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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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耀宗
自网购张莉的文学评论《远行人必有故事》一书，我前后细读了三遍，仍觉品之不够，回味无穷。究其原因，在于张莉非但没有忘记为什么批评的初心，还在努力践行怎么样批评的使命，读来新奇独特而亲切自然，深得我心。
批评为社会服务
当我写下这个小标题，也许有的读者会说那是废话。我不以为然。因为现在有的批评就是为小我服务的，其意义可谓小之又小。与之相比，张莉就是与时代同行，为社会服务的批评家。
她总能以具体作家的作品为切入口，由他（她）们出发，“把目光和思想的触角投射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1）其中端倪已经见出。
譬如，在《为芳村绣像——关于付秀莹》一文里，张莉肯定了付秀莹小说延续前辈作家文风的写法，称其为久已失传的抒情文学传统又回来了。由付秀莹作品的根系所在及叶绿向何方的意义与价值，不难想到，传承又何尝不是一种创新呢。该文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是将付秀莹作品放在一个宏大的文学环境中去考量、探究，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新一代作家身上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如何表现当今中国乡村之美，实现美美与共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思路。
同样，《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探索——从孙犁到铁凝、贾平凹》一文，也是讲“荷花淀派”文学财富如何在后辈作家中吸收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孙犁写的是“人情美与人性美”，那么，铁凝写的则是“热爱生活中的日常但并不畏惧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暴力和残酷。”（2）“贾平凹不但写情，而且写性。性在贾平凹作品中构成了他写作的主要症候。”（3）由此可见，后二者属继往开来型作家。质言之，“荷花淀派”“思想及审美方式在多重意义上拓展了作家观察和书写现实的视域和艺术表现力”（4），开出了他们作品的新境界，致使中国文学民族化实践工作得以绵延不息，不断向前推进。
其他像《重新建构我们的精神气质》等文，皆是在向我们重申，文学创作只有在继承中才能求得大发展大变化。没有继承就没有依托，离开了依托，必将站而不稳行而不远。
回看《远行人必有故事》一书，张莉“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5）
例如，《我和我们的十年》一文，既是张莉为《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作的自序，也是她十年来关注“70”后作家评论他（她）们作品的总体概况，更是对他（她）们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历程的感恩与守望，为我们研究当代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份重要文献，具有里程碑意义。
就在其磨杵成针的努力中，作为批评家的张莉早已和她同代的作家们融为一体了，因为小我总是在大我的环境中同生共存的。她以《我和我们的十年》为题、行文，显示出她评论的站位和格局之高远。张莉强调整体意识，不赞成“个人化写作”，她认为，“这个‘个人化写作’很有可能也是有弊端的，如同我们总强调树的与众不同而忽略了它与四季、与大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道理。某种意义上，这一提法割裂了人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即是说，文学须大众化，要有社会性，批评也不例外。
又如，在《如何使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一文中，张莉提出：“在全球化的今天，完全排斥外国文学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毫无必要。但是，如果被同化，或追求与之相同则是不明智的，文学或文化的发展固有求同的一面，但恐怕‘相异性’更宝贵。”（7）显然，这是告诫我们，借鉴不等于照搬，拿来为我所用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壮大中国文学，而不是使其变种变异。倘若一味崇洋媚外，丢失中华民族特色，那么，中国文学“我将不我”。
总起来讲，张莉的评论有全局观和长远眼光，放之四海而皆准。她引领我们窥探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与何去何从。他的这种奉献和财富，值得我们尊敬与珍惜。
批评家的职责不仅在于鼓励优秀的创作面向，也在于抨击不良的创作倾向，这就好比“鸟之双翼、车之两轮”，都是文学批评发展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张莉在《如果我们养成独立思考、坦诚相见的习惯——关于女性写作》一文谈到，年轻时的冰心与庐隐由于为世俗所困，生怕影射和对号入座，结果导致她们的创作受限，实在令人惋惜。相反，萧红、张爱玲之所以在今天还让人不忘，在于她们抛去一切陈规陋习，敢于说真话，所以她们的作品传下来了。总的来说，“被自由限制”，不敢碰硬，这是目前我们创作上存在的瓶颈。在此瓶颈下，“会使作家在处理材料和结构时迟钝，丧失惊奇感，写下的作品亦简陋、乏味，以至势利。”（8）鉴于此，需要写作者们拿出勇气、血气、骨气，“敢言难言之隐，善睹熟视无睹之事，敢行无路之路，于有限处知无限，思存在之存在。”（9），还写作应有之义。
