度。
这些年来，我觉得后乡土时代的诗歌创作，一直还缺少一种境界，即有一种与时代滞后、永远不能接触人类精神主题的病态。一是一些作品没有深入当下农村现实，未真正“精神还乡”，呈现出一些无病呻吟的表现；二是拘泥于民俗风情和文化乡愁的题材，没有创新精神，拘囿表象，守成不变；三是写作同质化，过于注重意象的反复复制和修辞，以及简单泛滥的悲悯情怀，写作视野不开阔，缺乏批判视角，没有抵达历史的深处。胡礼忠没有拘泥于俗套的叙写，不是“田园牧歌”和“文化乡愁”的自我怀想，不是“小我”的“精神返乡”和守望，而有一种“大我”的家园意识，他笔下有一种超然的乡土情怀。胡礼忠的乡土意识不是狭隘的，他笔下的乡土“意象”，通过意境的深化、异化，让物象层面进入精神层面而具有一种普世价值，是他的创作成功之处。他的一些作品可上升为精神层面的符号，给人在后乡土时代的焦虑症以心的抚慰；也读到他后乡土世界镜像中的生机与希望。
“乡愁”在他的笔下常常发生了变异。他在《一个民族心中的钟摆》中写到：“一幢只有老人的木屋/火铺上有拨火的棍子 铁三脚/他望着 籽木灰里的红苕 土豆/玩着躲迷藏的游戏 拨火棍下若一群顽童/他们是老人捧大的儿女 和望大的孙子/老人拒绝进城 常说 已有老木 老衣/住城 住城死了连些鬼都不熟”。诗中“老人”“孙子”“老木”“老衣”“鬼”等寻常词汇下掩盖精神内涵。诗人在平常的语言表象驾驭下，突兀二元文明紧张对峙中对故乡物事变化时的苦闷，在伤感煎熬时悟到了孤独的笔下倾诉时带给灵魂的追问、抚慰与超拔，完成对田园消失的安抚及对精神家园的寻找。
诗人的走笔中，从生命原乡开始寻找，不断通过故乡和他异地居住的地方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内寻找差异，完成诗人与乡园的一切对话，从老宅、村庄及村庄内物事，让虫子、山路、水、雪等，成为他物象生动表达符号，演绎乡愁在当下时代的行进中精神的异质性。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无论怎样发展的形势，中国能消灭乡村吗？不能！现在的乡土不过是标示了新的时代定义下的性质。所以，诗人笔下的乡土，是诗性的乡土，是神性的乡土，是有希望和理想的乡土。
孙绍振说：“因为人类在自然界承受着生存的压力，科学求真的价值和实用求善的价值自发地占着优势。二者都是理性的，审美价值则是既不科学也不实用的，自然处于被压抑地位。正因为这样，科学家可以在大学课堂成批培养，但艺术家不能。只有那些少数情感审美价值强大到可以很轻易超越科学的真和实用的善的人，才可能将情感的美与之错开，构成艺术形象。”[9]这也许是诗人们在突破和不断成功着的尝试。
前乡土时代从漫长的封建时代过来，那时人们的家庭观念和土地观念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人们骨子里没有失去土地之痛和思念故土之痛，只是通过战乱远离他乡、漂泊他乡这种情感来串联。而后乡土时代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地域空间的隔离，让人不仅在身体上与故土移位，而且精神上产生移位，甚至只有一种精神上的牵连，再无实际牵连。当在精神上已经背离了乡土的人们面临这种情感与后乡土时代精神的割裂时，诗人笔下不断实现物象到心像转换，源源不断有诗作。“进城了 都进城了/谁能挡住这呼啸的潮流/老屋急得一身空旷 一身枯瘦”（《飞翔，可是一个周天的行程》），“心中的老宅已让雨声淋湿 坍塌得一塌糊涂/在沉沉的梦中 历史的开关已经锈掉/我再也无法启动 乡愁破旧的马达”（《再也无法启动，乡愁破旧的马达》）。诗集五辑中他笔下的“乡愁”为什么成为“钉子”，又为什么成为“花事”及“风景”等，成为人的附骨之蛆？诗人写到：“春的花茎上时时灿烂花开/都是大地顺运而生的孩子 有了胎盘与脐带/紧连着挚爱的土地 衷爱的方言 及民族的森林”（《我高兴 三月有了春风和花事》）。诗人把握“乡愁”的真实及对后乡土的前景充满希望，城市的喧哗与村庄的静寂、花事灿烂与冬季的雪野肃穆、老去的故园与新生的期望，都汇聚于诗人真挚深情的笔端，从而加深诗人对后乡土时代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加深演绎乡愁酣畅中达到安魂的诗歌精神效应。
在“我们已经回不去的故乡”里，我们与故土日渐疏离，在这样的生活背景和语境下，乡土诗歌创作是守望还是突围，已经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时代性困境。后乡土时代诗歌创作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乡愁安魂曲》中，或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答案。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乡愁，是与生俱来的胎记，是诗人诗歌生命的脐带，它深埋于故土。只要有乡村的存在，关于故园和乡愁的情感与思考就永远会陪伴着我们人类。可以说，《乡愁安魂曲》力图创造后乡土时代诗人心中的理想国，诗人更是从诗意栖居的图景中为他的后乡土家园写下了诗性乡愁的民族志，从而诗人也完成了后乡土时代写作的奉献和突兀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向笔群.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 [M].航空工业出版社.2013.9.84页。
[2]李道生,刘月.胡礼忠诗论—巴人河里纯净而狂放的诗人[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bdb56f0102e50s.html。
[3]胡礼忠.乡愁安魂曲[M].团结出版社.2017.6.257页。
[4]胡礼忠.巴地荡千觞[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8.254页。
[5]胡礼忠.清江流歌 [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8.1页。
[6]杜李.中国强劲的民族歌手[J].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2.121页。
[7] 谢有顺.诗歌中的心事[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3.53页。”
[8]海德格尔，丹明子. 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7.49页。
[9]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