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耀宗
或许是囿于阅读视野的缘由,迄今我见到的文学作品多为歌功颂德、一团和气之作,读来毫无生气,令人疲劳、生厌。
毫无疑问,现在是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可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一味地“是是是、好好好”叫个不停,要知道,这不是涵盖了我们全部的现实生活。“如是追求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呈现,那么作家是否应有更加宽广的视域?譬如精神向度问题。”(1)
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暖心居”公众号阅读乌兰察布市乔奕斐先生的《老驼乱弹》系列随笔(或杂文),我既有一种神清气爽之感,又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不消说,这些随笔恰如一朵盛开在百花文苑中的带刺玫瑰,观之喜人,触之扎人,透着冷艳的美丽。
从公众号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妄想的世界》可知,《老驼乱弹》系乔奕斐十年前写就的《妄语杂谭》文集。该文应当是文集的序言,它暗含了本书的题旨,即“希望通过对生活的反映来干预、参与,甚至重新建构我们的社会生活。”(2)这在当下,抑或有点不合时宜,但“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3)
走进《老驼乱弹》,一颗文心照亮你心间。
纵观文集,无论是写朋友、好人、爱情、婚姻、文物与文化,还是写尊重、品格、理想、完美、幸福与痛苦,无不灵动、洒脱、慧敏,笔端始终洋溢着强悍凌厉、大气磅礴。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深谙程度,以及拨动我们心弦、感染或启发我们的丰富意蕴,它开掘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余韵悠扬,颇堪回味。
总结乔奕斐的这部文集,我以为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值得一提。
其一,强烈的思想魅力。读这些随笔,明显的感觉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除理讲得“真”外,还升华出不少格言、警句,颇具哲理意味,不失为好文。
就思想力而言,此类随笔大致包括三个分支。
第一支蕴含着文化血脉,其或呈现文化内涵或反思文化真谛,给人留下鱼跃龙门的视感与遐思……
由世人对文物与文化认识偏颇,甚至是误解、扭曲、玷污,作家在《文物与文化的谬论》中拨乱反正,表示那些昧着良心倒腾古董的人不配叫文化人。接着,他发出了《文化的悲哀》的感叹。最终,作家看清了芸芸众生不过是披了件文化《欲望的华丽披风》,在上演“皇帝的新装”把戏。摒弃种种纷扰,当我们静下心来,真正进入乔奕斐的世界,自然可以感受到特别的文学魅力和人文力量,也会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产生或深或浅的认识,在内心焦虑后重新燃起希望。
其它如《爱情的高雅与庸俗》《烈烈风中两相守》《阅读自己的德行》《寻觅完美》《理想像雾也像风》等文,皆属人爱、人伦、人格、人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作,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乔奕斐的这些随笔,以其敏锐的洞察和善意的提醒,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文化走向的精神档案,“充满真理和人文关怀,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5)孰不知,“文化精神的沦丧和磨灭是一个民族致命的内在基因的病变,当其不知不觉发展到“文化癌”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灵魂就被掏空了。所以,绝不能把文化看成“热热闹闹”、“说说笑笑”的闲事,用可有可无的态度去应付。那样做,会毁了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的生存的根基。”(4)愿有关方面早日扭转这种局面!愿世人早醒!还文化真面目和应有之义,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
第二支揭示“人类的丑陋行为和社会的弊端”(6)。他之揭示,往往会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大众无由地对号入座,感到自渐形秽。想必,这就是文章的思想穿透力和渗透力所致吧。
比如,乔奕斐在《朋友的试金石》中坦诚:朋友就是相互间的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这便是现实中的人性。作家明确指出此人性,目的在于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只有正确认识人才能把握好人生方向,不断成长起来。又如,他在《努力做个好人》中,把贪婪、欲望等人性弱点和人的心理都进行了探索与描摹,既使人窥见了人性的丑陋,又使人感到了人性的挣扎,一种呼唤社会道德回归的殷切文心昭然若揭。毕竟,良好的道德是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再如,《人生大舞台》,作家把做官、做人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甚而把人的灵魂都看穿了,令你心里没底直发毛,教坏人变好,好人更好!
