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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与郑国之间的仇恨，始于小霸郑庄公时期。当年，郑庄公以许国不听天子号令为由，联合鲁隐公和齐僖公攻打许国。许庄公逃到卫国，后来也死于卫国，许国处于被占领状态，与灭国无异。
郑庄公死，郑国陷入君位相争的政治混乱中，许穆公在齐国帮助下趁机驱逐郑军，复建许国。但两国间的仇恨就这样结下来了。郑国要灭掉许国，许国要反抗郑国。许国力量弱小，就不断寻求大国的帮助，从齐国到晋国、再到楚国。
晋景公主持诸侯虫牢会盟那年，许灵公借机诉郑悼公于楚，楚共王执皇戌及子国，迫使郑悼公投靠了晋国。这次，郑成公借晋楚已签弭兵之盟，而许国没有派兵参加晋秦麻遂之战，发掘出来作为兴兵讨伐许国的借口。
郑成公命郑子罕领军伐许。
郑子罕对许灵公说：“曹、邾、滕等小国，尚且派兵参战伐秦，君不听晋之号令，蔑视侯伯权威，寡君命吾伐也。”
许灵公说：“吾为楚之属，此已为晋所认可，晋不伐吾，郑更无权伐吾也。”
郑子罕说：“晋楚已签弭兵之盟，君岂有不知耶？盟约言明，若有害晋，则楚伐之。许既为楚之属，不派兵伐秦便是罪也。郑有权伐罪也。”
许国派人去楚国求援。并顽强抵抗以待楚援，最终挫败了郑国大军。
郑子罕被挫败，更是添加了郑许之间的仇恨，郑成公不甘心，组织起一支更大的军队，亲自率领再伐许国。攻至许都外城，郑成公一连攻了数日，许灵公亦是坚决抵抗，许都坚固如山。
郑成公去信许灵公：“君若不降，吾必毁此城。若君为百姓计，则降城不杀。”
楚援军迟迟未到，城内情况越来越危急，许灵公担心坚持不了多久，万一等不到楚军到来，城破被屠，苦了自己的百姓，就抓住这个和平机会，以免生灵涂炭。
许灵公回信说：“望君信守承诺，吾愿割地求和也。”
许灵公愿割让叔申的封地给郑国，虽然未完全满足郑成公的欲望，但问题也不大，占得这块地后，许国的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郑国随时可以进入许国。当然，最关键的是郑成公已收到楚国出兵郑国救援许国的消息，如果他不迅速从许国回师，只怕楚军又要再次攻入自己的老巢。
楚救许大军仍然由子反率领。这次出征，他的压力很大，因为反对的人很多。首先是子囊反对。子囊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名贞，子囊是其表字。
子囊说：“楚新与晋盟，伐郑背盟，不可也。”
当日签晋楚订弭兵之盟时，由于华元的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子反也是抱着很大热情的。但后来秦使来说楚与狄一起攻晋时，就让他多了一个心眼。因为秦使说，秦晋签令狐之盟秦国吃了大亏，被晋国骗了，力劝子反慎重。只是楚共王坚持，因为他很明智地认为，认为既然是协商出来的东西，便是利益的交换，对双方而言，就没有绝对的利与弊。
子反说：“敌情有利则进，何盟之有？”
子囊说：“墨迹未干，背盟不义，此事断不可为。”
子反说：“昔日秦使言，与晋签令狐之盟，实为秦之苦，晋人不可信也。而郑伐许，已背盟在先矣。”
子囊说：“郑伐许也，非晋伐许也。秦使之言，不可信，无受其蛊惑矣。”
子反说：“先君之业，不可废也。许是楚之盟，今郑伐许，晋为何不止之？晋置盟约于何处也？”
子囊把自己的政治使命，理解为辅助哥哥谨守住父亲留下的事业。而行事要以有仁有义为依据，在他看来，就是父亲经过多年征战得出的经验总结。因此，他反对凡事总是想到依赖战争手段来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
但子反坚决要求出兵。他的处事原则就是现实主义的，而他看到的现实是楚国的一个忠实的盟友急需救援；他看到郑国国内空虚，这正是再次攻打郑国，把郑国重新纳入楚国势力范围的好时机。
守住庄王留下的霸业，这当然是楚共王的天然使命，而郑国无疑就是这份霸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是听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尽管这些反对声音不是没有道理的，楚共王还是决定要力排众议。
他说：“扞楚之盟，歼楚之敌也。”
这是最后的裁决。
子反率大军伐郑，路过申邑，需要补充些粮草。
