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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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懿波
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一张发黄的布票就可以书写一页斑驳的历史，一盏摇曳的油灯就可以照亮一处遥远的时空，一条汩汩的小河便可以任由往事在岁月中温润地流淌。
一
荆江四口之藕池河溃缺后，长江的洪水几乎有一半由此泄往洞庭，浊浊江流携大量泥沙在湖心淤积成一片绿洲。从此，洞庭湖中长出了一个湖区农业大县——南县。
我就是六十年代未出生于这片绿洲上一个小乡村里的土生土长的农村伢子。
村后，有一座苍翠欲滴的茶山，名曰寄山。清代湘籍名士陶澍去岳阳途经此地时曾留下诗作《夜泊寄山》：
湖傍华容迥，停舟夜杳冥。岸歌惟上月，山小不分星。
楝树鸦声乱，掀涛唇气腥。岳阳旧游处，仙笛尚遥听。
村前，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大沙堤，堤下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流淌。我们一群小伙伴便常在这里捕鱼捞虾，嬉戏追逐。
七十年代，家门前偶尔会有大队部的拖拉机从大堤上经过，儿时的我们欢呼雀跃地跟在那串浓浓的黑烟里：“拖拉机来了，拖拉机来了……”直到追出二里地才回返。
那时，哪怕是父亲从单位骑回来一辆自行车，也会引来好多乡亲邻里前来围观。摸摸这拍拍那，叽叽喳喳问东问西闹个不停，很久都舍不得散去。
但即便是在那个物质如此匮乏的年代，我们仍就是在无忧无虑的童趣中慢慢长大。
二
1976年，到了入学的年龄。二姐带我到大队的小学报了名，我懵懂的求学生涯自此起航。记得当时的学费每期才两块钱。
那时的课桌不是现时的模样，而是那种连体的长梯式桌面。座椅则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没有靠背的小板凳，如联合国的万国旗一般，五花八门。
开学后不久，学校举行忆苦思甜大会。老师让我们每人从家里带一些青菜叶和一把大米，作为“忆苦餐”的食材。
台上，学校请来了大队受苦最深的吴老爷子作报告。老人家声泪俱下的讲述他在旧社会经受的各种苦难，深刻揭露地主老财剥削欺压贫苦农民的罪恶行为。
台下，校工们则用临时捡来的泥砖砌好了土灶，并架上一口老天锅，用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菜叶和大米熬糑。
一时间，只见青烟袅袅，雾气腾腾。
老师和高年级学长学姐们听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也跟着用衣服袖子擦眼睛。其实啥也没弄懂，但我们知道如果不哭就会被老师责骂，说我们没有阶级感情，说不定还要在班上开一个小型的批斗会。
一两个小时以后，老天锅里的大米糑开始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很快就占据了大家所有的感官。此时，吴大爷的忆苦思甜报告也差不多接近尾声。老师就让同学们边听边依次排队上台用自己带的饭碗盛糑。学校怕大家难以下咽，还特意在锅里撒了一把粗盐。
说真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碗糑比家里的饭好吃多了，只可惜不准再盛第二碗。
三
1978年，注定是一个要被载入史册的新纪元。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绿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也吹到我的家乡这个偏远的小乡村。
有一天，母亲突然告诉我，今年大队考上了四名大学生（应该是中专，只是都搞不清楚，就通称大学了）。包括我后来的三位初中老师和当时的大队会计。
但是，那个大队会计因为阶级成份不好，出身富农，结果政审没有过关而被刷下来了。在那个“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的年代，个人的政审是超常的严格。什么出身成份、海外关系、受过何种处分等等，可以查到你祖宗八辈子那里。
为此，母亲还特地语重心长的安慰我说：崽啊，我们家是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也没有任何海外关系，政审肯定能过关。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为家里争气，也可以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当然，这是在家里边关起门来说的，不然这种看不起劳动人民的观点还不知道要若来什么麻烦。
我把脑壳点得跟鸡啄米似的：嗯，嗯，嗯……从此刻起，大学这个名字就成了我心中一块遥遥仰望的丰碑。
四
