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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次日，王道善家。
这个叫尹大群的裁缝师傅，是离大水乡有40多里路远的南漳县薛坪乡人，今年48岁，一直没有娶亲。王道善请尹大群把受伤严重杨解华照顾起来，二人都没有丝毫的非份之想。首先，王道善是受新四军之托，不敢马虎应付，更不敢拿新四军战士开任何玩笑。
其次是尹大群，虽然是个“单身汉”，但在年龄上却比杨解华整整大了三十岁，一个48岁，一个18岁，如此悬殊，尹大群应该不会有一丁点儿打“歪主意”的心眼。一个穷得巴牙的纯朴王道善，一个有点儒雅的裁缝师傅，他们的共同愿望，都是想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让人民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这位新四军女战士。对于这种使命，他们不存在讨价还价，也没有推来推去，他们自觉地把这尊使命扛在肩上，用各自的智慧和力量，用各自连自己都无法暖身的羽翼，无怨无悔的呵护着劳苦大众的亲人。
35、一年半之后。南漳县薛坪乡尹大群家。
从1948年5月至1949年11月，是为期一年半的18个月时间。
对于尹大群来说，他像一个游牧的放牧人，把做衣服的生意，由保康的大水做到了南漳的薛坪。一路之上，杨解华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身上，一老一少，一男一女，欲近不能，欲弃不忍，做着自己的手工活，还管姑娘的吃和住，偶尔背着主人“攥”点边角余料，还得在从这一户转到下一户的途中，偷偷地给杨解华那套烂得不像样子的军装缝上“补钉”。可谓“一心挂两头，费力又费心”。而对于杨解华来说，从大水到薛坪，虽然只有40多里的路程，但她是用屁股坐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攥过去的。那溃烂的伤口滴出来的脓，和尖锐的石头锥破屁股流出来的血，在这条好像比转战中原还要遥远的路上，装满了太多的英勇。因为，从鄂中到鄂西，一路行军打仗，她没有怕过，从在天坑死里逃生的16个月，他没有怕过，那么现在的路，只要没有敌人的追击，哪怕是一寸一寸地爬过去，别说是40多里，即便是八十里，一百里，她也不会胆怯和妥协。因此，他们二人的心理是强大的，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应该成为他们这个时段的专有词语，上苍亲眼看见他们一笔一划的写进了可歌可泣的生命篇章。
36、解放后的薛坪区茅山河大队。
带着杨解华回到薛坪，尹大群和杨解华住进了一个很矮的窝棚里，他们基于男女有别的考虑，彼此分屋而住，对于这种做法，杨解华知道，尹大群是在按照王道善的安排，守护着对一位军人崇敬和女性的伟大。
1950年底，杨解华出于对尹大群的感激之情，为了报答尹大群的搭救之恩，自愿与尹大群共同生活。他们从此以夫妻的名义出现，日出而作，月落而息，过上了长达六年的平安生活。这期间的1954年3月，他们生下了第一孩子，两年之后，第二个孩子又降临人世。这对老夫少妻，把知足的时光一直向前推进。
37、1957年全国整风运动开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1957年秋，薛坪区委以杨解华无人证明其是新四军第五师二旅三团宣传指导员的军人身份为由，主观粗暴地认定他是“被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击伤之后，隐藏在薛坪境内的为国民党继续搜集反共情报的军统特务”。尹大群也由于“没有与阶段敌人杨解华划清政治界限，在担任解放后的薛坪区手工业社社长的过程中，为杨解华搜集反共情报提供特务经费并假扮夫妻”而被打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接着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此后夫妻二人白天参加生产劳动，夜晚屡遭批斗，令其老实交待反革命罪行。在无数次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先是由全副武装民兵连长把杨解华和尹大群同其他的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和右派“五类分子”恶恨恨地赶到一边，然后逐个审问，并且责令弯腰九十度，进行低头认罪。每一次批斗之时，杨解华拒不弯腰，以军人的姿势，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不管专案人员怎样呵斥和审问，杨解华只有一句话：“我是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一纵二旅三团正连级宣传指导员，是在攻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受伤的，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特务！”回答之后，话锋一转，“战争年代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没有打死我，现在你们想斗死我呀？！”每当大声说出这句铿锵有力的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都受到了震撼。