不消说，张莉评析的写作困境是共性的，希望对我们当下的写作者有所唤醒与救赎。
同理，《有所评有所不评》一文，也是张莉对批评家职业操守存在问题的明示，或者是对当下批评困窘表明的一种态度。她说：“今天我们的当代文学领域，一部大作家的长篇作品出来，批评家们跟进阐释。文学评价与新书的间隔有时连一周时间都没有。读者会发现，是大作家的新作品在牵着批评家走，读者看不到批评家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趣味，看不到批评家的筛选能力，看不到他的主体选择能力。很多时候，批评家就有如作品的‘服务生’。”（10）不言而喻，没有时间发酵出不了好评论文章。即使出充其量也是跟屁虫，是美丽的肥皂泡而已。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急功近利，甚至不排除摇尾乞怜的奴相，哪里还有什么批评家的风骨和精神可言。
“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是书斋里的批评，对话的是文本，并不能真正地触及更广泛的社会……长此以往，使得批评家对更为宏阔的民族国家、时代精神丧失了正面阐释的兴趣和整体概括的能力。”（11）
所以，不是什么都能进入批评家的法眼，批评家面对作品要有所选择。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应服务于促进社会自觉这一共同目的。张莉正是具备这种思想能力和批判气质的批评家，她带有温度、带有时代精神建构的批评，几乎涉及全书。
有一种批评叫随笔
捧读本书，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它与一般评论集并不一样。尽管此书的学术含量不少，但它并非是让人一读就头大的学术讲义，而是在娓娓道来中，使人一读就不想放下，有一种阅读的愉悦感。为什么它会产生如此的效果呢？答案就在本书里。
张莉说：“我尝试放弃论文体和‘学术腔’而使用随笔体和‘人的声音’……将我们时代生活中属于文学的‘微火’聚拢，我渴望它们成为一种心灵之光。”（12）
在谈到为什么使用“随笔体”及其意义时，张莉如是解释：“好的批评家应该有自由意志、独立批判和美的表达。今天，有没有勇气为自己松绑，写出生动活泼、自由自在的文学批评，实在是对批判从业者的一种考验。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批评家同行在试图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追求散文随笔体写作——这是努力摆脱文学批评教条气的努力，也旨在重建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的关系。”（13）诚如斯言。
那么，作为随笔体评论典型文本的《远行人必有故事》一书，它在行文表达上有什么特点呢？
双镜并用。读张莉的评论，我感觉她眼光独到，很有思想洞见。她的双眼好像就是双镜——放大镜和显微镜。她用双镜观察作家作品，既可做到笼统概括，又可作出精密分析，使我们对所论者作品不仅有面的整体感，而且有点的具体感，点面结合，了解详细而周全。她的双镜并用，见出了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令我们的洞察力加深和分辨力加大，不由让我们感到她的批评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生活等是如此的接近和密切，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4）我认为，这就是张莉双镜并用产生的实效。
在这方面，书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在一起——评李修文〈山河袈裟〉》一文，放大的是凡人苦斗炼出了人性光辉的一面，从而让我们领略到人民至上，只有人民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这一宏大主题。显微的是李修文在此书挪用、借鉴了小说、戏剧艺术，最终成就了他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可以说，双镜的并用，内外皆备，拓展了我们对李修文一书的认识空间，得到了写作启示。
话中有话。张莉的《远行人必有故事》，似乎在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神秘在讲故事，话纵有千千万，可被她一说，却又显得那么轻松自如，深入浅出，不仅吸引人，也启发人。说到底，这得益于她的语言艺术。
以《当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为例，题目看似陈述句，实则是反陈述句，是省略了的设问句，呈思考状态。即当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时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该的当坚持，不该的当借鉴……诸如此类，会触发你想到许多。又如，《如果我们养成了独立思考、坦诚相见的习惯》，题中“如果”一词用得好，有种征求意见、互相商量、协调合作、共同为之的口气，给人的不仅仅是平等对话，还有诘问、沉吟、提醒和启迪。其他像《我们为什么对孙犁念念不忘》《为什么要燃起“女性精神”的火把》《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等题目语的使用，令人望而亲近，一种想读下去一探究竟的欲望被刺激起来。还比如，“批评家就有如作品的‘服务生’”这句话中的“服务生”一词用得恰切、中肯，既给足了批评家这一称谓的面子，又鞭辟入里地道出了批评家被动作为，有失身份、太掉价的实质。
总之，“语言里住着作家的灵魂。”（15）语言能释放出更丰富的意义，给读者以遐想万端。
