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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卫定公的死讯传来，晋厉公感到了惭愧。因为很容易联想到，卫定公是在路途颠簸中刺激了伤口。公子负刍虽然有功，但也是犯了罪，卫定公为公义不辞劳苦，值得敬佩。他若徇私而不执正，不仅是羞耻，也是有负于天下义气之士。这本来就是晋国应该履行的责任，无须卫定公如此辛劳，这是他的不作为。
晋厉公派出使者，召集诸侯会盟于戚。当然，他也有派使者到曹国，通知曹成公参会。
出发前，曹成公已经收到风声，说这次盟会完全是为讨伐他而召开的，尽管弗有证据，为慎重起见，还是不要去参加为妙。但是，曹成公是不能不去参加的。国小处卑，力小畏强，他若缺席盟会，就是无礼于大邦，晋侯一定会率诸侯讨伐，没意义地为国家招惹兵灾了。
鲁成公十五年，春季，晋厉公、鲁成公、卫献公、郑成公、曹成公、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齐聚在戚地会盟。此次会盟，就如曹成公已经心里作好了准备的那样，就是一场针对他的审判大会。
范燮主持。他说：“宣公既已立太子，公子负刍身为人臣，当顾社稷之利，尊君之令，却擅权势戳太子，罪不可恕也。”
曹成公说：“当今乱世也，太子年幼，无力掌权握柄，必致国危，吾亦是为民之幸而着想也。”
范燮说：“但杀戮无辜，此罪难赦也。”
但如果不杀掉太子，他又怎能拿得住权力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于是，诸侯执曹伯而归诸京师，在天子的监狱里服刑。
晋厉公打算剥夺曹成公的君位。但是，由谁来接替他做曹国的国君呢？晋厉公向诸侯提出了这个问题，诸侯们都没有表示什么特别意见，因为他们都很明白，这实际上是要根据晋国的利益来决定，多言亦无用，只能是取决于晋厉公的意志的。
晋厉公说：“昔曹宣有言，子臧贤者也，寡人以为，其可为曹君也。”
但曹国太小了，对晋国的利益不会产生有什么实质的影响。所以晋厉公的出发点，还是要为曹国人立一个贤明的国君，真正为曹国人的利益着想。
诸侯认为很好。
诸侯主动请子臧进见周简王，由周简王册立他为曹国的国君。
但子臧辞谢。他说：“前《志》有云：‘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当国君，非吾节也。吾虽不能圣，敢失守乎？”
子臧的辞谢让诸侯感到意外。但细想子臧之言，亦是在理，觉得其守节之志，应该受到尊重。但范燮去再请子臧，他也是认可子臧之贤。
范燮说：“子不为曹国之百姓着想耶？”
子臧说：“子何出此言？”
范燮说：“曹国百姓需要一位贤明之君也。”
子臧说：“曹已有国君也，吾能不失守臣节，便得安乐矣！”
他已接受了曹成公为国君，百姓们亦已接受了。为免被强立为君，子臧遂逃奔宋国。
宋共公没有参加戚之盟是因为他病了，不得不在宫里静养，所以才派只有七岁的太子代替他。但他的精神还是清醒的，在位十三年，虽然对婚姻不是太满意，因为夫人伯姬可以说是被鲁定公宠坏了，当年他们成亲，因为宋共公没有去迎亲，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也一直记在心中，时不时地和他闹别扭。不过，生下儿子后，有了很大改变，而世子成还是聪慧而懂事的，这次，也是在人们还是读小学的年纪，开始学习国际外交的大课了。
子臧到宋国后拜见宋共公，虽然是病了，但在精神尚可的时候，宋共公也是想见一下人。就饶有兴味地听子臧介绍戚之盟的情况，世子成参加了会议，但无法讲述得那么完整。听完子臧介绍自己的情况后，宋共公提出了与范燮一样的问题。
宋共公说：“子守臣节也，此志可嘉，然国君不义，又被执于京师，曹国百姓岂非要生活在不安中？”
子臧说：“吾闻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于君，无有二心，今曹君已定，另立不仁，既非国家之幸，也非百姓之福也。”
他正是要为百姓的安定着想，而不能改变节操。否则，他若接受诸侯的建议，那曹成公怎么办？是要在监狱里渡过一生，还是要被处死。
此时的宋国大臣，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都是公族大夫，华元和华喜是宋戴公的后代；公孙师是宋庄公的后代；鱼石、荡泽、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六位是宋桓公的后代。
宋共公在病榻前对群臣说：“子臧不失臣节，令寡人深为敬佩。臣之贤者，民之表率也。望诸卿同心一德，匡扶世子也。”
众卿诺诺。
六月，宋共公逝世。公室准备举办宋共公葬礼的事情，有关事项由公子肥负责。八月，葬宋共公，之后准备举办世子成登位的仪式，也是由公子肥负责有关事项。
荡泽不甘公子肥专权。担心世子年幼，继位后受公子肥控制。荡泽又名唐山，字子山。他想掌握更大权力，就发动政变杀了公子肥，削弱公室力量。荡泽想强化自己的权力可以理解，但发动政变开杀戒，就使宋国陷入动乱中了。公子肥也有他自己的公族势力，他们不甘心自己一族就这样成为了鱼肉，亦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力。
华元说：“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导，右师之职责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不舍乎？”
