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短篇小说《后弄》读后散记
“后弄”,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名词,一个“刁钻”视角,一个“微创切口”。不是南京路,外滩或者陆家嘴,不是城市光鲜亮丽的“门面”或“袍子”上发生的炫目故事,而是城市晦明难辨的“门角落”或“袍子”内里发生的“暗戳戳”故事,是城市纤细、隐秘的“后弄”——某根“毛细血管”或“末梢神经”上发生的灰调中透出悲悯暖意的故事。
薛舒小说的触角敏于在光线暧昧、气味也暧昧的城市“内器官”的深埋、幽微处嗅闻与探索,漫不经意中有触目惊心的手术刀式的剖示。在人们无暇顾及和有意逃遁的世相的细节里找到生活的各种疼痛——那些隐痛、钝痛或者刺痛,被她一一触及和唤醒。与其说这是一种选材的偏嗜,毋宁说是一种题材深耕的自觉——在别人忽视甚至无视的题材里,薛舒以一种孤绝的勇气不断掘进,在建基于自身生命痛点并不断厚积、延展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人文关怀中,潜心经营着她自己的非虚构和虚构文体互见、洞察互证的文学景观,构筑起她关于老龄人群生命关怀的文学样本库。
上面这段文字,仅是我读了《北京文学》公号上刊出的小说前三章后,在第一波阅读感动驱使之下引发的粗浅想法。我急于敲下这些文字并在第一时间发到微信群,以示我初读小说的审美震撼和表达冲动——虽然在阅读中我敏感到小说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微信时代,媒体惯于提供切碎的精神粮食,而作为读者,我可能只是尝到了一点甜头。意犹未尽之际,很快,薛舒老师有了回应,证实了我的猜度。这样我就有机会读到全文。在三两文友的串掇之下,我这个小说的门外汉,竟自不量力,动了“何妨置喙一二”的蠢念。前面这段点到为止的读后感,只能算是我的一个真实但粗陋的即时反馈,说是对小说的一次感情用事式的击节称赏也未尝不可——这感情也是真的。但若以此为基点敷衍成文,所需要的就不是这一点点冲动了。
于是拷下小说的完整版本,到单位誊印室去打印,慢慢从头读。慢慢理头绪,寻脉络;慢慢品文字,咂滋味。我很清楚,以我未经训练的头脑和手笔,断不能成就一篇规矩的文论,所以只能舍此而求彼,我的书写到感受所及为止,甚至到感觉为止。
虽然阅读过程极其具体和微观,在情节推进、细节雕琢、人物塑造尤其是心理刻画的精微幽妙处频繁停留,时有激赏,但我的思考焦点却直奔小说的噬心主题——老龄人群特别是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老龄人群的临终关怀和中老年讳莫如深的情感困境、伦理困境乃至性困境的如揭伤疤的个体痛感和集体焦虑。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在这次的小说阅读与多年前对于《远去的人》的非虚构阅读之间,一个宿命般的个人阅读史呼应,起到了针刺式记忆唤醒和缝合式审美纽结的作用。
瘫痪、昏迷中的母亲,一个靠鼻饲维持生命,“用身体绑架”儿子,用“美人臭”牢牢栓住儿子的风烛老妪。我不知道这种氤氲着嗅觉刺激和折磨的关于临终老人的描述是不是薛舒的发明,我的有限阅读中也不曾出现过类似极端的文学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具“少女样的小身躯”实在大大地考验着读者的阅读“适应力”和“忍受力”。小说充溢浓重体味(何止体味)的细腻到残酷的描写,估计会对一部分读者造成不同程度的不适感。正是这种不适感,逼使读者直面一个特殊人群的临终境遇,它在赚取读者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逼使读者了解到在城市的“后弄”,还有这样一些生不如死的生命残余,他们在声势浩大光芒四射的时代“背阴处”无力地挣扎,无声地湮灭。小说家虽未必有更深一层的刻意的残酷指涉,客观上却也在逼使读者直面人生的终极境遇——她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终极境遇,提前展示给读者看。基于这样的阅读思路(其实是感觉),我甚至认为小说主题的实际能指已经溢出了作者所预设的层面。
