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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阿贵，是因为一起建筑材料款诉讼案件，正是因为这一起案件，让我和阿贵相识，并成为终身的朋友。以后见证了一个农民工阿贵从工地小工做起，做过泥瓦工、材料员、班组长、包工头，经过三十多年的打拼，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建筑企业，成为一名企业家，这都是后话。
作为律师来说，这是一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诉讼案件，但对于阿贵来说，一点儿都不普通，因为案件的结果可能会让他背上巨额债务，这债务就像一座大山压在阿贵的身上，压的他喘不过气来，阿贵的天一定会塌下来。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对阿贵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阿贵完全是被冤枉的，完全是替他打工的企业背了锅。我猜测阿贵在接到我方起诉状的那一刻起，脑袋瓜子一定是嗡嗡的，心理一定是充满恐慌的，嘴上一定是骂过街的。作为我和我的当事人，其实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案子与阿贵没有直接关联，阿贵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而已，我们起诉的目的是要建筑企业承担付款义务，绝对不是要让阿贵承担义务，再说阿贵也还不起这笔巨额债务，如果判决阿贵承担这笔债务，我的委托人也不会同意。既然与阿贵无关，那又为何拉上阿贵做被告，给他带来麻烦甚至让他恐慌呢？这正是我们的策略所在。
事情是这样的。
在9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基建和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时候，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工地，工地上塔吊林立，塔吊下面都是快速增长的楼层和忙忙碌碌不停劳作的建筑工人，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经济发展就像一部机器在强大引擎的有力拖动下，蒸蒸日上，高速增长，奋勇前行，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烂尾楼这个概念，北上广更是如此。建设项目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福建人主要是莆田人几乎垄断了全国各地的建筑材料市场，这些人靠着工地，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但是这不影响人家把生意做大。生意虽然做的很大，但是他们的合同意识、证据意识、风险防范意识都很差。几百万、几千万的建筑材料送到工地，没有书面合同，只能拿到一张收料员签字的小白条，促成生意、回款等主要靠各个环节的打点。这些小白条没有建筑企业的盖章，如果通过诉讼讨要材料款的话，因为证据缺陷，可能会陷入被动。有一些不良建筑商或开发商，他们为了防止被起诉，故意不在收料单上盖章，只让收料员个人签字，让材料员挡枪，利用这些证据缺陷逃债。阿贵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商人们用真金白银买来的建筑材料，送到工地却拿不到回款，建筑企业或开发商们甚至不承认曾经收到过货物，面对这样的恶意逃债行为，无奈之下，只好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这些不守诚信的坏蛋们。
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很多福建建材商人。那时候，我刚刚在北京执业，我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福建籍的建材商人。
当时我正在代理的一起案件，就是因为某一施工企业拒不承认收货，几次协商不成，建材商人委托我起诉了施工企业，他手里的证据只有送货的白条，当时阿贵是工地的材料员，在收料单上签了字，因此在起诉施工企业的同时，我们一并起诉了阿贵，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列阿贵为被告的目的，只是一种诉讼策略，并非真的要让他承担责任，而是让他作为一个桥梁，起到证人的作用，让他证明真正的收货方是施工企业，而不是他个人。这样也可以让他给施工企业施加压力，只要企业承认阿贵是代表企业收的货，并非他个人收货，这事就做成了。如果仅把阿贵作为证人，我们无法让他必须出庭，再者，即使阿贵出庭作证，迫于企业压力，也不会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证言，也许做出对我们不利的证言。如果把阿贵作为被告，情形就不一样了，等于把他放在火上烤，让阿贵被迫说出实情，同时也让阿贵给施工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承认收货的事实。阿贵并不知道我们这个既深谋远虑又充满正义感的诉讼策略，我能猜到，当他接到我们的起诉状时，一定是不知所措，寝食难安的，一定会抱怨我们为什么要起诉他，一个打工的材料员怎么能承担得了这么大一笔债务呢。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对方一共来了三个人，其中就有阿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贵。庭审中，施工企业承认阿贵收货属于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可以认定施工企业系债务人，阿贵根本就不属于本案的当事人了。事情果真如我们所料想的方向呈现出来了，证明我们这次的诉讼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也暗自庆幸没有遇到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施工企业，也算是烧了高香了。
起诉的目的达到了，我方立即撤回了对阿贵的起诉，经过几轮的协商，最终以调解的方式结了案。在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放弃了货款利息，承担了一半儿的诉讼费用，在付款期限上给与对方宽限等。本来调解就是双方各自让步的结果，委托人也认为，为了顺利收回货款，做些让步也是值得的。
调解书生效后，时间不长，被告就按照调解书的付款时间主动支付了几百万的建筑材料款。收到材料款的那天下午，委托人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我这一好消息，虽然隔着电话屏幕，我依然能强烈感受到委托人兴高采烈的心情。
我放下电话，坐在办公室里，我的心情自然也很不错。窗外一阵阵微风吹过，一场淅淅沥沥的细雨从从容容地飘过之后，雾霾暂时被压住了，一时间，蔚蓝占了上风，天空显得格外清明与高远。透过玻璃窗看着西山清晰的轮廓，遥远的天际，起伏的山峦，像一弯有力而温柔的臂膀将高楼大厦和芸芸众生揽入怀中。办公室里飘着咖啡的浓香味道。我独自一个人享受着这个案子的快速结案带来的快感。
