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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历史文化，从区域上归类属于吴越文化，从地理上分析属于山水文化，从历史上划分属于魏晋文化。
对酒当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买山而隐，兰亭流觞，东篱采菊……在中国文化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无疑是最迷人的一段；在历史名人长廊中，这些人物无疑是最具魅力的一群。
华夏风光瑰丽无比，晋唐为何唯独垂青剡中之地？高僧名士品位极高，为何单单钟情浙东一隅？
故乡在古代环境闭塞，山川千载沉寂，林海百里苍茫，剡东旷无人烟。但这并不影响文化的积淀，相反这方环境封闭的山水，对“隐逸求志”“避乱求安”的高僧名士更具吸引力。东晋永嘉南渡后，历经战乱和政治黑暗、承受巨大精神痛苦的东晋士人，化作南飞雁，纷纷下江南。漫步山阴道，如在镜中行；一进古剡中，如入桃花源。于是他们就“寄情山水之中，放浪形骸之外”，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择室而筑栖剡中。
剡中古属会稽，“会稽有佳山水”，这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世说新语·言语篇》里有两小段美文，都是描写会稽的“佳山水”。一段是画家顾恺之说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还有一段是书法家王献之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在战乱中深感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东晋士人，需要一个地方来安顿他们的心灵，老庄又向他们发出类似“到自然去”的召唤，而剡中作为典型的江南佳丽之地，因其封闭和宁静，令他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可在这里超脱，也可在这里沉醉。
佳山水固然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原因，高僧名士齐聚于此有更深的时代背景，著名学者陈百刚先生的分析更为深刻全面。
公元二世纪初，军阀之间互相混战，王室贵族自相杀戮，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极度转寒，从高原上横冲直下，同中原农耕者激烈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西晋以后，中国分裂，黄河流域五个少数部族割据争霸，南方五个短命王朝频繁更替……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极为残酷野蛮的阶级与民族压迫，中原“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白骨蔽野，百无一存”“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身祸家破，阖门比屋……”
和汉代帝国的崩溃几乎同步，两汉集权式地主经济全然瘫痪，中央政权因此脆弱。而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却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在战乱中蓬勃发展。独立的庄园经济的发展，雄厚了世家大族的实力，使他们具有参与政权的充分条件，门阀氏族就随之出现。门阀氏族既要卷进上层政治旋涡之中，难免也要为旋涡所扼杀吞没，“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不可复闻”。
因此，“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代。”（宗白华语）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患的境地，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之中，他们的思想、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他们“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理，这就构成了时代的所谓魏晋风度。刘大杰说：“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然而他们却都能在多方面找着慰安，或是酒色，或是音乐，或是山水，或是宗教，这些都是他们灵魂的寄托所。”