“老张”——一个完全可以被赋予具体姓氏,却被小说家“随便”“套用”了一个“去个性”“普适化”称谓的小人物。不是小说家偷懒,而是“老张”和“老李”一样,并非一个个别化存在,而是一个普遍性存在。他就在你身边,是你的隔壁邻居,或亲戚朋友,是你同事的父亲——当然在一定概率上也可能是你的父亲。“他”正经历着生命中的晦暗时刻:一个渐入老境、罹患隐疾但生命力尚属旺盛的男人,在疾患、情感、伦理和性的多重困境中挣扎。“老张”63岁,刚刚从退休的心理落差(再小的小人物也得经历他人生中最后为数不多的适应期吧)中缓过劲儿来,就面临老母亲瘫痪在床屎尿不禁的窘境;夫妻本是同命鸟,可“老张”和妻子却“很久很久没在一张床上睡了”,他的婚姻只剩“将就”和“苟延残喘”;要命的是,老天还让他绝后,连个试管婴儿的孙子都吝于赐予。他有尿不利,有母无父,有妻无性,有子无孙。读者可以把“老张”看作一个极端化的文学形象,但是就算把他的不幸分摊给若干个“老赵”“老钱”“老孙”“老李”,一样令人唏嘘。极端化(典型化)和文学的偏激是审美需要,也是文学的本分。惟其如此,“老张”作为千千万万个渐入老境而深陷困境的男人的代表,才能鲜明地立起来,刻在我们的阅读记忆中。
在诸多困境中,“老张”的伦理困境和性困境被小说描述得至为充分,而且在叙事结构层面,这两大困境又是高度纽结在一起的,可以说,就是这两大困境的纽结式叙事,架构了整篇小说。而人物塑造则更多得益于两大技术支撑,一个是心理刻画,一个是细节雕琢。就笔墨的运用而言,虽然不乏戏谑和揶揄成分,但整体的氛围还是悲剧性质的,是庄严的。
“老张”对病母的照顾已经难能用“无微不至”来形容,子孝如他,坦率讲,在现实中难找。母命悬于一线,维系他们母子现世情分和生命依存的,是母亲的一缕狐臭。臭在母在,“老张”就不是孤儿;臭销母殒,“老张”则“老无所依”。年轻时候被他视为自由的“敌人”而逃之唯恐不及的母亲的“美人臭”,成了他晚年的感情寄托和意义认证。他的极尽“孝道”,又远不止于尽孝。他的紧攥病母残余生命的一线游丝而不放,实在也是出于自身情感和活着的意义难以依傍的隐忧和焦虑。母亲活着,他自己活着的意义就可以在一年53次,三年159次“轻车熟路”的鼻饲操作中得以附丽,就可以在夏天每天一次,冬天每周一次的为母亲擦身的超伦理尽孝中得以成立。还有什么样的情形,能比这样的母子“相依为命”更超乎“相依为命”的含义?当然,就像天底下所有的“尽孝”一样,“老张”的尽孝是不纯粹的,难免掺杂着一些“杂质”——“老张”留在老屋里“继续做他的孝子,毕竟,老太太名下的这所房子,往后的拆迁补偿,都是儿子儿媳的”。他的尽孝主要是出于作为人子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自觉不应该被怀疑,只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为其中的利益侵蚀感到稍许的鄙夷和无奈。假如读者足够自觉的话,应该明白这种鄙夷和无奈其实是通过“他指”而实现“自指”的——我们不难从“老张”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小说家在此无意于美化“中国式尽孝”,而是直面其中的真实和不堪。虽然轻轻一笔,貌似不经意,却有戳痛人们神经的“寸劲”。
但是,“老张”还是有“分心”的时候。他的全副身心的百分之十,甚或二十,居然还是有从母亲油尽灯枯的身体的“绑架”中逃逸出去的时候。那个在他窗前“挺着厚实的胸”蹦跳的红衣女人和她的神秘生活,以及那条大部分时候宽大、松弛,失去了弹性,偶尔崭新、紧致,“形态还没撑走样”的红内裤,分走了他照料母亲的“全神贯注”中的一部分“神”。“老张”的生命力还远没到枯萎的时候,远没到面对一具“里里外外透出一股强壮的无聊感”和“浑身充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却又无处施展的精力”的女人身体而了无兴致的时候。事实上他对对门的神秘红衣女人充满着蓬勃而猥琐的性关切。他关心出入女人房子的每一个男人的行头和行迹,关心他们在女人房子里消耗的时间长度,关心她红内裤的颜色与紧致度的微妙差异,终于成为她的红内裤的“固定观瞻者”和“回头客”(揶揄乎?怜悯乎?)。小说中这一条心理线索,就像一幅油画中的亮色调,一部乐曲中的高音区,和另一条心理线索——被病母用濒死的身体绑架了生命的那种抑郁的暗色、灰调和低音区,既构成鲜明对比,又相互纽结,共同成就了小说完整的色调和旋律主题。
