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路

我家里珍藏着一口陈旧、笨重的木箱，几次搬家，我都舍不得扔掉它。那是伴着父亲荣辱一生的物品。每次看到，总勾起我对父亲无尽的忆念和对岁月的深深反省。

1940年，我的父亲出生在清江岸边。我家祖上因逃荒避乱从湖南岳州迁徙到恩施，到我爷爷那一代，还是当地当时典型的贫农家庭。饥寒交迫伴随父亲成长。在父亲五岁刚能领着两个同胞妹妹玩耍时奶奶改嫁了。可怜的父亲八岁起就跟随我爷爷在富人家里做苦工，只要有顿饱饭吃，父亲感觉再艰难的路也能走得下去了。

经参与土改等锻炼，解放后，根红苗正的父亲做过县交通局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县革委会“外调”天南海北三年多，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迫害过谁。倒是因保护了十几个好人，父亲成了挨整的对象被下放到贾平农场劳动改造。1973年，平反昭雪之后，识字不多的父亲，自愿申请在道班做了一名养路工人。

我的父母，是在我父亲二十多岁住牛棚接受改造的时候相识的，那时母亲还是十来岁扎着马尾辫子的小女孩，常常从家里跑到贾平农场玩耍，看父亲养猪喂鸡，听父亲讲故事，渐渐地熟识了。体弱多病的母亲眼神明亮而又忧郁，一家四代十几口人靠外公在山上挖蕨根、野菜等度日。父亲得知母亲的家境后，看母亲的眼神里多了关切之情，还未“摘帽”的他哪敢明着去帮助呢，只能悄悄地拿农场的鸡蛋、剩饭剩菜接济她们家。“文革”的浩劫过去之后，父亲在她峁山修路时就住在她家，这才得以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并用微薄的工资资助母亲读书直到毕业当上教师。后来到父亲离开母亲去更远的地方修路，直到父亲三十五岁时他们才结为幸福的伴侣。

1976年，母亲生我时难产剖腹产下我后撒手人寰。父亲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母亲走后的很长一段日子，父亲每天收工后独自瘫坐在母亲坟头，只顾抽闷烟，依然一句话不说。后来我有了继母，每逢节期他还是去母亲的坟头。有年清明我也去祭奠母亲，我看到燃着的烟头都烧着父亲的手了，他却浑然不觉，转身我就看到父亲擦拭过的泪眼……

母亲走了，生活还要继续，把我安顿在外公家没有奶吃，父亲伤透了心。幸好和父亲一起修过路，家住清江岸边好心的向叔收留了我，那时候向叔的女儿刚降生，我也有了奶吃。父亲感动得给向叔连磕了三个响头，父亲说：“显娃长大以后也是你的儿子！”也许是我给了父亲一种力量，让他把人生所有的打击、悲痛都化为使不完的劲痴痴地倾给了大地——他执著爱恋的“路”。

我满三岁时父亲才把我带在他身边。因无人照顾，每天清晨出门，父亲就用麻绳把我绑在道班的摇椅上，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回来看我一次。到了晚上，父亲怎么哄我都不睡，我记事后听外公讲，我哭着喊“妈妈”一哭就是大半夜。那时我哪体会得到父亲双重身份的艰辛与无奈，哪体会得到父亲对母亲的深情。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我被捆绑的命运一直持续到我六岁父亲给我找到待我视如己出的继母以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恩施县修通了县城通往所有乡镇的砂石公路。父亲主持和参与建造了恩施县城通往新塘、沙地、红土、石窑、双河、板桥、崔坝、太山庙、宣恩椿木营等地的一千多公里路。山区道路崎岖艰险，跟父亲一起修路的民工就摔死了八个。父亲一米七几的个头，身体结实硬朗，他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是典型的实实在在的土家汉子。第九个民工幸免于难就是父亲救的命。那是在修峁山的路时他手搭手刚把那个人从悬崖边拖上来，不料他脚下一块山石滑动，父亲立足未稳坠下山崖，幸好被崖间两颗横睡着的老树拦腰接住，父亲才得劫后余生。被救的工人年年到我家看望父亲，父亲总要给他回年。父亲每每说起那些死去的兄弟，眼泪就会顺脸颊而流，我看到他的失落和悲哀……这种因路而生的生死情结一直萦缠于我，让我不能释怀……

