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月西湖组诗读札

水气氤氲的诗意回望，风雨娉婷的人文触摸

——宗月西湖组诗读札

是一种怎样的情缘促成宗月在近六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写出这一组西湖诗？从书写的频率和方式看，应该不算是一种热烈的“爱恋”，而更像是一种相看两不厌的“友谊”——七首诗，像七封信，在六年时间里先后款款送抵西湖，有时间隔长些，有时间隔短些，恰如旧时友人间信札往来的频次。诗人之于西湖的情愫，大抵都能从中窥得，至于西湖赠予诗人的，应该也能凭此揣度一二。

与某些所谓的山水诗不同，宗月并不耽于山形水色的浮泛摹写，而是沉溺到山的皱褶里，水的潜流中，作一些深度的历史回溯和人文想象。七首诗非成于一时，却几乎一律不作紧贴物象的传统书写和抒情，而是疏离以一定的时空距离，进行更具现代性的观照、省思和言说。整体上既显得知性内敛，又不乏摇曳的词情，是一种颇耐寻味的诗写。

传统诗词中的西湖蔚为大观，新诗中的西湖也大体自成风貌，不过多山水之爱的“歌以咏”，少人文遐思的“言”和“说”，且多单篇即兴之作，少组合经营之什。宗月的西湖组诗，则比较系统地以一种更具现代性的言说策略和方式来书写西湖意象，诗思绵邈且宏富，在形制上也显得更具气象。其借自然意象而寄历史人文情怀的诗写，在大的思维路径上似乎并未脱离传统，但具体的言说策略和方式，的确已经探入到现代诗的堂奥之中，且具备了一定的个人辨识度，值得肯定和击赏。

大概任何一个诗人决意以诗歌的方式进入西湖，恐怕都难能规避这些标签式的西湖意象：苏堤、白堤、断桥、孤山、梅鹤、湖光山色水边柳……诸如此类。面对同样的“标签”，不自觉者难免会拾人牙慧，索然无趣。而自觉的诗人往往能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想的既与别人不一样，写的自然也与别人不一样。

诗人说，“孤山是一家药铺/梅是一味药，鹤是另一味/一声娘子，是一味药/半句公子，先生，是另一味”。是否不同凡响？是否令人讶异叫绝？在《孤山》这首诗中，诗人建立了一个系统的想象，或曰想象的系统，一个诗歌艺术之高效能“磁场”，而非某一句某一词捉襟见肘的低效能想象。诗人说“我认定它们，是专门为我准备好的/为我身体里的病，准备好的/一味，对应一种病”。一味药对应一种病，是常识，是客观存在。而所谓“我认定它们，是专门为我准备好的”，却是诗人式的“无稽之谈”，纯粹“自说自话”，不但主观，而且无理（无礼）。但是“无理”简直是诗歌的代名词。诗人一根筋地认为，唯有这“孤山”药铺里的某一味“药”，能治他身体的病——岂止身体？这说的是什么？是对“孤山”的身体和精神皈依。但是，这还不够“无理”得出离。诗人又说，“我的身体也要为另一些药，准备一场病/比如，为灵隐寺的钟声/生一场病”;“为断桥上那个打伞而过的人/生一场病”。足见诗人的“无理”本身也已经是一种病症，一种“痴病”的症候。这种正话反说的手艺，已然是古人“借人映己”“以彼写此”的逆向创新和发展。“灵隐寺的钟声”之治愈之力，对于身居城市的诗人来说是笃信不疑的信仰，所以他决计专门为之“生一场病”。救赎的渴望似乎必以痴语出之，才能收获奇效，这大概是诗人普遍的“迷信”吧？令人欣慰的是，诗人如愿了。不过必须要提醒诗人，切勿使力过猛！“生病，已然是一个人无止境的事业”云云，即属此列。甚至诗的整个结尾，都有顺着前文巨大惯性滑出“安全”轨迹的嫌疑。至少，“刹车痕”有点长。

“我有三个维度/——朝代，爱情和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西湖》）。诗以第一人称写西湖，是一种自述的口吻，也是一种自辩的口吻，是对为“我”留下诗篇的人们的一种认知纠偏或补正。人们习惯用时间（朝代）、情感（爱情）维度认知西湖，不外乎沧海桑田的感喟和阴晴圆缺、庭院深深的梦呓，用“不规则的墨迹和线条”，“指认”他们“所认”的西湖。但是西湖自以为最直观和最广泛的认知维度却是“水”，是“无处不在”远远重要于“处处不同”的“水”。诗人代为言说的这个“水”的维度，断不是一个“物理”或“地理”维度，而是一个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谁能说白娘子唱的那句“西湖的水，我的泪”，只是一个“爱情”的感叹，而不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感叹？须知西湖的水，说它是一个朝代和一个民族的“泪”，大概也不为过的吧。如果这样的解读不虚，那么足见诗人在这首诗里所要表达的历史观是独特和富于启示的。