华元的职责是君臣训导，忠实地履行职责是自己的官节，荡泽发动政变不合臣节，他若不予以训导是不守官节。华元意志坚强、敢做事、有担当、且勤恳而忠于职守，认准了的事情就努力去实现。但是，荡泽背后势力庞大，他治不了。
华元乃出奔晋国。但不是一走了之，而是要坚守臣节。到了晋国，他向晋厉公借兵，以恢复宋国秩序。他认为这也是他作为右师的职责所在。华元与晋国君臣都十分相熟，对他的借兵请求也是二话不说，把下军佐荀罃统率的兵马划给他指挥。
鱼府得知华元带晋兵返回的消息感到恐惧，华元已到黄河边，鱼府找鱼石商量对策。
鱼府说：“右师率晋师返，必讨，是无桓氏也。”
鱼石说：“吾去阻之。”
他亲自到黄河边阻止华元进城。
鱼石说：“宋有国殇，世子守孝，右师何以引外人入侵耶？”
华元说：“吾讨荡泽之罪也。”
鱼石说：“即使荡泽有罪，亦宋国之事矣，为何引外人介入？”
华元说：“莫阻吾，只讨荡泽之罪，不涉其他。”
鱼石单人单车来到，宋国当然没有能力阻止晋军，看到华元如此坚决，他也知道华元不杀入城中不会罢休。但有外军介入，若大开杀戒，百姓苦了。
鱼石说：“吾不阻汝，但只讨罪而不戳也。”
华元答应了鱼石。
华元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捉拿荡泽。他并不认为自己借晋兵归宋不对，他不是要谋夺君位，只是为训导荡泽之过，这是他该做的事情；也不担心晋军会失军纪，晋军军纪严明，在诸侯中历来是标杆。不过鱼石既然这么说了，他就没必要引晋军入城，而是让他们在城外驻扎。但荡泽不愿束手就擒，华喜和公孙师在攻击荡氏时，没想国人情绪激动，在攻击中把荡泽打死了。
华元不守信诺，鱼石恐惧了。荡氏亡，虽然只是桓氏的一部分，但若国人情绪再控制不住，杀戮扩大，恐怕桓氏将无祀于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连忙带上族人逃出城外并舍于睢上。
华元派人劝他们回来，以百姓利益的名义，因为，他们这样一大帮人在睢河边上安居扎营，虽然解决了用水的问题，但粮食呢？而且景象混乱，加上驻有晋军，会导致民心不稳。话虽然是在理，但鱼石与其他几位亲族商量时，鳞朱认为还是观望一下好，慎重总是值得的，万一华元再不守信诺呢？他们就不撤回城，而华元也没有驱离他们。
鲁国大夫叔孙侨如派使者来找到华元，说计划在钟离国组织一次大夫盟会，盟会主题是关于吴国的，希望他能出席。钟离是个子国，靠近吴国。凡重要的盟会，宋国都是没有缺席的，这次华元也不想缺席。但在盟会前，他需要把桓氏的事情处理好才能放心出国。
冬十月，华元亲自到睢水劝鱼石回来。
华元说：“汝族居此，国不安宁，何不回城矣。吾无意加害于汝族也。”
鱼石说：“吾族于此安居，不亦可乎？”
华元乃返回城中。
鱼府说：“再不从，不得入城矣。右师视速而言疾，必有异志焉。不纳其言，须驰也。”
他们登高远望，但见华元驾车疾驰而去。
鱼石说：“其必有异志也。”
华元与桓氏相持了数月，为了尽快结束他们的动乱，他亲自来找鱼石，也是看在同宗的份上尽仁义。动乱不可能不去平息，被鱼石拒绝后，他即派人去掘开睢水的河堤，并关闭城门登上城墙观望。
鱼石虽然 他们不知道华元在策划什么行动，但都觉得不宜久留还是尽快离开好。鱼石下令自己的亲族立即收拾行李准备起程，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太宰向带及少宰鱼府，也都命令亲族立即收拾行李。
但到哪里好呢？这么一大族人，到卫国、郑国、这样的小国容纳不了，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流亡，而且他们受晋国影响太大。自从弭兵之盟后，楚国已被视为中原的一份子，不再被认为是野蛮国家，去楚国是合适的。他们逃过了水淹，离开宋国出奔到楚国。
桓氏举族逃亡，对宋公族来说确实是一个悲剧。但华元也是职责所在。平定完桓氏的动乱后，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世子成登位为宋平公。
《春秋》曰：“宋杀其大夫山。”
指荡泽被杀他背弃了自己的宗族，并没有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华元。
华元如约到钟离参加大夫之盟。此次参加盟会的大夫包括：晋国士燮、齐国高无咎、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子鳝，以及吴国人。
在《春秋》的记载中，吴国人参与会盟的记载是另外说的，按公羊高的意思，这是把吴国人当作外人的意思。《春秋》记录鲁国的事情时，为鲁为国内，华夏各诸侯国为国外；记录华夏各诸侯国的事情时，以华夏为内，以夷狄各族为外。
当然，《春秋》在记录这件事情时把吴国单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次会盟是专为吴国而开，所以会盟地点才选在靠近吴国的钟离国。晋楚已签弭兵之盟，不需要为了牵制楚国而会盟，可想而知，这次会盟的主题，谈的还是怎样援助吴国的事情。包括怎样进一步指导吴国人种稻米、怎样造车、以及怎样铸造青铜等，是纯粹为传播文明而召开的一次盟会，没有利益的考虑。而在此次盟会之后，吴国也确实是逐步发展起来了，后来，铸剑技术还成为吴国标志性的一大特色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