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非虚构新著《太阳透过玻璃》读札

薛舒非虚构新著《太阳透过玻璃》读札

文/西厍

继《远去的人》之后，薛舒新近又推出了同题材非虚构作品《太阳透过玻璃》。我们可以把这部新作看成前者的姊妹篇，只是无论从题材的深度还是视野的广度看，后者都有所深入和拓展。同时，从叙事的视角、策略和手段看，新作品也呈现出更加综合和宏阔的气象。一方面，这是由题材本身的现实发展脉络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基于题材发展和文体认知的求变意识、创新自觉使然。

在《远去的人》中，由于故事的发生场域局限于家庭（私人场域），人事的矛盾发展相对封闭单一，作品以有限视角，几乎以完全纪实的笔触记录了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家庭及个人的初期困境。在《太阳透过玻璃》中，由于故事的发生场域转移和扩展至社区卫生院（社会场域），人事的矛盾变得更加开放和复杂，作品在叙事视角、策略和手段上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纪实中融入了更多小说的笔法，以一种类似“借力打力”的方式描述和记录了“临终病房”中病人和家属的中晚期困境，从而透视了一个老龄化问题愈益凸显的社会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当代困境。其中不乏生死疲劳的坦然观照、生命真相的噬心逼视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道热肠，更不乏直面疾患和死亡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对社会问题的冷峻发问和思考。既有写实之功的入木三分，也有虚构之术的借力打力，是一部在文本建设、思想深度和社会效益方面都有所追求的好作品。

一、双重视角下的生死疲劳

作品的第一叙事视角是身为“囡嗯”（女儿）的“我”，这是这部自传式非虚构作品的自然选择。在第一人称视角下，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病程中、后期的生命困境被一一呈现，同时呈现的还有其他在生命终点线前苦苦挣扎，等待或正在“升天”的卑微灵魂，以及在这个生死“中转站”里为了生存、生活而乐于或疲于自己一份职责的其他卑微生命：医生、护工和家属们。因为父亲的病程业已进入到完全失智失能、“六亲不认”的深重区，“我们”不得不为他寻找和安排适合他的养老护理之所。于是，不管愿不愿意，父亲的最后一段生命旅程全然不由自主。于是，一段时刻与屎溺同在，日夜与死神为伴的“生活”就此启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父亲（或父亲们）的挣扎，也有“我”和母亲及所有病患家属的挣扎。所谓死也疲劳，生也疲劳。

在这个名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段医院），或被“我”称为“临终医院”的地方，每一个进来领受一份“临终关怀”的生命，都将开始他在人世最为不堪的一段生命历程。这里既是他生命漫长跋涉后的栖息之地，也将是他无力自主选择的困顿之地和陨灭之地，虽然他在这里会得到一份基于社会道义和人伦义务的关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是所有病患都能得到如我父亲那样的来自妻子和儿女的全心全意的呵护照顾。比如，九号床那位被一顿红烧肉送上天（升天）的愤怒的“小鸟”，比如有三个亲儿子放着不“用”，却情愿央求6号床的科长儿子捎带八宝粥的“肖老头”。人间冷暖，可窥一斑。

作品的第二视角，则是那些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女性护工。看上去这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一个观照生死疲劳的他者视角，因为记录“临终医院”的真实生活，那些女性护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我更愿意相信她们是作者自觉地认识到的其非虚构力量的一部分——为作者自己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知死亡的参考视角——升天。基于此，“临终关怀”在社会道义层面才落到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实处，同时，作为病患家属所时时面临的的伦理/道德困境和生死困惑也似乎得到了很好的纾解。护工们以卑微之身（有姓无名）给予深陷不堪境地的生命以不乏人性、人情的陪伴和关怀，尽管这种关怀是建立在一种雇佣关系上的，难免人世之所以为人世的庸俗和粗粝，但是终究不能抹去那层人性、人情的柔软和暖意。比起亲情中的某些令人绝望的冷漠、算计和沉沦，在护工身上反倒能看到更多救赎的神圣之光，尽管它有时候是以每小时68元的价格来标价的——这样说未免太残酷，也未必准确——但是事实如此。

