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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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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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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

刘懿波

 

前些日子读回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个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又一次次淋湿我的目光。那些曾经与父亲交集的日子,瞬间穿越遥远的时空,于脑海中一页页细细的回放。

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起,父亲是村里最早一批走出农村的乡里伢子,是村里人的骄傲。

只读过半年私塾便辍学的父亲,自幼特别勤奋好学,加上头脑灵活,至年长时,泥工、木工、珠算等都已样样在行。

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堂的他,竟然会用三角函数解决水利工程问题,这对于当时连ABCD都搞不清楚的那辈人而言,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很早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公社水利部的工程人员。

父亲一生酷爱戏曲和评书,传统花鼓戏剧目出出能唱,二胡演奏也是全镇数一数二的。他说,这是他用打算盘换学来的技艺。

他的这些爱好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颇大,我的童年就是在他口述的故事里渡过的。

只要父亲一回家,不管是在夏天的凉板上还是冬季的火炉边,我都会緾着他给我讲那些传统戏曲和评书里的故事:《薛仁贵征东》、《樊梨花下山》、《西游记》……

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几乎是不离身的,生怕丢了那段评书,听得最多的便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等人讲的《杨家将》、《岳飞传》等等。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爱上了他们。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我便会和他一起听收音机里的评书。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跑去电线杆下听广播,或者跑到大队部去听电话。当时可能是电话线和广播线是共用的,反正中午时候是不能打电话的,因为电话里在和广播同步播放评书。

读书识字以后,最喜那些章回体历史小说和相关内容的连环画。还在小学毕业以前,包括四大名剧在内的只要我能够找得到的这类书基本上都读过了,并且还能脱本讲述。

记得有一年,去舅舅家拜年,那个地方是棉产区,相对比较富裕。我给当地的乡亲在火炉架上讲了两天两夜的《贾家楼》,还赚到了十一元钱。要知道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以交五个小学生的学费呢!

如果没有那些火炉边和凉板上的根底,在那个年纪的我哪会有兴趣去读那么多的书。况且,当时我读小说在母亲看来就是不务正业,还要浪费家里的电费。只能偷着看,如果让母亲逮着了,那是要挨竹条子抽的。

从那时候起,我对文学的爱好就再也没有降过温。至今,也一直做着和文字相关的工作。

父亲一辈子最拿手活便是房屋建筑和水利工程,在这方面的造诣很高。先后在水利部门和财税部门工作,他的专业技术在全县水利系统和财税系统那都是首屈一指的。我记得当时全局上下都尊称他为“刘工”。

如今,那栋70年代末由他主持设计、施工的财税局办公大楼还在正常使用,只是换了单位。

那时候,只要父亲一回到家里,就会有镇上和村里学建筑的人来请教他。父亲也从不吝啬,非常乐意教他们。而且只要一谈到筑房子搞工程的事,他浑身都来劲,如果不是母亲不及时叫停,他们真就会废寝忘食。

那些人理论基础一般都不怎么好,要从勾股定理、算各种图形面积和体积等很基础的东西学起。当时估计父亲是想让我将来继承他的衣钵,所以经常叫我和那些人一起算。当然,他们是肯定算不过我的。

久而久之,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房屋建筑和水利工程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房屋放样、下基础、楼板试压、打桩、看各种图纸等等。

还经常跟我说,学工程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受人尊重。

尽管后来我没有如他所愿去学工程建筑,但那些知识在我实际的工作中,却也派上过很大的用场。

父亲一生很节俭。听他的同事们说,每当单位的同事打牙祭,每人凑五分钱加菜时,父亲就会悄悄的端上饭碗离开餐桌,跑到自己房间从木箱里拿一个玻璃瓶,从里面夹出几条平常做好的刁子鱼,凑合吃完这顿饭。

当时的刁子鱼很便宜,才五分钱一斤,一斤鱼他可以送半个月的饭呢。

确实,我们家大大小小有五个孩子,我和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母亲又是个有名的“药罐子”,一家七口的生计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因此,他平常断然是不会乱花一分钱的。全家人也没穿过几身新衣服,哥哥姐姐们长大了穿不进去的衣服,就给脱给弟弟妹妹们穿。

有一天,生产队突然通知开会,记得是在晚上,月亮圆圆的亮亮的,看不到一颗星星。

当时我三叔是政治队长,二叔是生产队长,我家的禾坪(晒谷子的坪)和二叔家的是连在一起的,挺大。

自然,会议就在我们两家的禾坪上召开,长短板凳、竹木椅子摆开一大片,打蚊子的针树业扇子也啪啪啪的差不多响了一宿。

只听得母亲说大体是要搞单干,分田到户,不搞大集体了。听说还要把队里的耕牛也分了,每家每户要派人轮流放牛,否则就没有资格使用耕牛。

家里几兄妹大的在念书,小的又太小,平时都是吃照顾——不用放牛。现在要分牛,还要出人工放牛,母亲差点一下子急晕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跑到大队部去给父亲打电话,电话老半天都接不通,母亲急得在大队部里转了好多圈圈。