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传达我们大队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
那一天，生产队突然通知全队群众开大会。记得是在晚上，月亮圆圆的亮亮的，看不到一颗星星。会议就在我家的禾坪（晒稻谷的坪）上召开的，长短板凳、竹木椅子摆开了一大片，打蚊子的针树业扇子也啪啪啪的差不多响了一宿。
我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只听得母亲说大体是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不搞大集体了。还要把队里的耕牛也分了，每家每户要派人轮流放牛，否则就不能使用耕牛。
我家是半边户，父亲在几十里地以外的地方上班，母亲又是当地有名的“药罐子”。家里几兄妹大的在念书，小的又太小，平时都是吃照顾——不用放牛。现在要分牛，还要安排人放牛，母亲差点就急出病来。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跑到大队部去给父亲打电话，摇了老半天都接不通，急得她在队部里直转圈。
电话终于接通了，母亲叫父亲赶快回家，电话里也没能说得太清楚，因为电话是要计时收费的。
父亲心急火燎地跑回家，听说这事以后，也是一筹莫展。一连几天都是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
这几天，大队广播也是整天不停的在叫，反复宣讲政策。
最后，一家子商量下来，决定让父亲提前退休，由二姐顶职。当时政策有规定：父辈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招工进单位。这是有指标的，不用找关系。
按上一辈的规矩，都是儿子优先顶职。我是家中独子，所以父母十分慎重的征求了我的意见，免得我日后为此事埋怨他们。
就这样，父亲五十岁那年就提前退休了。
五
我家分到了二亩八分水田和一亩多旱田。因为没有人放牛，家里分的那一份牛也就只能放弃了。
父亲原本是个很要强的人，也是当地出了名的能人，吹拉弹唱、财务基建样样都行，干什么都从不肯认输。
春耕和双抢时，家里没有牛犁田，父亲就带着我用四趾铁耙头人工翻耕。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把六十多岁的外公请过来帮忙。外公是南下干部，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反正在家里也闲不住，让他来帮忙倒正合了他的心意。
老少三个男人把自己当牛使，加班加点，硬是抢在有牛的人家之前把这二亩八田翻了过来，弄得平平整整。
按以前的政策我家不用出工，而是拿钱买队里配额的粮食，所以我从来没有插过田。
可这插田不像翻地，是个技术活。第一次下田，插得又慢又不成直线，用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先生的话来说，这就叫斗折蛇行。为此，生来刻薄的六叔说我是“锹口”（不会做事的人）。我嘴上不敢回话，心里却很不服气。
父亲出身农民，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见我气得不行就过来教我：插田是有窍门的，要眼看前方，三点一线，只用余光扫在手上，这样才会插得直。另外，不能用右手到左手上来拿秧，而应该左手分秧，左手跟着右手走，这样分工就能节省大量时间，自然就插得快多了。
第二年，我和六叔并排插田，直接就把他给包了饺子。当时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算得上村里名列前茅的角色了。
到了收割季节，因为家没有劳动力帮工，队里公用的“脱粒机”（打谷子的机器）也不给我们用。父亲就和我把稻穗用镰刀割回来放在禾坪里，用竹制的“联掌”（用几块竹片扎起来的契形物，装上一个长竹柄）摔打，用脚踩。
当时，路过的人都夸我“联掌”打得好，着地的声音砰砰直响，打得实，有力气。母亲在一旁听得差点流眼泪，因为我当时应该还没满十四岁。
那些年种双季稻。搞集体时，早稻亩产一般就300多斤，晚稻亩产也不过600斤。
把谷子晒干后，父亲和我一箩框一箩框抬起来用杆秤称，结果我家晚稻亩产达到了780多斤。据不完全统计，亩产是全村第一名，当时已改大队为村了。
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没有输，没有牛也能拿第一，争气！
那年过年，村很多人家都杀年猪庆贺，我家也破天荒杀了一头，而且一两肉也没有卖出去。
一大锅骨头炖萝卜吃得我们满嘴都是油，那鲜美的味道至今我都再也没有尝到过。
六
随着改革开发的进一步深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成为绝尘而去的历史。湖区农村的主要经济作物苎麻、棉花等发展很快，每家每户的收益早已不是以“记工分”捞收入的那个年代可比，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一两斤苎麻的价钱，大约就可以抵得上以前一个民办老师一年的工资，比我上小学那会两年的学费还要多出一些。
