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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襄公的政治理论，以“文”治天下为其核心观点。与今天的文官政治相仿，实质是拒绝军事政权，拒绝所谓的狼性文化。而今天人们所热衷的所谓狼性，究其本质，不过就是为人要狠毒的意思，与单襄公的思想境界相比，当然是要落后许多。因为这些所谓的狠人，说白了也就是野蛮人的意思。所谓的狼性文化，说白了也就是要远离人性，走向兽性的意思。
而人性与兽性，必定是有区别的，并且，必定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把兽性看作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模糊了认识，变成稀里糊涂而已。
但，这个区别在哪里？
真的是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这个答案我们竟然可以在甲骨文里找到。不过，如果人们能定下心来想一想的话，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发明甲骨文的时代，也正是人类从兽性走向人性的时代。
甲骨文的“文”字，与现代文的“文”字相差不大，字形就是一个伸开两手站立着的人，与达·芬奇那幅著名的《人体比例图》素描像极了，差别只在甲骨文的“文”字，特别在“人”的胸膛中间叠加了一个花纹，不过，发展到金文的时候，这个花纹简略为一个点，再到春秋战国时，这个点也省去，成为现代文的样子。
一般认为，“文”字的本义是“纹身”的意思。但这个结论其实可以争议一下，因为它隐含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原始人喜欢在自己的胸膛上纹身，而不是喜欢在面额上、或者在手臂上，否则，造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强调在胸膛上的花纹？
对比今天其他地方的原始部落，有许多是喜欢在面额上纹图案，而不是在胸膛上。因此，若“纹身”是本义，这个花纹图案在造字时，就应该加在字的头部、或手臂上，这也不难。但是，“文”虽有多个异体字，但都只是胸前的图案不同，没有头部或手臂上加入图案的异体字。所以，纹身不应是“文”的本义。古代中国也没有纹身习俗的，纹身从来都只是另类，不是人人接受的社会文化，所谓“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也许不是孔子的新发明，而是他对传统习俗的归纳与总结。那么，如果这胸膛上的花纹表示的不是纹身，而花纹又是美丽的东西，造字者，我们的仓颉老先生，想要用这个美丽的花纹来表达什么意思？
古人也知道，包裹在人胸膛里面的是心和肺，肺部与人的呼吸相关，当人有呼吸，表示人是活着的，但这已另有一个字“生”的甲骨文来表征了。如果再参考一下金文的演化，在金文中，那个被简化为一个点的图案，其实并不是点，完全就是一个心脏的形状。
人的心脏，是与人的思想、感情等人类特有的、也是摸不着的抽象属性相关。花纹是具象的，也是美丽和的，它被用来作为这些摸不着的存在的象征。古人也是有进行抽象思维的欲望的，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的。这也许是汉字与别的民族的象形文字不同的地方，它不仅是象形的，也是象征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还有超过半数的甲骨文释读不出来的原因之一。仓颉想要通过这个心脏图案象征的，就应该是由人的内心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人性的美丽的升华，或者说，就是人性中的美好的部分。
没心没肺的人、蛮不讲理的人，我们通常会称之为野蛮人，没有人性等等。而做人有心肝，我们通常会称之为有人性，是文明人。所以，“文”的本义应该也是人的意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特指文明人。也正是文明人这个本义，让我们更能明白后来宋朝人提出的“文以载道”的含义，难道“文”所要表现的，不就是人性吗？