在这个茫无归宿的时代，追慕山水，大置田庄产业成了门阀士族的重要举措。当门阀氏族占有大量土地以后，就为他们置产建园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永嘉后南渡的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迫切的家族利益亟待追求。他们挟持着除土地之外的全部财富播迁江南，凭借政治优势和北方带来的佃客、部曲、奴童等大众，到处求田问舍，经营产业，建立庄园。
至于晋宋间士族的归隐会稽问题，陈寅恪认为：“至南来北上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居住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是也。但建业本为孙吴旧都，吴之潜在势力甚大，又人口繁庶，其经济情势必非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空虚区域可比。此集团固占当日笼络吴之国策，此王导及其集团之人所不欲或不能为者也。然此等人原是东汉儒家大族之子孙，拥戴司马氏篡魏兴晋，即此集团之先世所为。其豪奢腐败促成洛阳政权之崩溃，逃命江左，‘寄人国土’，喘息稍定，旧习难除，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以恢复其旧日物质及精神上之享乐。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
北方血雨腥风，战祸频仍；南方经济发展，安逸富足。于是一批批北人，举家带口，扶老携幼，渡过长江，涉过钱塘，沿着娥江，溯流而上。但见“剡山峻绝，竞爽嵩华，涧崖烛银，岫巘蕴玉”，“四嶂相衔，郁如鹫岳”，“曲涧微转，涣若龙池”，真乃“六通之圣地，八辈之奥宇”。北方士人看惯了北方山水的苍茫广漠，过江南渡后发现江南山水的秀丽明净，正好安顿他们追求宁静的心灵。这里少经战乱，田园静谧；风光幽奇，峰高林密；水碧山青，人烟稀少。对于饱尝战争离乱之苦的北人，无疑是一处世外桃源，方外乐土，也合了剡字“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因此，北方门阀士族，纷至沓来；高僧名士，接踵而至。
“东进”中的主要区域即今天的剡中一带，剡中自然包括后来所分析的剡东，准确说是剡东南—即今天的新昌。剡东南名山簇拥，风景秀丽；上接台云，下临剡曲；峰峦挺拔，江水萦回。当时隐居及盘桓于此的晋宋士人多如过江之鲫，这在《沃洲山禅院记》《剡录》《世说新语》《建康实录》《高僧传》中都有记载。
由此，大批士族官宦，高僧名士，见此山光水色，耳目一新，依依如归。或游弋吟唱，或修禅求仙，或隐逸遁世，或移籍迁居。高层次、高品位的中华文化迅速传入斯土，光大发扬。丁、王、梁、杨若干大族各依山傍水聚居，子孙繁衍，诗礼传家。一批批时代骄子，文化精英，留下胜迹，名垂竹帛。桃源有刘阮仙踪，南岩有任公钓台；东岇有竺潜道场，沃洲有支遁精舍。释晖映水塑貌于溪滨，右军点燃丹灶于鼓山。剡东诸山，成为一座座旅游、宗教和文化的名山。山水诗积石导河，释与道开宗立源。佛影幢幢，仙迹翩翩。
王羲之誓墓辞官后，就隐居于剡东。“世人以为王右军、谢康乐为吾国文化艺术史上特出之人物，其欣赏自然界美景之能力甚高，而浙江山水佳胜，故于此区域作‘求田问舍’之计……”陈寅恪先生的点评，道出了王羲之隐居剡中的首要原因。当然他的向往山林隐于剡东，主要为了陶冶精神领略乐趣，把寄情山水、优游岁月当作一种生活的方式。另外还有宗教等原因。
剡东首先是风景名山。这里的秀山丽水吸引了名士们多情的目光。剡东以清幽奇丽著称，既有天台之雄奇，又有剡溪之秀丽。难怪历代文人墨客总是用灵秀的笔墨写新昌灵秀的山水，诗文汗牛充栋，莫不钟情绵绵。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天地神明镜”“唯剡溪两岸有之”。
其次是文化名山。六朝时期上层士族代表，佞佛崇道谈玄，往往一身三任，兼而有之。佛门巨子支遁，文化名流王羲之，政界首领谢安，都是一身三任的代表人物，都与剡东结下不解之缘。还有沃洲十八名士十八高僧雅集，还有更多士族文化名人流连。应该说，剡东崇高秀美的山水使他们沉醉，幽美凄清的环境让心灵慰藉，由此撩拨起他们的缤纷才思，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积淀成或佛或道，或诗或玄。剡东也由此山因人灵，人因山传。王羲之的书法、支遁的玄理、二戴的雕塑绘画、许询和孙绰的玄言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僧佑的造像，均属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成果。