不久以后村里装上了水电，尽管还架不起水泥电线杆，主电线都是从自家屋檐下穿过，但毕竟结束了那个用“洋油灯”照明的落后时代。
再过了些日子，父亲那个退休时从单位带回来的只能放在帆布袋子里唱歌的“小匣子”，也换成了洋气的台式红木箱收音机。那天，老爷子兴奋得把音量开到最大，引来了一屋子的邻里，足足唱到晚上十点多才肯关机。
慢慢的，那些以前只有在国家单位会议室里才能看得到的黑白电视机开始走进普通农家院落。我家也买了一台“襄阳”牌，还是17吋的。当过木匠的父亲还特意自己动手做一个高高大大的枣红色电视柜把它装起来，摆放在堂屋的正中间。
印象最深刻的是1987年，这年苎麻单价突然飞涨到八块多，利润骤增了好几倍，一年间几乎全村户平收入突破万元。那三个平时只有在报纸才能看到的字——万元户，一夜之间就梦幻般的写在了自家的存单上。
这一年，奶奶过世了。父亲有七个兄弟，我家在当地算得上是大家族，丧事当然要办又热闹又体面。光水陆道场做了七天七夜，奈何桥搭到了七层，用了二十八桌子才累起来，显尽了大户人家的气魄。
这一次，在外地做木匠的七叔骑回来了一个屁股冒烟的家伙，一拧油门就能蹿出好几里地。村里的人围了一大堆，比当年父亲骑回来自行车的时候自然要神气了许多。
七
如果把日子拽回来，应该是1981年的那个暑假。那天我不在家里，和村里的几个发小去捉鱼了，傍晚才回家。
刚到家里，母亲就很高兴的告诉我，今天校长送来了一张初中录取通知书，说我考了本片区的第一名，并叮嘱9月1日要按时去离家七八里地的白泥洲中学报名。
到现在还记得，那张油印的通知书上，课桌的图纸和尺寸也都绘在了上面，是单张的新式课桌。我也着实高兴一把，再也不用坐那种连体木板的课桌了。
当时，那所中学只有教师食堂，没有学生食堂。同学们只能从家里带中午饭到学校去吃，学校也没有热饭的地方。
夏天，我们就吃冷饭。冬天，只能把饭放在自己棉衣里夹在腋下保温。做课间操的时候动作不规范，还要被不知情的老师点名批评。
后来，这事让一位住校的热心肠老师知道了。就在教室走廊砌了一座泥砖灶并帮我们热饭，这才能吃上一口热乎的中午饭。
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学业并没有落下。198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县里唯一的一所省属重点高中。
三年后的七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又如愿考上了大学。由于在此不便明说的原因，高考成绩考得不是很理想，只进了一所很一般的大学，到如今我心里都觉得特憋屈。
父母亲自然不是这么想，在他们眼里，考上了大学就算是跳出了“农门”，捧上了铁饭碗，再也不用为我的生计操心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母比我还高兴，拿着通知书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把那些个远亲近邻羡慕得不得了。为此，他们还在村里摆了长长的几十桌酒席。
八
十月，一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毛头小子，大包小包拎满了双手，面对人流如织的衡阳火车站广场茫然四顾找不着北。
突然，一条“湖南林专欢迎您”的红色横幅跃入眼帘，我一下子如同一条失去航向的小船找到了港湾。
原来，学长学姐们早已在站口迎接我们，各自的老乡们用亲切的家乡话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
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其实，当时大学里的老乡情结也很重，和部队差不了多少。所以，接新生基本上是以地域为单位，以地区为小组。
这里曾是衡阳保卫战的主场。不过我们入学的时候，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是坡上青青草，翠樟红枫漫。校园内外，鸟语花香，没有了一丁点儿战后的印痕。
尽管自己觉得不太如人意，但走进象牙塔的感觉还是从所未有的舒服，那种心情就像分娩后的解脱，如释重负。什么早操、上课……通通都成了副业。
记得当时一本很有名的校园刊物《大学生》杂志上有一个这样的幽默故事。
新来的大学中文老师走上讲台，扶了扶眼镜架：“黄硕儒”
台下：“到”
老师：“鄙人也！”
这就是当时大学课堂的真实写照。连上课都是轮流去，点名时也是代为应答。
这种考上大学后忘乎所以的飘然，带来的后果就是直接给了我当头一棒。第一学期期考的时候，直接上演了一幕悲催的黑白电视剧：挂了四科。
按大学当时的规定，就是直接劝退。眼见就要被打回原形，回来解放前的情景。
还好有福星高照，老乡的舅舅是学校的教务科长。在老乡的斡旋下，科长答应给了我一个年后补考不予退学的机会。
也不敢告知父母，真怕会急死他们。这年春节硬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死啃教科书。母亲以为我病了，这孩子从小就没有这么爱学习过！
回到学校，足足花了我一个月的生活津贴来交补考费，每挂一科要交五块。当时，农林水一类的大学，生活津贴每人每月是二十二块，心痛得我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不过这几年，也非自暴自弃，一事无成。而是把大量的时间放到了我所喜欢的文史哲方面。