尹大群则说：“天下哪有裁缝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我救的是共产党的新四军战士。你们就是把我打入地狱，我也不会承认跟共产党的军队在一起是反革命右派”，如雷惯耳几句话，气得专案人员吹胡子瞪眼，哑口无言。
38、1966年“文化大革命”。
薛坪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杨解华踏上了为期十年的申诉之路。
时任薛坪区委书记胡某某，以区委文件的形式向薛坪邮电支局下达专项指示：一封不少的拦截杨解华的所有申诉信件，严防隐藏在薛坪境内的国民党特务向蒋介石传递反共情报。
十年间，杨解华百余封申诉信，包括向李先念，张才千等在内的求证信件全部石沉大海，负责拦截信件的邮电支局那个负责人连年受到区委表扬。
1976年5月 ，茅山河大队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认为杨解华、尹大群一家人住的三间“干打垒”土坯房适合大队里喂养牲猪，以“把国民党特务和右派反革命分子踏上一千脚、一万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为革命理由，强行把杨解华一家赶到杜家冲大队一个上吊自杀的生产队长住过的倒塌的房子里。尹大群从山上砍来几根檩木用于支撑摇摇欲坠的屋面和倾斜欲倒的土墙，大队连长闫某某无情地对他们给予“砍一栽三罚五”的严厉处罚，全年也挣不到五块钱的杨解华一家人，一下子被罚了25块钱。为此，杨解华不到十二岁的大儿子杨红军吓得在地上打滚，连哭带喊说：“妈呀妈呀，我不想活了呀！”
民兵连长犹如瞎子看不见和耳边吹来的“耳旁风”一样，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39、1976年10月。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全国结束“十年浩劫”，这时的杨解华似乎看到了新生命的曙光。
40、1978年10月。
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中央和湖北省委、省军区有关领导同志的批示，杨解华同志属于平反昭雪的对象。
杨解华得知消息，连夜去找武装部长李某某，几经打听，李部长正在附近某大队干部家里喝酒吃肉，杨解华站在门口刚一开口，正在喝酒吃肉的李部长扔掉筷子大发雷霆：
“老子偏不给你平反，看你个假冒新四军的女人头子有啥法！”于是，一帮人蜂拥而上，把扬解华推了出去。
过了几天，襄阳市劳动局给杨解华发来将其大儿子杨红军招为五一棉纺厂工人的通知，杨解华把杨红军引导区里办手续，组织干事说，区委书记不签字，谁也不敢办。为此，杨解华去找区委书记，今天见不到，明天见不着，半个月下来，连个人影也没发现。最后，一个好心人告诉杨解华，说区委书记这几天在县里参加“四级干部大会”，杨解华赶紧跑到全区组织的大型水利建设工地上找到在那里干活劳动的杨红军，工地上的领导听了，一不相信，二不准假。杨红军只好在晚上八点下工之后，连夜步行，于天亮赶到80里开外的县城。陌生的县城，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几经打听，找到了一直关心她母亲平反工作的副县长安进良。安县长弄清来由，亲自引着杨红军面见区委书记胡某某。哪知区委书记根本不在乎他面前的这位副县长，像杨红军“借的他新麦子，还了他的老鼠子屎”一样，暴跳如雷地指着杨红军的鼻子说：“就算我薛坪4万3千人民都参加工作了，也轮不到给你这个冒充新四军的特务后代去招什么工！”只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简直恨不得把杨红军吃了。
此时的安县长无言以对，杨红军彻底绝望了，若不是安县长及时发现阻拦，杨红军可能就血淋淋地躺在迎面而来的那辆货车的轮子下面了……
正义必然是胜利的，再厚的乌云也必然被大风吹散。
1978年底，杨解华恢复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五师军人身份，同时根据其受伤情况，落实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待遇。
然而，从全国解放后不久，到平反昭雪，杨解华的杨家大湾老家门口，一直挂着“舒烈光、杨解华革命烈士”的光荣牌，当地民政部门早在1950年就追认对新四军夫妻为“革命烈士”，直到1980年，南漳县才发现他们这里居住着的杨解华竟然是一位“活着的烈士”。