二、时态交织中的亲情挽歌

生老病死，是人所必须经历的苦难。人生的残酷之一，就是目送亲人以我们无法接受的方式和速度远去。从不愿意接受到不得不接受，其中不乏希望和绝望的纠缠、愧疚和释怀的交替，苦痛挣扎中的心力交瘁和美好回忆中的精神缓释，共同构成了人们在目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在《太阳透过玻璃》中，作者无所避讳地记录了父亲在失智失能中走向陨落的不堪过程，也记录了她和母亲竭尽心力看护父亲、挽留父亲于既倒的苦楚中的温馨画面。或许现实中的挽留努力终究是徒然，所以作者在现在进行时态的记录中穿插了不少过去时态的美好记忆，有时甚至是一些闪回式的追忆，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为了在对比中突出叙事效果的技术选择，更可以视之为一种自然的情感、精神层面的补偿和挽留。惟其如此，作者才能以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支撑去面对行将失怙的残酷现实。

在作者笔下，年轻的父亲进城工作、恋爱、生子，他初出茅庐的青春，恋爱的甜蜜，初为人父的不知所措，与当下的缠绵病榻，日益垂老甚至垂死，构成残酷的对照。作者以一种时态交织的叙事方式，试图对渐行渐远的父亲作最后的挽留，对一份弥足珍贵的亲情作最后的挽留。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记忆镜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小火车，父亲骑自行车，一家四口“兵分两路”赶往外婆家，在公路和铁路并行的路段，“我们”和父亲遥遥挥手致意，“我看见风吹在他脸上，吹得他并不长的头发像一茬迎风后仰的麦子”。在很多人的生命记忆中，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记忆中，大抵都有类似的温馨画面吧？作者动情地说，“幼年的我，总觉得他是不会离开我的，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会紧随着我，一次次地赶上我，让我随时看见一个面带笑容的男人在与我遥遥相对的地方看着我”。这浪漫镜头的闪回，寄寓着一个女儿对父亲太多太多的感情和精神倚赖。就是在这样的时态交织中，作者用深情的、甚至不无浪漫的笔触，书写着一阕亲情挽歌，令人动容。

只是，虽然记忆历历在目，似乎还触手可及，现实却是残酷的，所有曾经的美好都将随着“远去的人”而远去，无法一一挽留。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钝痛感始终弥漫于字里行间，给予读者持久的情感冲击和心灵震撼。

三、入木三分的写实之功

对于一个非虚构文本来说，它很重要的一个审美指标是在对人事的忠实记录和情感的还原上，在对生命窘境和社会实相的揭示或去蔽上。《远去的人》如是，《太阳透过玻璃》亦如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临终医院”中的病患、家属和护工的书写，几乎是毫不避讳的：病患在屎溺中毫无尊严可言的生命状态，家属在面对亲人窘迫生命境遇时的情感和心理，护工在逼仄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双重挤迫下的尴尬境遇，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太阳透过玻璃》中，《远去的人》的家庭场域为“临终医院”或“临终病房”所替代，作者的“非虚构”自然地从对父亲遭际的记录延伸到更广泛的人事的记录。外公、愤怒的九号床、肖老头，以及那些“没有名字”的护工，包括病患家属，甚至包括“我”的小学同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和缩影中的细节部分，在作者非虚构之眼的犀利“透视”下曝露无遗。我们不说母亲对“父亲”无微不至的护理，不说子女们如何处理“外公”的遗产，甚至不说愤怒的九号床为何愤怒，甚至不说肖老头的三个不孝儿子如何冷漠，只说说文本中对“临终医院”的死亡气息——屎溺之气的反复书写，究竟潜藏着多少直面不堪的勇气和不屑伪饰的生命关怀。

作为女性，对于深陷屎溺的丑陋的垂死躯体，显然有着天然的拒斥，即使她身为家属，父亲的女儿。但是作为写作者，她又必须抛开一切羞耻感，直面那些尴尬的境遇，即便是被动的一瞥或避无可避的直视。我们无法确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是否经历过困难的选择，写，或者不写，以及怎样写。我们所能确知的，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屎溺，真实地向我们呈现了生命的某个必然阶段的必然状态。它的呈现不是为了博取猎奇的眼光，甚至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揭示生命的真相——虽然是部分的真相，却也是最残酷的真相。

当然，比起作者一周一次或两次“被动”面对屎溺的尴尬，护工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泛滥的屎溺之气，她们生活于中，呼吸于中，须臾不可逃避这浓烈的死亡气息。难能的是，护工们早已习以为常而处之泰然了。“小张”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病患们把屎把尿，擦洗病患们屎溺中肮脏的身体。她们甚至一口一个“老爸”地称谓着与她们只有雇佣关系、毫无血缘关系的病患，像报喜似的向家属报告“老爸早上拉了屎”“可香呢”！或许，我们不必以为她们是出于一种职业责任或荣誉感（但凡有可能换一种职业，大概谁也不愿干这伺候临终病患的活儿吧），但是，她们每天的工作的确是一份不可替代的人的工作，具有最真实的人的属性和担当。我们似乎也不必像表彰先进一样地表彰她们，从她们身上挖掘出什么政治正确的大义高德，但是，她们的工作又的的确确体现了一份人道的微茫。古人云，道在屎溺。放在这里，或许也说得通。