此时，改革开放已有十多年，思想理论领域已十分开放。图书馆里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应有尽有，非常丰富。
于是，我开始涉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书籍，了解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接触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流派，并尝试从纵横两个方面融汇贯通，不断增强分析问题和认知世界的综合能力，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在此阶段初步定型。
在文友们的影响下，我认识了白岛、舒婷、海子、张贤亮、但丁、塞万提斯等中外著名诗人和文学巨匠。接触到朦胧诗、印象派、意识流等文学流派，并开始了我最初的文学创作之路。年底时，在当时很有名气的《青春》杂志中间的夹缝里，拿到了我人生第一篇豆腐块铅字和五元钱稿费。
在这里，也收获了我青涩而幸福的爱情。尽管她现在只能成为一个美丽故事深藏于心底某一个角落。但或许于十年乃至几十年后的某一个闲暇，偷偷拿出来翻晒的时候，仍旧会温馨如初，灿烂无比，一直甜到嗓门口，长久的细细品味。
九
当口中还在吟唱着那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嫌日子过得太慢时，却真的转眼就要各奔东西。1991年7月，按照当时统招统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我的档案发到了市计委。
经舅舅的一位病友推荐，市化工局的人事科同意我面试，岗位是办公室文秘，这正是我最中意的职业。
带上那些在校园里收获的铅字喜滋滋的见到了那位女科长，经过一番问答，当场书写了一份简历后，她说：文笔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过几天你就来报道吧。
带着满腔的喜悦和一身的风尘回到家里，向父母报告了这个天大的喜讯。母亲高兴得用从牙缝里抠出的积蓄到市场买了足足一斤卤猪头肉，让我饱餐了一顿。
一看都万事大吉了，就去附近同学家玩了几天。刚一到家母亲就说舅舅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去上班。
第二天一早，急急忙忙拎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去市里的长途汽车。当时从家里到市区要经过两个轮渡，过一个轮渡一般都要近一个小时，那天车特别多，两个轮渡足足等了两三个小时，到达市区时已过中午了。
不要说那个年代，就算是现在，要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来，谁家都只怕也得接近“叮叮当当”的境地了。
没有午饭钱，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上班的时间，搭公车来到市化工局。那天面试的女科长不在，说是去计委了。接待我的那位“眼镜蛇”女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来报到的，她问了我的姓名后说：因为专业不对口，你的档案被退回去了。
脑子一片空白，犹如掉到了冰窟窿里，从头冷到脚，茫然不知所措。也不敢多说什么，更不敢去舅舅那里，直接回到家告诉了父母。父母虽然也很失望，却还是反过来安慰我，说还有亲戚可以帮忙。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家里根本就没什么当官的亲戚和朋友，就算舅舅这个病友也只是一个偶然。
后来，听舅舅讲，那个病友原来是化工局的局长。因那几天去北京出差，和这位局长有隙的化工局书记的亲侄子要进来，就让人事科长把我给退了回去，再把书记的侄子招进了化工局一个下属单位。
那时候进人是有指标的，也就是要按计划进人。由于当时通讯并不发达，人事科长联系不上局长，只好按书记的意思办了。
木已成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
一如惯常，我的分配当然是一撸到底，被安排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去报到那天，我穿了一身雪白的衣裤，骑着父亲的那辆破旧自行车来到学校。
刚下过几天雨，操场上的泥土还没有干，上面长满了绿色的苔藓。父亲那辆车的胎本来就磨得没齿了，一不小心就摔了一个跟头。可怜我那身雪白的衣服，沾了一身的泥水。当时，我真的没有一点脾气，可能是早已心如止水了。
开学那天，学校安排我教两个毕业班的生理卫生、两个二年级班的动物学和二个一年级班的植物学。
三个“头”十二节课，也真是难为俺了。不过，这也没什么，科班出身的人对付这点工作应该还是不在话下。
没过多少时候，上头来了个文件，要搞中学实验“双达标”，老师和学生的实验操作都要达标。