单襄公对“文”字的理解最为深刻、准确、和具体，是最贴近甲骨文的本义的。他认为“文”字的含义包括：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共十一个方面的品质。单襄公把勇猛归入于文品之中，亦可见自古以来，文人并非就是一副文质彬彬，柔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勇猛也不等于野蛮，也不是狠毒，而是德行的表率，这是很独特的理解，后世文天祥就是个例子，而孔子虽为文人，亦是佩剑而行的。
有天，单襄公患病了，他相信自己会不久于人世，就在病床前对儿子顷公说：“文王质文，故天赐之以天下。必善晋周，其品行也文，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凡此十一者，其皆有焉。能文则得天地也，况其与晋君亲缘又近。”
顷公许诺，必会按照襄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尽管单襄公康复了过来，但这确实也是他最后的政治遗言，在《国语》中记录着的。
单襄公赞美孙周，不是认为他马上就可以成为晋国的国君。作为周朝大臣，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会如此冒失地去干涉诸侯国的内政，更何况是晋国，单襄公在孙周身上看到的是一位贤明国君的潜质。当然，可能也有一点可以理解的政治小心思，孙周是他教导出来的，因此，他在不同场合，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自己对孙周的看法，在政治权谋上说，也是希望要为孙周排挤其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意思，并不表示他否认晋厉公是一位有为之君。
杀三郤是晋厉公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污点，郤至是有大功于国，也是一心为国而无贰心。但单襄公并没有在这件震动各国政坛的事情上否定晋厉公的处置，可见，他并不认为晋厉公是这起政治悲剧的主因。郤至本人当然也是有原因，这在他与周王室争鄇田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除此之外，最初怀疑郤至可能有奉孙周回晋之意，那是栾书提出来的，并不是晋厉公自己心中无端猜想出来的怀疑。只是栾书提出后，他被这想法控制了，像是中了魔法一样。
但晋厉公始终是没有滥杀。这或许不符合他较为敦和的性格，以及最基本的仁义政治的观念。当胥童意欲借机杀樊书和荀偃时候，晋厉公制止住他们。这不符合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像是疏远了胥童他们这个小圈子一样，而这个小圈子，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他的新的政治基础。
晋厉公不仅没有杀栾书和荀偃，郤氏一族的官员也没有杀，只是收回了三郤的封地。所以，其余的五位郤氏大夫，以及声伯妹母子三人，也都逃过了这一场政治大劫难。就此事来说，晋厉公是仁慈的，如果不是政治惯例，又何尝不是他人性的升华呢？
声伯妹带着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四岁，回鲁国投奔二哥声伯弟。与母亲相见，久别重逢，亦是抱头痛哭。
声伯弟安慰她们：“没事就好。能回来就好。能逃过一劫，必有后福也。”
母亲紧搂着两个外孙，老泪纵横，这是她第一次与外孙们见面，自然是十分开心。
侄子叔老知道姑姑回来了过来探望，声伯妹最着紧的，还是想拜祭一下大哥。因为她需要代郤犫给子叔声伯上一柱香，当日郤犫不让她回鲁参加声伯的葬礼时，说过将来一定会带她回来拜祭声伯，也一定要亲自到声伯坆前上香并献祭礼。只是没想到他自己也出事了。
三天之后，叔老就带着一大家子近百人，近十辆车，连同祭品到墓园去拜祭子叔声伯。这阵势很大，惊动了曲阜不少人。因为按常理，还不是到大祭的时候，施孝叔就觉得奇怪地问他的家宰鲍国。
施孝叔说：“叔老家又是何事也，如此大的动静。”
鲍国说：“闻说是郤氏妇携儿返，欲拜祭公孙婴齐也。”
施孝叔说：“嗟乎！苦成子已死于非命矣，而其不受牵连，乃非天意乎。”
鲍国是鲍叔牙的曾孙，鲍牵的弟弟。
声伯妹在子叔声伯坟前摆上祭品，上了香，想起从前子叔声伯对他们两个异父兄妹的恩情，尽管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但不管怎样说，也不是他不想为自己好，声伯妹不觉流泪而哭泣。这是亲情，也是人性。尽管人性不止于亲情，但亲情是最基础的人性。她也代郤犫为子叔声伯上了香，这不仅是为了子叔声伯，也是为了帮郤犫履行他的诺言。她现在能为郤犫做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些。当然，她还要抚养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是她天然的责任。