“社会上还是有许多无能的男人比有能力的男人更有成就。有的人没品德、没能力、没思想、没智慧,可是,就因为他们朝里有做官的父母亲戚,官照样能做,老板照样能当。”在《看破红尘易,走出红尘难》中乔奕斐如是说。进言之,正如他在《守住人格的尊严》中说的:“小职员、小官吏之所以故做‘哈’相,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是因为他们想讨好上级,是因为他们想得到重用或者提拔。而在政府机关、单位,才华和能力并不是受到重用或者提拔的先决条件。”作家把社会世态、官场内外展示出来,用反讽和幽默加以奚落、否定,重申作品参与社会生活的作用,劝谕人们认识和改正这种歪门邪气,使社会向着风清气正、务实高效的方向健康发展。应当说,乔奕斐把笔触指向社会,甚至并不隐晦,这是抓住了文学最核心的东西,显示了他为文的开阔视野和社会道义,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第三支充满哲理意味。作家通过讲古论今、知人论世,道出了某些生活的道理和人生的真谛,成为我们日常行动的指南。
例如,他在《做人亦当守方圆》中告知我们:圆是圆通,是一种宽厚、通融,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是心智的高度健全与成熟。通常,我们不因洞察别人的弱点而咄咄逼人,不因自己比别人高明而盛气凌人,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智欲圆而行欲方”。再如,《春夏秋冬乃人生》一文,以一年四季各有景象想到人生四时各有所得。其意是说,世间,没有永恒。有的只是对现实的安享。无论你处于哪一个季节,它们都是人生不同的色彩,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这类随笔,作家借助一个或几个物象,巧妙溶铸哲理,说来头头是道。由此可见,乔奕斐对人生的彻悟,与西方存在主义的理念相契合,彰显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阔大胸襟与气度,也赋予作品以现代性特征,读罢令人折服,也令人深思。
其二,丰厚的阅读快感。乔奕斐的随笔不仅以思想见长,而且在辞章修饰等方面亦非同一般,由此带给读者的必然是阅读上的丰厚快感。
首先,提供知识,创造价值。拜读这些随笔,最突出的一点是文章广征博引,知识蕴含丰富,既有中外名人名言、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也有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古文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四面交响,八面来风,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人不曾有过的新知,观之听之,犹如长江黄河,奔腾而来,呼啸而去,翻波逐浪,一泻千里,心中欣喜欲狂,真正有趣且有收获。
其次,构思巧妙,论证严密。譬如《烈烈风中两相守》一文,以“婚姻总在风雨中,你被搞得焦头烂额,心神疲惫,哪里还有精力专心事业呢?”设置悬念,然后排兵布阵,全方位调度,最终阐明了婚姻需要经营这一主题,文章层层递进,多姿多彩,极有吸引力。《寻觅完美》,采用的是抑扬法行文,他写完美,不是一开始就亮明观点,而是抑制住空洞的说教,先摆事实,称亲眼见到“长江江水却是一片浑浊,给人一种长江气魄逊黄河的遗憾。”领略了风景秀丽、文明和谐的美上海,却也遭遇到上海“花腿的蚊子让人无处藏身,闷热的空气无处不在”的美中不足之尴尬。前后一对比,结果发现“世上没有完美,更没有永远的完美”的主题显露无遗。文章有破有立,可信度和可读性很强。此类随笔以情联结全文,以理凸显主题,情与理交融,达到了完美统一,妙和无垠。
第三,语言优美,形式多样。乔奕斐的随笔,运用和借鉴诗歌的语言、小说的情节、散文的洒脱、杂文的犀利等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衔接得恰如其分,语言精练、生动、幽默,好用反语,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来趣味盎然,获益匪浅。
第四,真诚沟通,见解独特。批评家张莉认为,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写作的自由。”(7)据我看来,所谓的写作自由,就是不端不装,能冲破世俗束缚,敢言他人不敢言,真诚地与读者说话,即“不合众嚣,独具我见。”(8)这是乔奕斐随笔最鲜明的特点。“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9)对此,我深以为然。文中此例举不胜举。
例如,“公道就是把人心打个颠倒,和对方换个位置、换个思维去想,公道自然就出来了。”又如,“真正的尊严,不是做人做得有多么刚烈,多么有骨气,而是你有了成就,有了地位,你就有了尊严。”再如,“我以为谦虚只是一种礼仪而已,过分的谦虚其实就是虚伪或者是人性的自我扼杀。”还有,在凸显人性的丑陋后,他文中为我们指明了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爱与宽容等等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生活幸福的根本力量。总之,乔奕斐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精彩议论,显示了他参悟人生、洞察世事的智慧和才情,闪耀着批判的锋芒,使得他的书写在向度上显示出力量,在成规上显示出说“不”的勇气,这些都是在当下写作氛围中不多见的,理应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赞扬。因为“惟有这样的真心发出的心声,才能明‘人生之意义’,而使‘个性不至沉沦与浊水。’”(10)
一定程度上,不妨说《老驼乱弹》代表了乔奕斐的写作风格,他书中关于小到如何做人,大到怎样爱国,其高远、深广的精神向度,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提升,这正是此书的“初心”和“匠心”所在。
注释:
(1)蔡家园,《作家的“阳光书写”》,《文艺报》,2020年6月。
(2)王宏建主编,《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
(3)曹雪芹,《红楼梦》。
(4)(5)柳斌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文艺报》,2020年6月。
(6)乔奕斐,《妄想的世界》,《老驼乱弹》。
(7)张莉,《如果我们养成了独立思考、 坦诚已见的习惯》,《远行人必有故事》,2020年3月,作家出版社。
(8)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9)韩寒采访整理,《榆柳夹桃花日光漏叶莹——贾平凹谈新作〈暂座〉》,《光明日报》,2020年7月25日。
(10)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总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