恩施的县乡公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都还维持着砂石路面现状，这种路尤其不堪一运二三十吨货物的大卡车的经年重负，每隔一段时间，路上每隔几十米就是大坑小槽的伤痕，晴天尘土飞满脸，雨季泥浆溅满身。父亲说，这就是“翻浆路”。他日复一日地精心修补着路上的这些坑槽。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饭桌上几口饭一刨，不等我们吃完，就扛着洋镐上路了。起初，县公路段安排有石料填充，后来没有石料供应了，父亲就用洋镐挖似毛铁的路基石子填补坑槽。父亲的一双手知道怎样用力挖深、挖浅、挖平，父亲说，这样做就可以使公路呈现瓦背形的地势，雨天路上就不会积水，过往车辆和行人就会少溅一点泥水……父亲这样说，但继母却笑着说：“你哪一天收工回家不是灰头土脸的呢。”

父亲未因中年得子而娇宠我，我十二岁时逢寒暑假，父亲把我带上公路作义工，干不了多久，我的手就被洋镐和撮箕磨起了茧和血泡。有年冬天，我已记不清多少次父亲的脸、耳冻得青紫，手肿得像馒头，父亲收工回来烤一阵火之后，我捏他皱裂的手还是冷冰冰的。而从早到晚，我就没见父亲歇过，也没见他在拖拉机烟卤上取暖。当我还在怨恨父亲不知辛苦也不让我轻松的时候，我却从父亲在路上听那一声声喇叭的神态里，读到了父亲脸上的满足和快乐。

1985年，父亲被派到离家百里外，海拔2000多米的太山庙修路。每年道班放假了，当班长的父亲让工人们回家过春节，继母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来太山庙与父亲团聚。几年时间他把太山庙这段路建成了省级样板路，父亲的先进事迹登上了《工人日报》并占了大半个版面。这张报纸我一直珍藏着，那散发着岁月芬芳的铅字，我觉得我珍藏的是父亲那一代人朴实、敬业、高贵的精神。

父亲在1980年到2002年碾转十几个道班当班长的22年间，除了年复一年维护好省际、县乡公路外，还义务帮助他所工作过的地方政府开辟了不计其数的区、乡、村级公路。为了修路养路，一年365天，除了三十初一，父亲一天都没落下上路。路延伸着，而父亲心中的路却重复着。就是那口让我珍藏、让我怀念的大木箱载着父亲几十年获得的省、州、市、公社等各级的奖状、荣誉证书、勋章。打开木箱，我看到湖北省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上写到：“曹传权同志30年如一日，劳苦奉献，为全省道路交通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当我沉醉其中时，父亲板着脸对我说：“你说，那些死去的农民兄弟，他们该得什么荣誉！”每想起这些，我都禁不住流泪，我为有这样的父亲和父亲的精神境界感到自豪和骄傲。

而父亲对于我和弟、妹们就不如对路的养育那么细心了，他总说：“吃的不少，打的不饶，棍棒底下出好人，挨几回打，才长记性。”父亲的粗暴和不尽情理，让我恨过，其实父亲是恨铁不成钢，他说他没喝过多少墨水，不希望我们将来也没有文化。

父亲的人生之路始终透着命运悲苦的味道。幼小时母亲改嫁，中年丧妻，到了天命之年还在为供我们兄妹仨读书和继母一家的生计奔波劳累……无论怎样的打击和辛劳，我都没听到过他的半句怨言，我感到了父亲一生都行进在路上，即使倒下，他还真实得像泥土或一粒石子，给予我有关路的无穷恋想。

我在恩施念书的几年间，岁月和自然年轮在父亲黑瘦的脸上雕刻下又深又密的褶痕，像翻过来的石榴皮了。硬茧布满了父亲手心和手的虎口处。而他却依然精心地打磨他的行囊——洋镐。想到父亲堂堂正正为人、实实在在做事的一生，他的荣誉正是他人格的存留和指引我灵魂皈依崇高的路径，让我继续沿着坎坷和荆棘的路永远走下去。

七年前的一个冬天，父亲累倒在岗位上。怎么劝他都不愿上医院，他说小病一挺就过去了，莫花国家的钱。检查后才知父亲身患肝癌，已到晚期。父亲临死前让我们附在他的耳边听他的遗嘱，他说，他没有留下什么，他对不起我们……说着说着他眼里有浑浊的泪顺脸颊流下来。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看到父亲流泪，也是最后一次看他这样坚强的人流泪……

63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把父亲安埋在恩红公路边，一来让他看清江对岸的老家，二来让他的灵魂日夜与路相伴。若父亲还健在，他就会看到现在恩施的铁路、高速路，看到乡村通达、通畅的路网建设成就，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何要我们把他埋在公路边的遗愿，他实在舍不得丢下他一生用心血守护过的路，这突飞猛进的时代，足以慰藉他安抚于青山绿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