拜祭仪式加上路上时间，花了差不大半天，返回到曲阜城内时已经接近黄昏，半路上遇到了施孝叔。声伯妹没有觉得诧异，她回到鲁国来，就知道总会与施孝叔见上面的。施孝叔也没有诧异，因为本来就是在等着他们的，但觉得声伯妹似乎比过去更漂亮了。不过，施孝叔没有与声伯妹说什么，只是和叔老聊了几句朝庭上的事情就离开了。叔老在父亲过世后，鲁成公让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在朝中为国服务。
晚上，吃过饭后，家人一起闲聊时，声伯弟向妹妹介绍了施孝叔的近况。施孝叔竟然还没结婚？这是令他十分惊讶的，没想到施孝叔会是这样一个痴情的人，完全没有想到。
声伯弟说：“声伯欲为其介绍女孩子。声伯亦认为自己有点儿责任也。但其都不接受。”
声伯妹问：“为何矣。”
声伯弟说：“其没有解释，声伯估计是与汝有关也，其不能忘情于汝耶。”
这是令人感动的。
声伯妹又说：“但又何必如是也。”
她已经嫁了人，孩子都两个了。
声伯弟说：“当人用情深也，乃如足陷泥潭，固难以自拔。汝乃其一生之伤痛矣。”
声伯妹不觉叹息了一声。
声伯弟接着又说：“若其不介意，汝再续前缘，岂非幸事？亦天意也。”
施孝叔对声伯妹的感情确实是真挚的，这是他的初恋，也是他迄今唯一次真正的恋爱，曾经刻骨铭心的美好让他无法忘怀。但这段恋情又是意外地被以一种屈辱的方式结束，就在他心里留下同样难以平复的巨大伤痛。爱情是美好的，那是当它与美好的事物相联系的时候，如果与不好的事物联系上了，那美好就会带着苦涩，也许从此不再美好。所以，虽然是与声伯妹再次重逢，还是他故意等候的结果，但施孝叔没有与声伯妹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鲍国与施孝叔二人，既是雇佣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当初，鲍国投奔到他门下时，施孝叔对他并不了解，只是凭着鲍叔牙的贤名收留他，作为一个普通家臣。子叔声伯死后，施孝叔受到鲁成公重用，因政务繁重，家里的事情忙不过来，他就想雇佣一名家宰来帮忙处理自己庞大的家业，报酬是百户的食邑。百户的规模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一条村子，还是相当不错的报酬。
占卜说匡句须吉。但匡句须推辞。
匡句须说：“吾不贤，鲍国可胜任也。”
施孝叔说：“但以卜言之，子实吉也。”
匡句须说：“与忠良相比，吉孰大焉！”
施孝叔才算是真正地认识了鲍国。
鲍国知道施孝叔的内心后，就建议他不如与声伯妹重修旧好。
鲍国说：“其虽已嫁为郤氏妇，昔晋文娶怀嬴，亦无不可也。”
施孝叔说：“子之言固然在理，而君思之，怀公无后，郤氏却带着苦成叔之子，且二孩矣，吾如何可接受也。”
鲍国说：“虽似觉苦涩，然苦成叔已死于非命，岂非天意乎？违天弗吉也。”
想到虽然郤犫破坏了他的爱情，但他现在已经死于非命，也是晋厉公为自己他报了仇，就不失为一个安慰。过了心理上那道坎，施孝叔就让鲍国给声伯妹送去一份礼物，并说自己应该去拜祭子叔声伯的。
他们又再约会了，像当年那样，他们沿着黄河边漫步，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有着一种不屈而桀骜不驯的性格。而他们的爱情，也像这河，有着深沉而又强烈的性格。
他们享受着恋爱的快乐。破镜重圆，自有破镜重圆的美好。
施孝叔说：“以后两个孩子怎么办？”
声伯妹说：“他们还没成年，当然是与我们共同生活。”
至于是否应该改随施姓，那是看施孝叔的意愿了。
施孝叔说：“跟汝母亲一同生活，可耶？”
声伯妹说：“这怎么行？吾之子也，当是吾抚养也”
声伯妹对施孝叔提出的这个问题感到诧异，不可能自己的儿子自己不养而推给母亲。
这到底是否应该认为施孝叔心底狭隘呢？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因为施孝叔始终无法宽容他的情敌的儿子，就像狮子的性格，新狮王总要杀掉上任狮王的孩子。这是真正的兽性，固然是可以理解，但在人性的角度上说，始终是不仁义的，非人性的。
施孝叔找巫师占卜，预测一下自己的婚姻。
占卜结果说，他和声伯妹的的婚姻将会是幸福而美满，只是两个小孩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可以化解，总体吉利。