就在杨解华迎来自己被第一批平反昭雪大好消息的前夜，薛坪区委开出了一个毫无人道的前提条件：杨解华必须同右派反革命分子尹大群离婚，以示划清界限，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势不两立，否则，以包庇阶级敌人论处，不予平反。
接到这个口头通知，杨解华如临山崩地裂，气得全身发抖。
半个月后，杨解华的丈夫尹大群为了不连累自己这位年轻的妻子，考虑妻子与孩子们的未来，委曲求全，毅然答应了区委的“混账决定”。
又是半个月后，杨解华回望自己在解放后的冤屈、坎坷与磨难，觉得这里不是她生存的地方。因为这里从1957年开始，没有给她过一缝一隙的生命空间，她没有过过一天的安身之日，这里让她只差窒息了。也许这是上苍安排她离开这里的动因和前奏，考验与召唤。那天夜里，她没有告诉年迈的丈夫，留下了听话的二儿子，带着大儿子杨红军和年仅三岁的女儿，翻过雷家坡，越过黑水河，倚靠在一棵苍桑而古老的大柳树下等到了天明。她从此在这里搭起了棚屋，义无反顾地把母子三人的生命托付给了这片万象更新，万物复苏的大地。
杨解华说，这里不仅有灿烂而光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还有吹拂杨柳的春风和与人为善的人们，这里不仅有充满活力的勃勃生机，还有战天斗地的生活气息。
她料定自己在这里住得下来，活得下去，也料定自己今后的岁月不再沧桑，今后的路子更加宽敞。她现在笑了，笑的舒心，笑的痛快，笑走了不堪回首的“特务生涯”，笑回了丽质天生的可餐秀色……
41、次日。
沐浴区张营公社的花庄大队大柳树旁，两间棚屋的屋面上铺盖着从附近的“三线工厂”拾来的废油毡。
邮递员鸿雁传书，送来了杨红军的招工通知：
“杨红军，兹通知你于本月五日内，经沐浴区签字后前来我局报到，参加南漳县酒厂工作”。特此通知。
南漳县劳动局
一九七九年元月六日
杨解华热泪盈眶地接过“招工通知书”，谢过邮递员之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她生怕热锅里蹦出一颗冷豆，再次出现上次杨红军招工通知书在薛坪被废的情况，催促儿子穿一套像样的衣服，拿着三个鸡蛋到供销社里换来一包“丹江牌”的香烟，径直向20多里开外的沐浴区走去。
三天之内，南漳县公安局、南漳县粮局为杨红军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城镇户口迁移和粮油转移关系。南漳县劳动局局长刘仕贤亲自下达“国营企业职工招工通知书”，杨红军于第四天上午，在刘仕贤的引导下踏进了南漳县酒厂的大门。
42、日，杨解华棚屋门前，坐着七八位国家干部。
沐浴区委书记鄢兴富怒不可遏的发着天大的脾气：
“我正式告诉你们，杨解华建房所需要占用的土地，限你们下午之前必须批准到位。如果搞不到位，我拿你们是问！”鄢兴富喘着粗气，大手一挥，“看来不叫你们回家卖红薯，你们不知道狠气！”
讲到这里，鄢兴富似乎有些动情：“一位新四军女战士，一位‘活着的烈士’，为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整个沐浴区都装不下的贡献，受伤致残这么严重。解放以来，又批斗了这么多年，九死一生的大英雄，现在提了这点小小的要求，你们一个二个竟然推三拉四，只说不做，高高在上，无动于衷，难道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马上落实，鄢书记，我们马上落实”
“什么马上落实？现在就给我落实，要多大，给多大，要哪里，给哪里。我站在这里看着你们，三分钟之内，把条子给我写出来，否则，我非把你们头上的帽子取了不可！”
霎时，区委副书记向鄢兴富递来条子，鄢兴富不屑一顾，打开嗓门，面向杨解华：
“现在我宣布，抗战建国英雄杨解华同志的房子批准动工！！！”
鄢兴富声如洪钟的训斥和决定，吸引了附近周围正在农田里干活的群众，人们三三两两的来到这里，亲眼看到了一位区委书记忠于党、忠于军队和忠于人民的动人之举；有的议论耳语，有的拱手相赞。此时此刻，他们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在他们心灵深处，却知道人民英雄的伟大和人民公仆的忠诚。纷纷离开的时候，鄢书记的话语仍在他们耳边回荡。他们中，有人高兴得流泪，也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句话，他们都在热爱杨解华，他们都在感谢鄢书记，他们都在寻找与挽留，人间最珍贵的良知；都在唤醒与希望更多的人民公仆。
43、1994年。
