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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卫国被北狄所灭，宋桓夫人恳求夫君宋桓公派兵救援，宋桓公领兵到黄河边上，接应跟随卫戴公的卫国遗民，协助他们渡过黄河；许穆夫人不顾许国君臣的拦阻，孤身前往齐国求救，请得齐桓公派公子无亏，领兵击退北狄，使卫戴公得以复国。虽然这两姐妹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光辉业绩，又不是上阵杀敌，就是普通的举手之劳，别人也许会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卫国人对她们两姐妹的赞誉，却是不绝于世。
卫戴公因为操劳过度累坏身子，流亡期间缺医少药，在位不到一年病逝，弟弟卫文公继位。朝歌已在战争中毁灭，眼前只有一片悲痛与荒凉。卫文公把首都从朝歌迁往楚丘。虽然得以复国，但要把卫国从废墟中重建，这是一项艰巨的重任。
卫文公对国民说：“许穆夫人不过一弱质女流，尚且能为拯救卫国而奉献力量。我等皆七尺男儿，何以做懦夫？一个弱女子尚且愿意为我们的国家，付出她自己所能做的努力。且不说我们到底有多大能耐，而是我们尽努力了吗？付出我们所能了吗？”
卫文公这话，不仅是对国民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说的。卫文公在位二十年，毕生与百姓共历艰辛，致力于卫国的复兴建设。所以，公子重耳流亡到卫国时，卫文公无法不怠慢于他。尽管这事情回过头来看，有点轻率。但放在卫文公的角度，当时卫国既贫穷，人口又少，要养起他们这么一大帮贵人，将会是压在卫国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
卫文公逝世后，他的儿子公子郑继位为卫成公。而除了君位，还有卫文公的爱国心，也一并继承了下来。
晋文公要报复卫文公当年的失礼之举，卫成公则想有尊严地改善与晋国的关系。在继位之后的第三年，晋文公和齐国新君齐昭公在敛盂结盟，卫成公申请参加盟约，但晋文公没有同意。卫成公明白这意味着是一种什么压力，晋卫相邻，而楚卫之间相隔了好几个国家，卫成公就想与楚国友好，通过“远交近防”的策略制衡晋国。
但大臣元咺反对。元咺是个晋文公迷，他认为卫国应该与晋国结盟。而且，晋楚相争激烈，大战在即，怎样站队是个不能轻率的事情。而他相信晋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尽管这信心与其说是来自理性的分析，还不如说是来自一种信仰更贴切。
于是就在大战前夕，元咺做了一个惊人的政治行动，把卫成公赶出首都楚丘。元咺的这场政变还是十分有节制的，既没有篡位，也没有加害于国君，名义上还是让国君出游。但对在卫国人中刚则形成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意识，造成了巨大冲击。元咺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卫成公在襄牛小住。他本来是准备到楚国去，但想观察一下。城濮之战，楚师败绩，他就不能再到楚国去了。他在名义上仍是卫国国君，他也没想过退位。他使元咺奉弟弟叔武代理国政，并去践土参加晋国之盟。
卫成公流亡到陈国，有宁武子、孔达、公子歂犬、华仲以及元咺的儿子元角等多位大臣追随他。在那里，卫成公与陈共公结下了生死之交的深厚友谊。
但到陈国后不久，有人对卫成公说：“元咺已立叔武为君矣。”
卫成公听后很生气，没有考究这是不是一则谣言，就派人杀死了元角。但元咺并没有立叔武为君，他只是奉叔武摄政。至于这则谣言到底是谁传出来的，是不是从晋国那边故意放过来的呢？现在自然无法考究，这种隐蔽性，本来也就是谣言的特点。
晋文公要操控卫国，想把卫国变成晋国的附庸。但元咺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卫国人这一条底线，始终未如晋文公所愿。见叔武并不受控制，晋文公就设法想搞乱卫国政局，因为只有这样，晋国才有机会控制卫国。
城濮之战后不过两个月，晋文公就派使者到陈、卫两国，通知叔武，晋国允许卫成公返国。
叔武很高兴，派长牂到陈国去接卫成公回国。
卫成公比约定的回国时间提前了，宁武子亦先长牂而到楚丘城下。守门以为是国君的使者，与宁武子同乘而入。公子歂犬、华仲为前驱。叔武正准备沐浴，闻国君回来，捉发走出，却遭前驱射杀。
这变故惊动全城，元咺闻变出奔晋国。楚丘城内，突然一片恐慌，人心惶惶。
卫成公把头枕在叔武的尸体上，失声痛哭。他说：“吾知汝无罪也！”
与此同时，公子歂犬与华仲也赶快逃离了卫国。
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以安定民心。
盟约说：“天祸卫国，君臣不协，才发生此忧患。现天意保佑，大家要放弃成见互相听从。如果没有留下来的人，谁守社稷？如果没有跟随国君的人，谁扞牧圉？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宣誓，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恃其功，居者无惧其罪。有渝盟约，祸患临头。明神先君，是纠是殛。”
国人闻此盟，不再有所担心，卫国政局稳定下来，避免了分裂。
元咺到晋国后，向晋文公起诉卫成公谋杀叔武。本来，晋国是没有权力审判诸侯的，这是天子的权力。不过在强权之下，卫成公只有到晋国应诉。