施孝叔是真爱声伯妹。为了让他们的美满幸福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因素的干扰，他不惜痛下决心，找个机会，借口带两个孩子去玩游。声伯妹也是单纯的思维，以为这样可以联络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放心让他们出去。没想到施孝叔却是把兄弟俩淹死在河里，回来说是在河中翻了船，连尸身也找不到。
声伯妹的悲愤难以形容，虽然她对郤犫的感情只是普通，但她知道郤犫对她是真的爱。现在，她没有保护好郤犫的两个儿子，当然，也是她的儿子。她感到十分愧疚。她知道是施孝叔故意伤害他们。
声伯妹质问施孝叔他：“汝为何要这样，汝为何下得了这样的狠心，他们只是小孩也。”
施孝叔说：“此是意外也。”
声伯妹说：“意外乎。非耶。汝辜负吾之信任耳。其害汝乎？有负于汝乎？如此之不仁不义也。”
施孝叔内心羞愧。毕竟只是两个小孩子。他们确实无辜。但他仍是想为自己辩护。
施孝叔说：“此乃天意，天意不可违，而我们仍是我们。”
声伯妹痛苦地摇摇头。爱情并不就是一切。
声伯妹说：“此前不能庇伉俪，此时不能抚养人之孤而杀之。何以托付终身也。”
遂誓不嫁为施氏妇。
楚国在鄢陵之战大败之后始终难以甘心，总想着要复仇。但楚共王也不急于直接与晋国正面交锋，他进一步加强与郑国的联系，郑成公也十分乐意，于是，两国对等交换人质，缔结更牢固的关系。郑成公派太子髡顽及公子侯卻獳到楚国为人质，楚共王派公子成和公子寅为人质，只是以戍守郑国之名。毕竟楚国更加强大，才显出真正的公平。
这年春季，周王历正月，郑子驷率兵入侵晋国，攻打至虚、滑。这两地靠近卫国，卫献公履行盟约救援晋国，派北宫括帅师侵郑，打败郑子驷并追至郑国高氏地区。
对郑国挑起的这场新战事，周王室是高度重视，立即派出尹武公和单襄公会同晋厉公等诸侯进攻郑国。单襄公身体有恙刚康复不久，虽有不适，仍坚持要随军出征。他认为郑国的目的是想通过一场小胜来摧毁鄢陵之战的成伟大果，绝不能让郑国的阴谋得逞。
诸侯军从戏童一直打到曲洧。
楚国紧急派子重率重兵援救郑国，大军至首止驻扎。
诸侯军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要再次教训楚军。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但楚军并没有主动发起攻击，对峙数天，晋厉公领诸侯军退兵。他并不好战，也怜惜诸侯士兵的生命，与楚再战，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次卫国主动出兵挫败郑国，在他而言已经足够。或许，郤至不在也是一个原因。
诸侯退至柯陵驻扎下来，再次举行盟会。
这是郑国的一个城邑。参加盟会的有：晋厉公、尹武公、单襄公、鲁成公、齐灵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及邾国人。晋厉公视远步高，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寻戚之盟，并请尹武公向周王室，为卫献公请赐礼。尹武公认为很有必要。单襄公也造成。
单襄公对尹武公说：“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
而从柯陵回来，栾书和中行偃等一众公卿，发现晋厉公的生活习惯确实变得与从前不同了。当然，孟张死了，夷羊五和长鱼矫走了，尽管胥童还忠实地留在身边，但他们曾经的小圈子已经不复存在。
晋厉公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爱好，那就是音乐。
固然，音乐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已是准确地描述了音乐的人文特点，大概对今天的音乐理论家们来说，依然有参考价值。
音是感官的刺激，乐是音的人性的升华。音乐理论家汉斯立克说：“音乐的内容就是音乐的运动形式。”而生命在于运动。因此，音乐就是音的运动。这完全符合艺术的生命性。也许，在一切艺术创作中，运动就是金科玉律。
但这只是音的刺激形式。乐呢？汉斯立克还说：“因为没有任何精神的参与，也就没有美。”可见，艺术只有运动还不足够，还需要有人性的升华，而这人性的升华就是美感。“乐”就是音的运动创造出来的美。所以，人们通称的音乐，实质是由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东西组成的有机整体，像太极图上的阴与阳。