电话终于接通了,母亲叫父亲赶快回家,电话里也没能说得太清楚,因为电话是要计时收费的。

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家,听说这事以后,也是一筹莫展,一连几天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思来想去,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提前退休,由二姐去顶职。

当时的政策有规定:父辈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招工进单位,这是有指标的,不用找关系。

因为二婶不能生育,早些年大哥过寄给了二叔家。这样,我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按上一辈的规矩,都是儿子顶职优先。所以,父亲十分慎重的征求了我个人的意见,问我同不同意二姐去顶职,免得日后为此事埋怨父母。

就这样,父亲五十岁那年就提前退休了。其实他是个很热爱工作的人。

我家分了二亩八分水田,旱田也有一亩多。因为没人放牛,家里分的那一份“牛”也就只能放弃了。

父亲的个性很要强,干什么都不认输。春耕和双抢时节,家里的水田没有牛翻耕,父亲就带着我用四趾的铁耙头人工翻耕。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把六十多岁外公也请过来帮忙。外公是南下干部,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让他来帮忙倒正合了他的心意。那年我才十三岁。

老少三个男人把自己当牛使,硬是抢在有牛的人家之前,把这二亩八田翻了过来,弄得平平整整。

我是从来没有插过田的,而这插田可不像翻地,是个技术活。第一次下田,插得又慢又不成直线,用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先生的话来说,这就叫斗折蛇行。

为此,生来刻薄的六叔说我是“锹口”(不会做事的人)。

我嘴上不敢回话,心里却很不服气。

父亲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见我气得不行,就过来教我怎么做:插田是有窍门的,插田时要眼看前方,形成三点一线,只用余光扫在手上,这样才会插成直线。

另外,不能右手在左手上来拿秧,应该左手分秧,左手跟着右手走,这样才能节省时间,自然就插得快了。

我也学得很快,第二年,当地能插得比我快的应该是没有几个人了。

收谷子时,又因为家没有劳动力帮工,队里公用的“脱粒机”(打谷子的机器)也不给我家使用,父亲和我就把稻穗用镰刀割回来放在禾坪里,用竹制的“联掌”(用几块竹片扎起来的契形物,装上一个长竹柄)摔打,用脚踩。

那些年种双季稻。搞集体时,早稻亩产一般就300多斤,晚稻亩产也不到600斤。

当年,把谷子晒干后,父亲和我一箩框一箩框抬起来用杆秤称,结果晚稻亩产有780多斤。据不完全统计,我家的稻田亩产是全村第一名,当时已改大队为村了。

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家终于没有输,没有牛也能拿第一,争了口大气了。

那年过年,很多人家都杀年猪庆贺,我家也破天荒杀了一头,而且一两肉也没有卖出去。

过了几年,有一天邻县税务局人的找来我家里,原来是父亲以前的老领导调过去当局长了。此时财政、税务已经分家,要请他去局里抓基建,此时,父亲种田也显吃力了,我极力动员他前去上班,那可是比种田轻松多了,当然也比种田挣钱得多。

况且我也不能帮他做农活了。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用父母亲的话来说,终于跳出了“农门”,捧上了铁饭碗,他们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母比我还高兴,拿着通知书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把那些个远亲近邻羡慕得不得了。

尽管比不得“曲江赴宴”“雁塔题名”那般风光,父母亲还是回村里摆了长长的几十桌酒席。

是时,父亲已年近六十,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但还是坚持要送我去上大学,我实在不忍他长途劳累,决定一个人去学校报到。

或许我就是个天生不太恋家的人,如果不是缺钱一般不会给家里写信。因为第一次出远门,银子带得比较充足,所以到校以后两三个月也没给家里写信。

有一天,我惊讶的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这也是我一生中收到的他唯一的一封信,因为以前家里的往来信件都是由母亲来写的。

父亲的字都是一个一个从别人手上瞟学来的,没经过系统学习,不会拼音也不会查字典,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整整两页材料纸,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只是每一句话写完后会空出约一个字的距离。

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会两眼晶莹,潸然泪下。如果不是十分想念儿子,他又怎么会费如此周折呢。

掐指算一算,父亲走了有整整十八年了。

这些年,我曾梦见过他几次,还是穿着那件青得有些发白的旧中山装,上口袋上挂着一支马鞍山钢笔,一脸的微笑,反而显得比走时更年轻一些。

我问他: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他说:还好,还是干老本行,搞水利工程,蛮轻松的!

按家乡的规矩,每年的清明和大年初一,我都会带着家人去坟前祭拜。说实在的,此时反而没有太多的伤感,因为,我一想起梦中的情景和他说过的话,我总觉得父亲没有离开我,而是就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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