宁武子作卫成公的诉讼人，鍼庄子作卫成公的代理人，士荣作卫成公的答辩人。
元咺诉讼说：“叔武、元角，均无罪被杀。成公乃滥杀者也！”
士荣申辩说：“叔武篡位。死有余辜。”
士荣的答辩在法律上并不成熟。因为卫成公当日曾当众哭诉说叔武无罪，不管这是不是为稳定政局的权宜之计，既然是当众宣布，也就是叔武无罪的证据。
卫成公败诉。晋文公依法杀了士荣，砍了鍼庄子的脚，把卫成公送到京师洛邑关押。因为晋国与卫国同为周的臣子，在法律上说，晋国是无权关押诸侯的。但晋文公认为宁武子忠诚，就赦免了他。
元咺回卫国后，立公子瑕为国君。
宁武子和孔达跟随卫成公一同到京师，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宁武子的忠诚，确实无可质疑。对每份送给卫成公的食物，他都要小尝一口，以身试毒。
宁武子对孔达说：“不可让有心人下毒得手。”
孔达说：“由我来吧，你是国家执政，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宁武子回答他：“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宁武子不允许，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这才是合符礼的。
晋指使医生衍在给卫成公的食物中下毒，衍是周朝的医生，负责照看卫成公的身体状况。但衍碍于宁武子的小心，他始终无法找到机会下手。宁武子知道情况后，就给衍送礼物贿赂他，求他放过。
鲁僖公朝见周襄王，为卫成公求情，他分别把十对宝玉献给周襄王和晋文公，周襄王允许了。晋文公扶植公子暇为君，是为要用政治手段控制卫国。晋文公有点失望，卫国并没有因此成为晋国的附庸国。晋文公也同意释放卫成公，倒不是为了那十对玉，而是想在卫国内部制造混乱。
卫成公在被囚2年后获准回国，但公子暇已是国君。那他是以什么身份回国？
卫成公指使孔达贿赂周歂、冶廑：“若能纳我，吾使尔为卿。”
周、冶两人杀了元咺。卫成公就以国君的身份回国。公子瑕则逃亡到了楚国。卫成公在太庙祭祀先君，然后重新登位。公子瑕被称为卫中废公。
著名的儒家学者公羊高评论晋文公和元咺两人。
评晋文公说：“卫之祸，文公为之也。文公为之奈何？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杀母弟者，文公为之也。”
评元咺说：“归恶乎元咺也。曷为归恶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则己入，君入则己出，以为不臣也。”
公羊高把卫国之祸看作是由晋文公的个人原因造成，这是没有评到位。但在古代，恐怕也真的是难以评价到位。因为，晋文公其实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他要控制卫国，是为了使晋国的利益最大化。而在卫国内部制造政治动乱，不过是他要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以政治手段而不是野蛮杀戮，这在文明程度上当然是先进的。
在儒家眼中，元咺不忠诚于国君，不把自己看为国君的臣子，这是他的恶。这也仍是归咎于个人。但元咺与卫成公的矛盾，主要还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矛盾。是与楚国结盟还是与晋国结盟的选择，而城濮之战的结果，证明元咺的选择是对的。
儒家理解不了晋文公，是因为儒家并没有国家的观念。仁爱是一种政治理想，是普适价值。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失败了，他也不可能会成功。因为，各诸侯国的需要，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不是为实现理想政治的需要。
因为没有国家观，所以，在儒家的理论中也没有爱国主义。但现代观念认为，国家由人民、领土、政府、主权这4个要素组成。所以，尽管在儒家的理论中没有国家观念，由于儒家的普世价值提倡“忠君爱民”，这于现实中，却又成为了一种爱国主义。因为，国君是政府的代表，是主权的行使者。
忠君才能履行政治责任。而民是国之本，爱民，也就是爱国。不爱民，就不可能有爱国。爱国必定爱民，这判断标准在今天依然成立。忠诚的观念在现代同样也是仍然需要的，尽管忠诚的对象发生改变了，比如，是忠于法律，忠于职守。
不过，卫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是从理论中来，而是随着在废墟中复国以后，国家独立的需要而自然地生发出来。
晋文公死后第三年，诸侯到绛城朝见晋襄公。卫成公没有去，他派孔达侵袭郑国，攻打到绵、訾和匡地，以报复郑国的侵袭。
晋襄公举行祭祀以后，使告于诸侯伐卫。
卫成公则使人告于陈。
陈共公说：“转过去讨伐他们，我辞之。”
卫成公遂命孔达的伐郑兵马，掉过头去讨伐晋国。
晋襄公率领的诸侯军，进攻到卫国的南阳地区。孔达率领的卫国军队，则从郑国攻入晋国。晋襄公没料到卫国会派兵直接攻入晋国，这大胆的行动让他猝不及防，就从卫国退兵。孔达闻讯也退出晋境。
六月，晋国司空士縠约鲁国大夫公孙敖、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在垂陇会盟，讨论报复卫国伐晋一事。