一窗之隔,三步之遥,仿佛是生死两重天。在窗内,是一具游走于死亡边缘似乎一碰就碎的干瘪枯竭的苍老躯体;在窗外,是一具“蹦跳”在冬日“作雪的阴天”里的“紧绷绷”的“丰厚”年轻身体。在窗内,是“死亡”的腐朽、浑浊气息;在窗外,是鲜活的“地摊香水”的浓烈气味。在窗内,是一个与“死亡”捆绑的老男人的无奈抑郁与人伦持守;在窗外,是一个对性尚有一线奢望的老男人的无聊意淫与人性挣扎。这一切,纽结成了这篇小说的沉着底色与厚实成色,也构成了这篇小说强劲的审美张力。
小说精彩纷呈,这篇读后感做不到尽述其美。其中关于鼻饲的细腻描述,比之教科书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辅以文学笔触的颗粒感,堪称惊心动魄。至于“老张”在“轻车熟路”的鼻饲操作中,最后竟因为不合时宜的“分心”而导致致命“误差”,实在值得读者寻味再三。以这样一种方式送走母亲,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只觉胸口一松,仿佛有一把剪刀在他捆绑已久的心脏上挑了一下,绳子断了,心脏松绑,血液刹那间流动起来”。不知道他是为母亲的终于解脱生的牵绊而获得了通透的呼吸,还是为自己终于摆脱死的纠缠而获得了活泛的心跳。或许都是。他自己也不确定这是一次失误还是一次谋杀,似乎也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倒是有几分冷静,等待着命运下一幕的来临。小说家的聪明之处恐怕就在这里。她把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空白带”,把人性的“幽暗昏惑”处,稍稍揭开一角,却绝不让人看得真切,由着人们去寻思,去怀疑,去纠结。再如,“老张”在长期服侍病母的过程中,无人无处倾诉苦衷,到了几近“失语”状态,小说中的有关描写也是深有用意。“老张把肚子里的话说了个底朝天,有的话,颠来倒去说了好几遍,有的话,终归不能说出口,哪怕是说给自己听。最后,老张发现,他已经无话可说。”于是,我们可以了然,“老张”的所有困境,最后汇合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困境。一个渐入老境的市井男人的精神困境——面对病入膏肓再也不可能给予他“充沛到满溢”的爱与情感/精神回应的母亲,他终将“入不敷出”,成为情感的“穷光蛋”和精神的“空壳”。至于小说关于“老张”通过嗅闻濒死母亲的特殊气味来确认一个生命的一息尚存和自己与这种气味的情感、精神的依存关系的描写,更是小说家的匠心最特立独异的地方。这种通过引起读者强烈不适感来调动他们的“阅读嗅觉”的“恶意”,怕是小说家久经历练而成就的一门“摄魂”功夫。“好像,狐臭这种东西,就是人的灵魂。”小说家如是说。你难道还不怀疑小说家的别有用意吗?
在日益“荒凉”和“凋敝”的城市“后弄”,究竟有多少已经和死神签下契约一时却又执拗着不肯慷慨上路的生命在病榻之上卑微地活着?究竟有多少深陷伦理困境和性荒芜的“老张”或“老李”,在逼仄、昏暗,充斥着濒死的浑浊、窒息气息的空间里苦苦地捱着?一斑可窥,一叶知秋,小说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做了样本解剖,这是小说能做和已做的。读者要做的,就是透过这“一斑”“一叶”,去了解和关注城市“后弄”的“荒凉”和“凋敝”:“屋顶上,黑瓦的凹槽里积了雪,突出的地方依然是黑瓦,整个屋顶,就像雪后犁过的农田,一畦白一畦黑,没有顶着积雪的瓦楞草,一棵都没有。老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就再也不长瓦楞草了。”
2020.4.16三稿
2020.7.1修订
2020.7.19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