一大波理科老师去县城参加教育局举行的考试，我很轻松的就考了个100分。回来后，全校12个班的生物实验全由我带。
原来是实验室那位牛哄哄女老师连显微镜也不会操作，解剖学也是一塌糊涂，同头的生物学老师也是半路改行的，学生们一上实验课就起哄。
一天八节课，一个星期下来，把本来可以打一天篮球都不下场的我，硬是累得直不起腰来了。
快到年底了，教育局举行教学论文比赛，我的论文《教学动因论》获得全县一等奖。管人事的联校长替我领回了一对大花枕巾和一个洋瓷脸盆。这下也算牛气了一回。
年终，所教的六个班攘刮了全联校三个年级的全部一名和二名。气得跟我同头的老师说明年要换科，不教生物课了。
快放寒假了，学校按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评定优劣，我却被定为基本称职，差不多是最差的一档了。
气急，去问校长原因，校长说新来的老师一般都是这样。
心如止水演绎成心灰意冷。我决定要留职停薪外出打工。于是跑到联校办公室找到那个牛高马大的联校长，正好在开全联校的学区校长会议，联校长说我工作不满三年不能办理留职停薪。
一怒之下，年青气盛的我当着大家的面拍了桌子，和联校长大吵了一架。当然这也为后来的事情种下了一个大大的苦果。
十一
时至95年下半年，县政府举行百年大庆，相关文字工作量大增，要从基层教育工作者中考试选拔人员。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良机，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县一中办公室，兼写县庆相关的部分文字材料。这所中学就是我读高中时的那所省重点中学，县庆中心会场就设在这里。
由于几年前拍桌子的事，一直和原学校领导关系处理得不好，那位联校长说什么也不同意放人。但当时确实用人很急，经县一中和教育局商量后，改为暂时借调。
当时学校的分配房很紧张，我在县城又买不起房子，领导只好把一栋教学楼下的楼梯间腾出来给我住。
就这条件，年幼的女儿自然只能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由他们照顾，妻子和我一起住进了那个小阁楼。
一个星期下来，我和妻子都特别想念女儿，星期五一下课就骑着摩托车回了镇上。
进门就一把把女儿抱起来，哪知，我的妈呀，我差点哭出来。女儿的那张小脸就没一处好地方，结了痂的血块满脸都是。我知道这是摔跤了，还是脸朝着地面直摔的。
在一旁的父母脸色很不自然，不知道说什么好。碍于情面我和妻子都没有说什么。只是对女儿说，崽不哭，小孩子是摔大的。其实，当时我心痛得就如刀绞一般。
第二天，尽管心里特别想带女儿一起走，但还是怕父母心里难受，便和妻子忐忑不安的回了县城。
哪知第二个星期回家看女儿，不但旧伤未愈又添了新伤。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让妻子马上清理好女儿的衣物，饭也没心情吃，抱起女儿就走了。
就这样，三个人挤在了那间斗室的单人床上。好在女儿真的从小就很听话也很懂事，我上班还没回来，妻子要做饭，还不到两岁的女儿就一个人在走廊里玩耍，从不哭闹。
这一段，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且简陋，却也非常充实和快乐。此间，我的工作也很有起色，被聘为县电视台特约记者、县报社特约通讯员。
十二
第二年，还是因为那位领导不同意放人，非要我回原单位。一气之下我放弃了全额事业编制的教师岗位，转行去了父亲以前工作的单位，是一家经营芦苇生产的国营企业。
屋漏偏逢连夜雨，狂风专打下风船。去到单位才一年多，企业因水灾而濒临破产，发不出工资。我不得不光荣下岗，连父亲的退休金也打了六折。
一家人守着以家里的那个小铺子，日子越来越窘迫。唯恐坐吃山空，两口子加入到南下大军的行列，女儿再次交给父母照顾。
打工的日子里，最放心不下的自然还是女儿。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每一个月最多给家里打两次电话，远在千里之外遥听女儿那久违的细细的声音。每打一次电话，妻子都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也在一旁陪着好一阵难受。
日子过得无聊又无奈，又过了一年多。1999年，女儿满五岁了，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为了不耽误女儿上学，加上在外面打工也确实赚不到什么钱，两口子就决定回家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算了。毕竟，陪女儿念书才是一等一的大事。
到家的那天，女儿正在房前的街道上和小朋友们玩耍，突然看到了我们，她马上奔跑过来，却又在离我两三米的地方猛的刹住了，看样子似乎是怕认错人。
我也一下子愣住了，但马上就反应过来，确定女儿是怕认不准人而不敢过来。赶快叫了一声女儿名字，女儿也跟着怯怯的叫了声爸爸，猛扑过来抱住我的双腿。
这一声“爸爸”，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又脆弱又无助，直叫得我撕心裂肺。一把紧紧的将女儿抱起，泪水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