陈共公参加盟会，执孔达以说，为卫国向晋国求和。把卫国伐晋之举，描述成是孔达个人的责任。由于卫伐晋，行动十分有节制，并没有对晋国造成什么损失。而既然罪有所归，晋襄公就把孔达关押了起来，没有继续再追究。所谓“古者越国而谋”，但这只是对孔达个人而言，对构建卫国和晋国两国之间的关系，陈共公却是有信心的，也履行了承诺。
虽然被关押了，孔达对自己的命运却是坦然面对。这自然是一种贵族意识，一种高贵的精神。宁武子为国君以身试毒都可以，他有什么可惧怕的呢？爱国精神就是这样互相鼓舞的。毕竟在那个时代，有贵族身份才可能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晋国人对他的光荣感也是极为钦佩，关了两年之后，就释放了他。卫成公亲自到晋国拜谢晋襄公，并接孔达回国。孔达回国后，卫成公亦委他以重任，成为卫国的执政。
当然，这已是28年前的事了。但孔达的爱国心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沉淀为更坚定的意志。晋景公派上军将郤克出使卫国，问责当日卫国为什么出兵救援陈国。出发前，荀林父指示郤克，一定要找到责任人，这事关晋国的霸权重建，否则就不回来。
郤克先天略有些驼背，但这不影响他在面对卫国君臣时，可以尽力挺着胸膛说话。
郤克说：“陈背晋友楚，失信诸侯，宋国讨伐，是主持正义。卫国救援陈国，乃是非不分，不可不究罪也。”
孔达说：“先君与陈有生死之约。卫陈是盟国，陈国有难，卫不可不救也。”
这就像人有自尊心一样，国家也应该有她的自尊，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是卫国人的朴素的爱国情怀。
但郤克打断了孔达的话：“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卫国已经忘记，卫亦是晋之盟国？或者，卫国是把晋国的地位置于陈国之下？这公然是对晋国的侮辱，不可接受也。”
卫穆公连忙说：“卫当然是晋之盟国也!”
郤克说：“罪无所归，将加而师!”
发出战争威胁之后，郤克果断地转身离开。他走路时，是有点一偏一拐的样子，这更让卫国君臣内心难受。这是赤裸裸的强权彰显，但又不能不忍受。
卫穆公生气了：“实在没法，如果晋国一定要以战争相逼，我们也就只能与战争相对。”
孙良夫说：“吾闻小国之免罪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亦不妨如此，进献财物于晋，或许可以免灾。”
他们商量进献什么财物给晋国。但郤克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这次来非为敲诈财物，拿钱消灾的事就别想了。卫国只有两条路可选，或者战争，或者交出罪犯。
郤克说：“罪无所归，吾无所返。望君思之。”
还算是说得留一些情面了。
孔达对卫穆公说：“苟利社稷，请以我说。”
但卫穆公没有同意。
大家也劝阻孔达不要再到晋国去担罪。他已经老了，没必要再去吃那监禁之苦，在有生之年，只怕不能活着回到卫国的。倒不如找个替罪羊承担责任。但孔达明确拒绝了这一个提议。他作为一名贵族，有他的骄傲之心。尽管上年纪了，他并非是一个懦夫。
孔达说：“罪我之由。我为执政，抗大国之讨，将以谁任？我则死之。”
孔达向家人交代后事，家里人都阻止他，提醒他不要做傻事，他们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崔杼两夫妻也搬回来住，只为了照看孔达，防止他固执起来做些什么事情。
春天到了，正是万物甦生的季节。孔达的心情似乎也开朗了些，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解决，郤克一直待在卫国等结果。当然，春天也是一个容易导致人们困倦的季节，所谓的春困现象，让人头昏欲睡，总是感觉睡不够一样。一天早上，孔家人在白天醒过来时，发现孔达已在午晚自缢而死。
大臣孙良夫领郤克验尸，以说于晋。既然罪有所归，郤克也表示不追究了。
卫国同时通告诸侯：“寡君不令之臣孔达，离间卫与晋的关系，既伏其罪矣，敢告。”
但这则通告，其实只是卫国的对外官宣。在卫国人心中，他们并没有忘记孔达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他们为孔达的儿子娶了妻子，让他接任了父亲的官职。对孔达的牺牲，也永世铭记着。
据《礼记·祭统》记载，孔达死后一个世纪，卫后庄公铸了一方青铜鼎送给他的后裔孔悝。孔悝是他的七世孙，卫后庄公是卫穆公之后的第八位卫国国君。这方青铜鼎是刻有铭文的青铜鼎，《礼记·祭统》也把铭文记载了下来。
铭文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
浇铸青铜器是重大的国家活动，青铜鼎上的铭文刻写是有规矩，有讲究的。而能刻上青铜器的文字，为的也是千秋万代流传。
鲁国大夫臧武仲论铭文时说：“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依铭文的规矩，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不同，职责不同，各有其表扬的侧重点。
孔悝鼎上的铭文是这样写的：“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
是传扬孔悝的祖先，孔达辅助卫成公的功勋。这说明至少在七世之后，虽然世事有了许多变化，但孔达他对卫国的贡献，仍没有被卫国人所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