公室的音乐，按周礼的规矩，是以编钟演奏为主的，大多有陶冶情怀，以及作礼仪用。而晋厉公新近喜欢上的，是另一种自由的新音乐。这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是表现性的，能把人的情感以美的形式自由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那种庄严华丽，意韵深远的官方音乐，于是，就成了一种别样的奢侈。
因一个偶然机会，晋厉公发现大臣匠丽氏有项特长，擅长吹竽，一种新发明出来的乐器，用竹管做成的，发明者就不知道是谁了。匠丽氏学会以后，作为自己闲暇时的娱乐，玩得出神入化的。晋厉公迷上了这种自由的新音乐，也就养成一个新习惯，喜欢到匠丽氏家里听听音乐，谈谈音乐，而不是召匠丽氏上殿。因为匠丽氏也是新学来的，不时还会在对乐器进行一些小改进，挺有意思的，在匠丽氏自己家里，他会更自然一些。晋厉公尤其是喜欢听他的即兴演奏，也是一种挺特别的创造力。
晋厉公的新变化在栾书眼中，就的确是有些特别，跟他的过去完全不同。但这好的吗？栾书并不是太懂得欣赏音乐，但他对当日被长鱼矫用短戈架在脖子上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去找中行偃，中行偃当然也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的。
栾书说：“寡君何如染上此特殊癖好耶，国之幸乎，民之福乎。”
中行偃说：“若君不贤，则民之灾也。”
栾书说：“胥童得宠，朝政混乱，长此以往，民不安生也。”
中行偃说：“不若迎回周子，素闻其贤，实晋之福矣。”
栾书说：“周子之贤也，吾亦闻之，且有襄公教导，此事善矣。”
于是，中行偃占了一卦，得吉兆。栾书就着手准备迎孙周回国为君之事。
这天，晋厉公又到匠丽氏家游玩。胥童与清沸魋回往常一起在房外巡查，以确保不会有外人偷偷潜入，在匠丽氏家里不比在宫内，安全防卫不仅要做足，还必须要加强。在巡查途中，遇到了栾书和中行偃，只见他们身后跟着一队甲兵。这些士兵胥童没见过的，就伸开手上前拦住他们。
胥童说：“恕吾无礼，寡君正与匠丽氏畅谈中，武子请勿打扰也。”
不料栾书却厉声说道：“胥童作乱，道国君滥杀大臣，罪无可恕也。”
话音未落，在他身后的甲兵便举起长戈刺向胥童。这些都是栾书的亲兵。胥童猝不及防被刺倒下，清沸魋见状，怒吼一声扑向栾书。
胥童尚有一息气存。
胥童说：“栾武子作乱，且莫理吾，快去保护寡君也。”
清沸魋撩倒冲在最前的几名甲士，然后转身向室内飞奔而去。纵使清沸魋有万般的英勇，怎奈得箭似流星般飞来，及到得房门前，后背已中箭数枚。
清沸魋说：“栾武子领亲兵作乱，寡君速避祸也。”
把晋厉公和匠丽氏二人吓了一惊。但还不及走避，清沸魋已经倒下，栾书和中行偃二人闯了进来。
晋厉公问：“二子何事也？”
栾书说：“胥童道君不仁，吾已治其罪也。”
栾书和中行偃在晋厉公面前稽首行礼。
晋厉公说：“胥童何在？”
中行偃说：“已伏罪也。”
栾书说：“请寡君随吾回新绛。”
晋厉公不觉叹了一声说：“吾有负于胥童乎，悔不听长鱼矫之言也。”
但胥童之死，他自己也是有过在身的。所以《春秋》记曰：“晋杀其大夫”。
回到新绛，召士匄，士匄辞。他是士燮的继承人，负责法律方面的工作，但士匄不愿趟这潭政治混水，身为新军佐，他只是地位最低的卿，而且，他们士氏家风一向政治谨慎，从他爷爷范武子开始就是这样。
召韩厥，韩厥亦辞。
韩厥说：“执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为也。威行为不仁，事废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恶，吾不能为也。昔吾在赵氏家中，孟姬诬陷赵氏，吾能违命不出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愿下手’，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需用厥也！”
中行偃欲讨伐他。
栾书说：“不可。其办事果断，言辞顺理。顺无不行，果无不彻，犯顺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顺行，民不犯也，吾虽欲攻之，其能成乎！”
但这场政治危机又该怎样解决？
作为法律权威的士匄不愿出手相助，作为素有贤名的政治权威，韩厥也不愿出手相助。已没有退路了，干脆一不作二不休，既然作了，就把事情干到底。栾书派程滑弑厉公，并草草葬于翼邑东门外，陪葬物仅为晋厉公生前所用乘用车一辆。他们为晋厉公取谥号为“厉”，以示其恶甚，以为自己洗脱罪名，而晋厉公也因此成为被叛臣用恶名冤枉的贤明的国君之一。之后，栾书遣荀罃、士鲂到京师迎孙周回晋，此时，孙周正好满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