十三
家里的那个小铺面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考察市场后，我决定开一家小网吧——森楠网吧。以网络游戏为主，兼营计算机初级培训。
开张之后，在我们一家人的带领下，镇子里会电脑、会玩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小日子倒也过得安逸。
2002年春，当我正忙于打理网吧时，接到单位领导的一个电话，说是上级要求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让我去单位报到上班。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一直都是莘莘学子们从古到今的梦想。如今说来虽然显得陈腐了些，却一直是我心中抹不去的隐痛。
于是我将网吧交给妻子，去单位报名上班，被安排到生产一线工作。
恰好这年县林业局与德国合作一个项目——中德林纸项目。当时，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由林业局和财政局（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分别派人做了一个月，但交上去以后都是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一个熟知我的领导推荐了我，说我以前在一中办公室做过文秘且又是学林业的，不仅文笔好又懂专业，可以调上来试一下。分管领导给了一个月期限，为了方便工作，还特意在打字店旁边的宾馆里给我租了一间上房。
九天之后，我把报告交了上去，终不负众望，500万的项目资金顺利审批。我也从生产一线调到办公室工作，除文字工作以外还参与单位核心业务的筹划。
第二年，单位又与一家从事纸业制造的上市公司合作植树造林。由于专业对口、精通文字，又略懂律法，单位让我统筹负责此项工作。如鱼得水，各项能力近乎发挥到极致。单位的效益也如芝麻开花，一年比一年好。
工作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个人政治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入党、提拔等好事摩肩接踵，纷至沓来。三年后我被破格提拔进入到领导班子。
十四
好景不长。几年后，由于市场滑坡和再一次灭绝性的水灾，单位经济效益直线下降。上级决定企业实行转型升级——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因综合能力突出，我被任命为法人代表，组织市场调研，寻求合作伙伴。
为了扩大影响，加大推介力度，我邀请县电视台到的生产基地拍片宣传。电视台认为我文笔尚佳又熟悉这里的人文地理，提议由我撰写通篇解说词。
此时，据离开教育界那会，我已有18年未曾写过一字一笔的文学作品。而今再启笔砚，重温翰墨，一时觉得颇有几分生疏。
通宵达旦，半月有余。以散文诗的笔调写成《永不褪色的水乡记忆》一文，配上影像后，效果很好。
通过文字、影视等宣传方式，十余家实力雄厚的单位来电来函要求洽谈。经过筛选，依次与五家资金殷实的企业见面商谈，最终与省府一家大公司签定合约，共同开发经营。
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所在企业也圆满实现了转型升级的美好愿景。
后来，那篇文章获得当年县政府征文一等奖，我也因此再次回归文学创作之路。从而有幸成为湖南省网络作协会员、益阳市网络作协副主席、湖南红网“论道湖南”专栏作者。
十五
当时光的脚步迈进崭新的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生活更是如同光影变幻一般应接不暇。
从追着拖拉机屁股跑到私家车代步趋之若鹜，高铁飞机更是轻易将相距千里变成咫尺之遥；
从一纸书信往来数日数月的相思之苦到相隔万里亦可秒秒钟轻松语音视频、面对面亲亲如晤；
从小米加步枪的故事、万国牌列装的蒙尘过往，到“歼-20”、“055”、“东风快递”成为时刻捍卫祖国碧海蓝天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大地的强国利器。
从哪吒闹海的幽幽神话、九天揽月的浪漫主义诗行，到“潜龙”入海、“嫦娥”飞天科幻般的跨越，无处不彰显大国风范，时时书写出这个时代最辉煌的篇章。
一帧帧，一幕幕，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惊天之作，仿佛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变迁，而这仅仅是我们亲身经历的短短四十多年。
人的一生或许是可以孤独的，但决不会是孤立的。无论你生于何时身处何地，你的一生总会与这个生生不息的时代千丝万缕，休戚相关。
庆幸，我所经历的时代未经战乱，平和宁静。
感恩，我所生存的土地丰衣足食，昌盛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