南漳县光荣院正式落成，这是南漳县民政局以南漳县境内健在的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和老游击队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转业退伍军人的名义，对上争取的专项资金而建的一座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军人褒扬安置光荣场所。杨解华作为上述对象中的一员，被通知前往享受这一特殊待遇。从家里到县城的凤凰山脚下，杨解华感动万分，可谓“一程有多远，两泪有多长”。她谢天谢地般的来到光荣院，对她很熟知的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把她引进了一个已经铺有被盖的房间。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位干部派头的人与工作人员一道，搀扶着他的母亲同样来到了这个房间。工作人员对杨解华说“杨指导，从现在起，您就跟这位领导的母亲住在一起，您们一人一个铺位，虽然互不打扰，但是要请你平时多多照顾一下她。”工作人员看了领导一眼之后接着说：“这位母亲不容易，在乡下起早摸黑劳动了大半辈子，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个这么有本事的儿子，希望我们一起为老人家搞好服务。”
杨解华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吭声，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是心里不是滋味。她在想，她跟眼前的这位农民小妹住在一起，倒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问题在于她不是出身于军人，一没行过军，二没打过仗，单凭自己的儿子当了个大官，就响当当、硬邦邦地住进了美其名曰的军人光荣院。如果换个地方，住到民政福利院里去，那才会叫人没有话说。这位小妹的儿子由于是个大官，就这样以权谋私，让任何人知道了也会想不通。
杨解华坐在那间单人床铺上，越想越不对劲。她只好尽力地安慰自己，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没有遗憾地拎着自己的行李，走向车站，搭上了回家的班车……
44、2002年。
1978年至今，杨解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向上级组织的申诉，坚定而执着的要求恢复自己享受离休军职待遇和甲级一等伤残军人待遇。谁知“路漫漫兮，其修远兮”，无数名将领的书面证明，十余次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恢复落实军职待遇的请求始终杳无音讯；而享受甲级一等伤残军人待遇的请求，则得到了县民政局的象征性重视。那一天，地方民政助理通知杨解华前往南漳县民政局接受伤残鉴定。一进民政局大院，杨解华就看见她认识的优抚股的几个人站在那里。不等杨解华开口，其中的一个人便开门见山的说道：
“杨指导，请你把你手里的柱杖给我，然后在我们面前走两圈。”
杨解华原以为他们会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现在却让他丢掉柱杖走两圈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杨解华只好照此行之，两圈刚走过来，那个人就说：“好了好了，你的伤残鉴定结束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就这么简单，这么利索，这么神奇，根本不懂医疗技术的民政局优抚股的人，仅用几个有数的眼神，就很快完成了她为之奔波已久的伤残鉴定。
不几天，杨解华接到地方民政助理带来的口信：“杨解华伤残等级不变，抚恤标准不变。”
45、2009年某月某日12时40分。
肖堰镇花庄村杨解华家（原沐洁区张营公社花庄大队四小队）。
杨解华坐在一台14寸的电视前，正在认真收看当天的湖北新闻。她每天中午和每天晚上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看着看着，一条“省委书记蒋祝平亲切看望杨解华及全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疗养人员”的报道，让她的心情沉重了起来。他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她明明坐在家里，哪里也没有去，怎么突然被那些“说白话不打草稿”的家伙，在新闻报道中说她在武汉疗养呢？
顿时她回忆，难怪她这几年没有人通知去疗养了，很简单，不是疗养单位在撒谎，就是被人做了手脚调了包。她当时很想向上级反映，问出个青红皂白，但辗转一想，自己已经是75岁的人了，一双残腿来来去去，费力费心又费神，联想起战争年代的艰难岁月，现在得过且过，干脆息事宁人算了。杨解华想到这里，她用一颗知饱知足的心，把怨气化为生命的颜色，装入人间的“万花筒”，用好奇的目光，尽情地欣赏着无穷变幻的万千姿态，用愉悦的心情，去尘封令人不愉悦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