申邑是申叔时的食邑，此时他已经退休，回申邑养老。申叔时以见识卓著闻名，颇受世人敬重。当年有贤士士亹为人善善，楚庄王希望他作太子傅，但士亹推辞不受，说教育的关键只在受教育者自己，就像尧有丹朱，舜有商均一样。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教育若是有用，在启发人的天性，使受教者自己教育自己。
丹朱是尧之子，传说是他发明了围棋，因而被认为是围棋界始祖。也是酷爱围棋的原因吧，丹朱无心政治，尧就认为他不肖，让位于舜。商均是舜之子，母亲是著名的“湘夫人”，屈原著有《九歌》歌颂。与丹朱一样，商均也是酷爱歌舞而无心政治，舜认为商均不肖，亦让位于禹。
楚庄王却觉得士亹推辞不干的理由实在是很有见识的，就坚持要让士亹傅太子。士亹没办法，推辞不掉，但他不是假谦虚，而是真不懂得如何去教育太子。
士亹去请教申叔时。申叔时告诉他：教之历史，使懂得褒扬善行而贬抑邪恶；教之家族世系，使知道要昭明德而废幽昏；并教之诗、礼、乐、令、语、故志及训典，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申叔时毫无保留地全给了士亹。申叔时的教育理论至今保存在《国语》里，遗憾的是没有论及科学与体育，也可能这些内容是归入在军事训练里的。
子反拜望申叔时，向他表达敬意。
申叔时说：“盟以信成，信以守礼，楚乃大国，礼不守不仁也。进兵许国可以，但进兵郑国，乃背盟矣。”
子反说：“申叔之言固然在理，但大军也已经启程，不可止也。”
因为军务紧急，子反只是礼节性的拜会，没有多逗留。
申叔时对身边人说：“子反必不能免于难。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得免难乎？”
子反离开后对左右说：“申叔不懂军事矣，但其可敬之人也。”
这就是一种现实。有些人的智慧是领先于其他的人，甚至是领先于他的时代的。有些人因为思想先进，超越了时代，就显得不接地气的，能理解他的人是少数，能接受他的观点的人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或许就是在许多年以后，后代人所以要提倡尊重创新人才的逻辑起点吧，理解不了，就保持尊重。让他存在，让后人去理解，这是对社会最有利的选择。申叔时不是军事家，而是一个教育家，但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场战争，依然不失其智慧，尽管对子反不会有太直接的帮助，但或许在将来会有启发。所以，子反对申叔时依然保持着尊敬，这也是子反之贤。
郑军从许国撤出后，子反一路追击讨伐郑军主力。楚军进入郑国，至暴隧；继续追击进入卫国，至首止。郑成公一方面向晋国求援，另一方面令子罕率领一支精兵攻入楚国，取新石。
闻知楚军入郑，栾武子大怒，要求兴兵报复楚国。
栾武子说：“楚子背盟，不可纵容，必伐之也。”
但韩献子反对。韩献子说：“无庸兴兵也，使其罪加重，使其民叛之。无民孰战？”
郤氏支持出兵。
郤犨说：“楚伐郑伐卫，实是楚背盟也。需果断出兵，否则，贻误战机，必失郑也。”
郤锜说：“郑惧楚也，若晋不救之，郑必臣于楚矣。”
伯宗坚决反对。伯宗说：“许乃楚之盟，郑伐许，是伐楚也；故楚伐郑，非背晋矣。派使者与之交涉，无须兵戎相见矣，晋不能被郑之私利绑架也。”
范文子也表示反对。
晋厉公接受了主和派的意见，派荀罃出使到楚国，要求楚共王遵守盟约立即从郑国撤军。
郤氏支持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他们的权势。他们不属于那种能倚重自身见识与智慧处事的人，在讲文的方面他们可发挥的余地不大，但若有不需要大智慧的事情干，他们不仅能派得上用场，还能自如地展示与掌控他们的权力。他们酷爱权力，所以，他们酷爱战争。
郤锜说：“伯宗为何屡屡反对与楚用兵？”
他心中有一个疑问。
当年楚庄王伐宋，伯宗就极力劝解晋景公不要对楚开战。而对这件事，郤锜也一直是印象深刻的。
郤至说：“其楚谍乎？若此则可恨也。”
郤犨说：“此重罪耶，须要有充分证据也。”
把伯宗看作是楚国在晋国的利益代言人，似乎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欲加之罪下，证据是能够找得到的。郤氏之权势，在他们敢于为所欲为，当然，他们也是能够为所欲为。在几个重要的主和派当中，伯宗是不掌握兵权。而在晋楚签订弭兵之盟后，大夫栾弗忌作为处理具体事务的责任人，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而刚好，栾弗忌与伯宗是好友，因此，郤氏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之间的传话人。