所谓写实之功，除了体现在屎溺之气的反复书写，也体现在更多的细节处理上。那些看似顺势带出、漫不经心的细节，那些附生于“临终关怀”这根“主线”上的藤蔓与枝节，往往成了窥探人性、透视社会的显微镜。比如七个子女在处理外公遗产时前前后后的诸多事端，尤其对母亲身处其间的那点小心思的入里剖析，本质上就是一个很见勇气和用心的细节。一个迁户口的“小动作”，牵动的何止家族成员在共同的伦理压力之下各自蓬勃的人性“小九九”，更有同处这个时代的芸芸众生在伦理和利益纠缠中变得异常敏感的神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让自己置身事外，没有让自己站在一个自设的道德高地作俯瞰式的评判，而是置身其中，作为避无可避的“当事人”之一，“无条件地支持”母亲去争取一份属于自己的利益。当然，作者始终是清醒的，她是外公遗产之争的参与者（被动的），同时也是事件的观察者、记录者和评判者（准确地说，是反思者），她既是实际的“剧中人”，不得不“深陷”其中，又是精神的“局外人”，能自觉地跳脱于外。惟其如此，才不至于对纷争中的亲人们作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而是抱着一种深刻的同理心，对“人”之为“人”和“我”之为“人”，有着一种平而视之的悲悯态度，既有剖析别人的勇气，也有剖析自我的自觉。

四、借力打力的虚构之术

一个在阅读《远去的人》时不会出现的问题，在阅读《太阳透过玻璃》时出现了——为什么在一部“非虚构”作品中出现了“虚构”？如何看待“非虚构”中的“虚构”？作者在《远去的人》问世之后，还写过一部相似题材的小说《后弄》，当时给笔者不少震撼。笔者认为作者应该是不满足于“非虚构”文本的局限和拘囿，有意用小说的方式更自由地探讨这个时代的一个噬心主题，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困局。应该说，作者的良苦用心是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的。小说很成功。

笔者在阅读最新这部非虚构作品时，很自然地想到经历了前两部作品的实践、思考和评价反馈，作者对于非虚构文本的认知，乃至对于非虚构和虚构关系的认知，应该有了很大的发展。体现在作品中，这种认知的发展是一目了然的。在作品主体的大量纪实性叙事中，作者灵活地穿插了不少回忆性、想象性叙事、描述甚至细节处理（护工们的逼仄命运、愤怒的“小鸟”、肖老头的哭泣、无处不在的屎溺等。作者显而易见是一个“宏大叙事背景中的细节控”），并在对比或并置中（用过去时态表现父母的青春，爱情和家庭的生长性、完整性；用现在时态表现父亲的垂老、濒死和生命的陨落、亲情的残损），表现对父亲远去，亲情残损的苦痛挣扎和不舍。同时，作品在叙事中还夹杂着大量的议论和灵魂拷问式的自诘，大大增加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发人深省。

笔者于非虚构作品素无完备或超乎一般意义的认知，仅从作品的实际效果出发，对于其中频繁出现的貌似“虚构”（基于生活事实和生活逻辑的有限想象）的笔法抱以肯定和赞许的态度，私下以为这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写法。而这种借力打力，应该是由作品所涉的人事场域的变化发展所决定的，而非刻意的隔靴搔痒式的“淫巧奇技”。

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赋予生命、人生以意义。太阳透过玻璃，照着毫无行为能力和尊严的残损躯体，照着不堪的生命，给予他们最后的温暖。这应该是一个很有人文情怀的题目——据说是编辑的意见，而作者另有自出机杼的构想——客观上的确消解了一点叙事中无处不在的悲凉或悲怆。当然这也是与作者在文末点化的爱之于生命的意义相呼应的。总的来看，作品以相对宏阔的视野和细腻的笔触，在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整体氛围中表达了对生命苦难的悲悯、拷问和深度思索，同时，其跨越文体的写作尝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远去的人》和《后弄》之后，这种尝试应该也有属于作者的自洽的写作逻辑。

2023.8.4初稿

8.12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