随笔体文本。读张莉，我们发现，她虽为教授、导师、批评家，但她写出的评论文章丝毫不见学究气，没有学院派老气横秋、一成不变的惯性写法。她之评论，非评又评，不落一般评论家的俗套，而像散文、随笔，文学味十足，引人入胜，贴近心灵，因此赢得读者喜爱不足为怪。
关于这点，本书即是范例，恕不多言。值得一提的是，张莉在《重新确定文学批评的对话性》一文中，表示她不只推崇随笔体，也希望序言、书信等融入批评文体样式，使其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同时也具有文学性，更有利于持久传播，产生较强的影响力。
对比法。纳入对比法对本书来说是一大特色。从中既可见张莉作为一个批评家的阅读范围之广，又可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她的“此中真意”。
试看《重新建构我们的精神气质》一文，张莉在讲到葛亮的小说《北鸢》时，对比地提到了《繁花》，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互相衬托，各美其美，益见共美的一面。再看《我们为什么念念不忘孙犁》，张莉除称赞孙犁的《荷花淀》外，为了拓宽读者视野，还运用比较法对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孕妇和牛》及贾平凹的散文《一颗小桃树》进行了评价，统称这部（篇）作品均有为时代发声、为生活预言的美。这种整体对比，避免了一叶障目，一家之言的嫌疑，具有慧眼识得此作外的景致效应，从而使本书内容丰富而厚实，中心明确而集中，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极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故事中有故事。张莉此书一般讲的都是与作家作品有关的故事，有时，为了写作的需要，抑或为了风物长宜，她也讲故事中的故事。
就拿《“奇异的经验”与普通感受——阿来与他的文学世界》一文来说，里面讲到阿来爱拍摄花草，且能叫出各种花草的名字。这都是为了给文章加“作料”，美化、拓展阿来这个人物形象，为他从事文学创作、取得文学成果奠定了基础。《这个作家的重生——关于萧红》一文，记叙了葛浩文当年与萧军交往的一幕，其中提到了萧军打萧红，萧军生怕他人向外说，还怕葛浩文写他的传。通过这个故事，一则可知萧军的为人；二则可知萧红当时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就是在那种生活环境中，萧红依然坚持文学创作，这是这样的坚韧与勇敢啊！纵然萧红不幸英年早逝了，但是她创造出的场景性小说结构，她传之后人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精神财富，使得她又“重生”了。
故事中有故事的写法，一方面避免了常规论述的乏味；另方面又拓展了表达空间，同时还可流露出批评家的情感倾向，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可谓一法多用。这种笔法对于随笔体而言是开创性的，应该大力推广。
慨而言之，张莉为随笔体代替论文体所做的亲自实践，理应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关注。如果我们的批评从业者都能像张莉一样，把批评文章写成随笔，那么，批评界将是另一番不同的风貌了。
作家凹凸说：“文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16）无疑，张莉的批评正好圆满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2020年12月8日—17日
注释：
（1）李松睿，《与时代同行的文学评论》，《文艺报》，2020年12月11日，137期。
（2）（3）张莉，《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探索》，《远行人必有故事》，中国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第32、33页。
（4）杨辉，《融通古典传统，打开文学评论的新视野》，《文艺报》，2020年12月11日，137期。
（5）李爱玲，《你才是自己的过来人》，网上。
（6）（7）张莉，《事物的整体和“一棵树”的与众不同》，《如何使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远行人必有故事》，中国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第183、202页。
（8）（9）赵卡，《诸般困境：由远切近省察人与生活的细节关系》，《草原》，2020年第12期，第143页。
（10）张莉，《有所评有所不评》，《远行人必有故事》，中国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第244页。
（11）傅逸尘，《重构有温度的批评场域》，《文艺报》，2020年12月11日，137期。
（12）（13）张莉，《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重新确定文学批评的对话性》，《远行人必有故事》，中国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第231、218页。
（14）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4页。
（15）张莉，《语言里住着作家的灵魂》，《远行人必有故事》，中国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第175页。
（16）凸凹，《纯朴之香》，《沉潜与言说》，北京日报社出版，2017年5月，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