因此，六朝时期，剡东诸山由于其特异的地貌风采和丰富的文化蕴含而名声卓著，成为一座座令人向往的名山。
剡东何其有幸，诞生过众多的文化巨擘；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片灵秀之地。宋儒黄度在《爱山亭记》中，首先设计了“家君”与“度”的对话：家君甫六十，尽弃人间事，筑室于孟塘山之阴而居之，终日徜徉于群山之中。既乃作亭北冈，回眺周览，万象偃伏，据登临之要。度尝侍侧，家君曰：“何以名斯亭？”度对曰：“请名‘爱山’”。家君曰：“试言其意。”度对曰：“市朝山林，出处之趣异也，纷华淡泊，躁止之机不同也，而各求其志，各乐其乐，盖有终其身不相为也，今夫往者如赴，还者如拒，委者如逊，突者如怒，方夭矫以龙骞，忽轩昂而鹤举。此山之布列曼衍，相为面势者也，朝暾升而凝紫，夕霭合而浮碧；暝欲雨而深黝，晃初霁而浓鲜，此山之变化翕忽，异姿而同妍者也。春秋耕获，旦暮薪刍，林空而弋，水落而渔，牲牲乎麋鹿之群友，交交乎禽鸟之鸣呼，此山间之人物错杂，耳目接之而为娱者也。故自夫出而动者观之，则诚虚空寂寞，何足爱者；自夫入而止者观之，则山与人常莫逆也，意消神融，则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爱山之意。”家君辗然笑曰：“汝知其外而不知其内，知其为可爱而不知吾之所以为爱也，泰华嵩衡，名其高也；涂室阳荆，名其险也，若夫箕首商蒙，岘完庐桐，其高可阶，其险可通也。而其名闻于天下者，以其人也。思其人爱其木，而况于山乎。”
黄度的家山是日常的，“春秋耕获，旦暮薪刍，林空而弋，水落而渔，牲牲乎麋鹿之群友，交交乎禽鸟之鸣呼，此山间之人物错杂，耳目接之而为娱者也”。也是美丽的，“朝暾升而凝紫，夕霭合而浮碧；暝欲雨而深黝，晃初霁而浓鲜”。但其家君笑答：“汝知其外而不知其内，知其为可爱而不知吾之所以为爱也。”从而点出主旨：“而其名闻于天下者，以其人也。思其人爱其木，而况于山乎。”下文果然笔锋陡转，主题突现：
汝试凭高而望之：直东危峰中立，俄然如侧弁者岇山也。岂非道深法师之所居乎？方其师友万乘，奔走公卿而能等朱门衡茅为一致，卒归老于空山，故吾爱其洁。少南，平冈隐阜，交互经纬者沃洲也，岂非支遁之所栖止乎？虽为浮屠氏之学，而有当世之望，一时名士，出处不同，尽从之游，片言只语，皆足垂世，故吾爱其达。北出坂陇支辏，有如倚剑塞其冲者，金庭也。岂非王逸少之所出入乎？识鉴精微，有经世实用，而不肯降志辱身，故吾爱其坚。又北出，秀嶂端整，如桓圭出于众山之表者，四明也。岂非谢安石之所游息乎？苍生喁喁，以其出处为安危，而高卧空谷，若将终身焉，故吾爱其远。界乎东南之间，层峤叠壁，如连云、如阵马者，天姥也。岂非李太白所尝登蹑者乎？当其文章名海内，人主一见倾属之，而飘然情兴，形乎梦寐，故吾爱其逸。环吾之庐，左右一舍，而山之名闻者五。建霞标于苍巅，凛清风于千载，虽蕙帐其已空，想謦欬之犹在，小子其能知吾之心乎？度对曰：“度不敏，诚不足以知此。”家君曰：“为吾志之。”度再拜曰：“唯唯。”退而书之，为《爱山亭记》。旃蒙赤奋若冬，季男度谨书。（万历《新昌县志》卷三)
南宋历任嘉兴知县、礼部尚书的黄度《爱山亭记》，写出其不仅挚爱家山特有之景，描绘家山奇异之形，还能道出家山所居之人，点明因其居而生敬爱之心，最后道明作记之旨。凡此，《爱山亭记》之述备矣！
“有非常之地，必以非常之人重焉。故尼山之重以孔也，濂溪之重以周也，而南阳、河汾之胜亦以孔明、仲淹增光焉。故山有虎豹则山若增而高，川有蛟龙则川若浚而深。生斯地也，当知所重矣！”（康熙《新昌县志》卷四）
新昌孟塘山，从沃洲山延伸而来，至今还留有五峰坑地名，后来分为上五峰村和下五峰村，现在分别为羽林街道的天峰和五丰。有人认为，“五峰”名称的由来，就是源自黄度《爱山亭记》中所载的五座名山—东有岇山，爱其洁；少南有沃洲，爱其达；北出有金庭，爱其坚；又北有四明，爱其远；界乎东南的天姥山，爱其逸。
可惜剡中之花只为晋唐开放，剡中之光只把晋唐照亮。唐末的动乱已经波及剡中，剡中逐渐失去了避乱的意义。另外随着更多的地理被发现，剡中魅力也红衰翠减；加上北宋时镜湖面积缩小，不再与剡溪相通，入剡水路不再顺畅。同时因为人口的增多，使得剡中不再是“秘境”。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剡中在五代以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剡东盛极而衰，唐后湮没无闻，恰似曳光而去的一颗流星，艳极而谢的一朵奇葩，只能让后人在追忆中回味，却难从实体中追寻。而那份光芒，那阵芬芳，却永远朗照在文化的长河中，氤氲在历史的氛围里。
但是，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文化基础。南开大学教授卢盛江说，唐诗之路既是空间之路，也是历史之路。从历史之路来看，我们一般认为唐诗之路从东晋开始，之后都属于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