正当我幻想着如何打理下一个案件的时候，突然响起的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于是我接通了电话，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打电话的是阿贵。他先向我客气的表达歉意，说不好意思这么唐突地打扰到我，然后又向我表达感激，感谢我们撤回对他的诉讼。我说不用客气，本来就跟你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你能诚实的说出真实情况，也算是帮了我们的忙，要说感谢的话，我们也应该感谢你才对。寒暄客套了几句后，话锋一转，我问他，您找我有事吗？阿贵赶忙问我今天有没有时间，他表示希望能和我见个面，一起坐坐，认识一下，也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大概是怕我说忙，担心我拒绝他的缘故，于是一连说了好几句，一再表示不会占用我很长的时间。凭直觉，我感到阿贵是个真诚的人，面对他善意的邀请，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就按照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准备和阿贵见面。
阿贵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案件，因为在收货单上签字，被人起诉了，所以才想跟我见面，从放下阿贵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这样想。
那天傍晚，雨又下起来了，濛濛的细雨又飘洒在天空，下的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上没有泥泞，路面像泼过水一样的干净，这正是我喜欢的天气和雨境。路况甚是不错，出发较早的缘故，路上并不怎么堵车，在阿贵选好的地方，我们如约见了面，他来的比我早了很多。
记得那是一家云南菜馆，都是云南地方特色菜。阿贵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言语间明显有些紧张，交谈十几分钟后，好像放松了许多。借着酒劲儿，阿贵更加放的开一些了。他操着一口南方口音，普通话说的并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阿贵是哪里人。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云南人，家在大山深处的农村。我似乎知道了他为啥选一家云南菜馆了。阿贵告诉我，之所以选这家菜馆，一是考虑离我的律所较近，尽量少占用我的时间。二来是因为这里用的食材都是他家乡大山里产的，都是纯天然的野生食材，想让我尝尝他们家乡的特色菜品，三是来这里有回到家乡的感觉。阿贵不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我尽量帮他寻找着话题，打破初次见面的尴尬。
基本都是我问他答的方式，继续着我们的谈话。我问他，云南离北京这么远怎么来这儿打工。他说来这里是机缘巧合，一个包工头大哥是家乡人，他在全国各地承包工程，在他的带领下，就来到了北京。酒越喝越多，阿贵开始有些醉意，他告诉我，其实来北京，除了想挣点儿钱，见见世面，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我随口问到，啥愿望？这次阿贵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倒是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问我，有一种叫DNA的鉴定技术，可以鉴定亲子关系，您作为律师，一定知道这个技术吧？我想让您帮我。我有些惊讶的看着阿贵通红的脸说：“你说的这个技术我是知道的，目前仅用于刑事案件，用于确定亲子关系，好像刚刚开始”。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阿贵看着酒杯，慢慢的抬起有些迷离的双眼，凝重而又严肃的对我说：“我怀疑我是被拐卖到云南的。”我注意到阿贵的手在颤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至于从哪里被拐走的，我并不知道，我希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我惊讶的看着他，说这话的时候，阿贵一只手摁在桌子上，另一只手紧紧地捏着酒杯，我看到阿贵清澈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我刚要问他具体情况的时候，只见阿贵端起了酒杯，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说具体经过以后有机会我再跟您详细说。您现在先告诉我亲子鉴定的事情。
我告诉阿贵，DNA鉴定技术是英国遗传学家在1984年发明的。由于人体各部位的细胞都有相同的DNA，因此可以通过检查血迹、毛发、唾液等判明身份。
中国警方在1987年首次将DNA检测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
1991年时，我国法院在一起因离婚而引起的抚养案件中，第一次采用技术鉴定的“DNA指纹检测”去确定一对父子有无血缘关系，这是国内第一个DNA亲子鉴定案例，从而开启了我国利用DNA亲子技术确认亲子关系的先河。
我国最高法院在1992年专门就这起离婚案件做出批示:“DNA指纹”检测技术可以用到民事案件的“亲子鉴定”中。毫无疑问这次尝试，是我国司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我说到这里，阿贵的眼里立刻泛起满眼的希望。我继续说，技术即使没有问题，但是找不到比对的目标，也无法找到你的亲生父母。我的话音刚落，阿贵的眼睛里瞬间从希望转成了失望。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不忍心让阿贵失望，但是我必须告诉他实情。
我看着阿贵失望的眼神儿，鼓励他说，我听说国家正在筹备建立DNA库，用于破案和打拐，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用DNA技术找到你的亲生父母。我跟阿贵说这话的时候是1992年。
后来，我国最早采集血样是200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主要是针对以前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的人，全部安排重新采集血样。服刑人员，由监狱采集；刑满释放的由派出所采集；现行犯罪，由办案人员采集，同时还要采集指纹、声纹和足迹等。
全国人口DNA采集始于2009年。那一年，全世界首个“打拐DNA信息库”在我国建立，用于比对失踪儿童和其父母的DNA，以帮助寻找失散的家庭成员。2000年DNA技术开始应用于打拐工作。 这些都是后话，阿贵问我的时候，我国还没有采集血样，更没有建立DNA库。
阿贵很认真的听着我说的话，眼里满是信心和盼望。
阿贵告诉我，他经常做梦，会梦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每次梦到父母都是背对着他，从来看不见父母的脸。阿贵还告诉我，父母离开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植物，一片一片的，开着红色的花，奇怪的是，有花的时候没有叶子，有叶子的时候没有花。
听完阿贵说的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意识到阿贵梦到的可能是彼岸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