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意识源远流长，这一意识在此时虽没有形成为明确的条文，尽管其他大臣在心里并不认同郤氏的观点，但要证明伯宗不是楚谍，这需要有证据，没有证据，就难以为伯示说话，间谍罪是十分严重的指控。而在一般情况下，自证清白的证据又往往是不容易找到的。最后，郤氏把两人杀害了。史称“栾弗忌之难”。
伯宗蒙难，在一定程度上，又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恃才而直言，一直让其妻子感到担心。伯宗妻聪明贤慧，尤其对人性中卑鄙的一面有深刻了解。伯宗的见识虽然是超越在别人之上，身为太宰也是高位，但他的权势却不足以超越别人，就很容易会招来忌恨。所以，每到上朝的时候，伯宗妻都会告诫伯宗。
她会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但伯宗的想法不这样，他知道自己比许多人都有见识，但如果这些见识不表现出来，有什么实际作用？
伯宗说：“直言于心，无愧于君，吾为何不言也？”
那时候的文人还不懂得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就像申叔时虽然有一套系统的教育思想，也不会著书立说流传下来，孔子也没有著书立说，管子是最特殊的，名下有一本著作叫《管子》，但被认为是托名之作，从这个角度看有道理。敢于直言不是问题，问题在他言之在理时，就显得别人很没见识了。这是不是需要顾忌一点？但伯宗就是爱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欲望，就像女人生孩子那样自然。
有次伯宗上朝回来，面带喜色。
伯宗妻问：“子貌有喜，何也？”
伯宗说：“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
伯宗妻说：“实谷不华，至言不饰，阳处父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祸难及其身。子之性格不可易也，而民不拥戴其上久矣，祸难必及尔子乎！”
“栾弗忌之难”发生后，韩献子对毕阳说：“郤氏其不免于灾难乎！善人，天地之纲纪也，而骤绝之，不被灭亡还等到何时也！”
伯宗妻提醒丈夫及早物色贤士，以免将来万一真有灾祸发生，也好有个人愿意伸出援手。伯宗朋友不多，但与毕阳是生死之交。毕阳也不负伯宗生死之托，在伯宗出事后，毕阳来到伯宗家，接走了伯宗妻和他的儿子伯州犁，并一路护送他们投奔到楚国。
楚共王对伯宗被问罪为楚谍感到惊讶。他问子反，子反回答他也是同样感到意外。
子反说：“并无此事，此不实之言也，伯宗蒙冤矣。”
一个贤明的国君，既需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需要有同情心，这是必备的品质。没有同情心，对臣民的不同遭遇就不会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也就难以做到真正爱民。伯宗虽然是晋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伯宗被冤而死，还是与楚国有关。楚共王欢迎伯州犁来到楚国，伯宗素有贤名，他也相信伯州犁会是一位贤士，就封伯州犁为太宰，这是伯宗生前在晋国同级别的职位。
郑国在楚国的压力下从许国退兵了，但郑国对许国的威胁并没有解除。这不仅是政治的威胁，更是长期的灭族的威胁。所以，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希望举国迁往楚国避难，他担心在战争结束后，郑国会再次逼迫许国。
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把许国难民安置在叶地，由许灵公继续以诸侯的名义管理。这是楚共王的仁慈，也是他对许国百姓的人性关怀。当然，许国人也没有负情，对楚共王始终是感恩戴德的，许国得以延续。后来汉朝收留南匈奴，明朝收留从朝鲜来的女真族难民，可以说都是以楚共王这一做法为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