诗人的这种历史观在《西湖十三行》中是有所延续和拓展的。两首诗的写作相隔几日，虽然诗的体例有所差异，但在诗的意绪上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而且，如果说前者的表达力求蕴藉的话，那么后者显然更直接一些。所谓“坑里只有小波纹，滋养蜉蝣的小脾气/湖中犹见大波涛，上演山河大戏//小波纹克己复礼，不勾连楚水吴云/大波涛万千气象，总有闪电前来，弹奏新的款曲”，俱是关涉历史兴替和江山改易的诗性言说。而“人间有坑，怎么忙碌，都是虚幻/天地大湖，碧水粼粼，洗尽都市红尘”云云，则已从历史言说探入到人世虚无和红尘有尽的悟觉层面。在语言的节奏骤变之间，后者完成了诗意的转换和意境的拓展。

这两首诗，都直接以“西湖”为书写对象，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创作，有一个同一思考的纵深挖掘过程。这在诗人的写作中也是常有的现象。所谓意犹未尽，一而再是也。有意思的是，两首诗在具体的语言应用、节奏把握和手法运作上各异其趣，应该是诗人在写作中的一种语言自觉使然。

至于这首新近面世的《一只鹤的空白》，则既是一个含蓄的隐喻，也是一个显明的象征。这只“鹤”，既是一种“东方美学”或东方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品格或文化图腾。它是伟大传统的一部分，是特立独行、超越凡俗的人格隐喻，也是清正端雅、臻于理想的文学象征。它还是“一个具体的空白”，有着太宏阔的想象空间，和太丰富的文学/文化意蕴。在经典化的言说中，它是“春风的一部分”，“飞过冰封的河流，河流解冻”；而在民间言说中，它却可以“遣散自己”，化身为“一场大雪”，给予民间更普遍的福祉。在诗人的观念中，这只“鹤”既是生动具象的，也是高度抽象的。它存在于“幽暗的”历史背景中，是“一封锦书”，可以慰藉“亲密的爱人”；是“一个庭院”，“领着一群月光梳理草木”。诗人的思绪所及之处，莫不是这种东方式的想象和低音提琴式的娓娓倾诉。而“起于山海，栖息于诗经”“常常从自我的外形中挣脱出来”的这只“鹤”，更是诗人对中华文明所做的一次诗性抽象和精神演绎。“鹤”在西湖，如果只被看作一个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遁世隐逸的孤立意象，那就非但不算赞美，反而是近乎贬斥了。在这首诗里，诗人显然表现了更纵深的历史洞察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相比这首完成度较高、视野更深广的诗，更新近的《宋朝的雨》算是一次聚焦式回溯——宋朝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截面，东坡作为一个诗思/审美焦点，被诗人施以诗歌的“点穴手”，定位在这组诗意的图册尾页。“宋朝的雨”作为一个国运象征，笼罩在“西湖”这一具体的地理坐标之上，西湖就被赋予了傲视寰宇的文化品格和人文内涵（在宋朝，西湖是一页薛涛素笺）。同时，一个“拿捏不准”命运的朝廷，自然也赋予了西湖以超乎其本身地理属性的激荡和不测的命运。所以，西湖之幸，或许正是西湖之不幸。其实撇开西湖宏大的历史波澜不论（湖中犹见大波涛，上演山河大戏//大波涛万千气象，总有闪电前来，弹奏新的款曲），单就一个“细雨如行草”的文化细节来谛视，真是生动千年的所在。而这“细雨行草”的执笔者，恰是这生动千年的文化景观的缔造者之一。可以说，东坡的苏堤之于西湖，不愧为一座文化之虹，拱起在历史的烟雨中。

在这两首写作时间相距不远的诗中，诗人对西湖的回望既宏阔又聚焦。作为组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两首诗分担了各自的责任，而诗人的文本期许得以实现，也能看出其相当可观的笔力。当然，两相比较之下，后者的结尾似乎稍显力弱，但也算隽永。

总的来说，宗月的这组西湖诗，是他近期写作中比较有份量的文本，体现了他在山水诗写作中的某些实验性雄心和博雅不群的心性。本文以“水气氤氲的诗意回望，风雨娉婷的人文触摸”为题，完全是个人式的浅尝辄止的文本探究，也未必完全切题。言不及义之处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指正，也祈宗月兄悦纳。

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