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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选择归顺晋国，关键不在晋国实力太强大，而是楚国对它的附属国压迫太深。这几年，郑国一直为了楚国而与晋国战斗。侵卫、侵宋，直至入侵晋国本土，已经斗得疲惫不堪，郑国全国上下渴望能修生养息，而楚国却仍然要求他们继续战斗。
这也是子重和子辛的政策选择。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偏好严苛的政策举措。这自然也是一个合理选择，因为严苛的政策有一个怀柔的政策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高效、见功快、能立竿见影地突出个人能力。
这对子重个人而言还是十分重要的。之前他为令尹，大家适应了没什么话说，后来子反接替他为令尹，有了对比。当子反死后他又再次成为令尹时，人们就在背后有些闲话说了，不过，不敢说他的政策严苛，而是说他比不上子反，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损害他的权威。所以，他需要有些耀眼的功勋来证明自己，如果政策举措要考虑是否符合仁政的要求，就意味着阻滞多，见效慢，说话不带劲。
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子重为人不仁不义，这并不公平，因为，真相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仁义。楚国在楚庄王的带领下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但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仍然是在转变中，也可能会倒退。所以，能真正理解仁义观念的，只能是楚国人中的先进分子。而这些先进分子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了他的同代人，在人数上就只会是少数。楚庄王是这些人先进分子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子反也不在这少数的一群人中。但他崇拜楚庄王，也忠诚于他的政治理念。在施政举措上，就坚守楚庄王的政策，或模仿他。
右司马公子申也是一位接受了仁义意识的先进分子。他不赞成子重的苛政的，他认为对于小国，应该施以仁义，而不能过度压榨。所以，小国的大夫们喜欢和公子申打交道，他又是一个温和的人，和他在一起时，大家感到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在身上，内心的一些说话，可以坦诚地说出来。大国会有人倾听，而不是一直被压迫着，这在心里是舒服的。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吧。因为与公子申相熟了，大家就像朋友一样。当附属国的大夫们到访楚国，总会带一些小礼物探望公子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友谊的来往。开始的时候，公子申其实也是会回赠一些小礼物的，只是在时间长了以后，公子申家里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回赠，渐渐的，对收受礼物这件事情就习惯了下来，对一些贵重的礼物也不拒绝。
子重要讨伐吴国。吴国一直在边境骚扰，不教训一下的话，楚国南部地区就难得安宁。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子重急需补充国库。只是仅依靠压榨国内人民那是不足够的，而且也会有风险。子重就出台了一项新政，要求各附属国加大贡赋。
子重这条新政一出，各附属国普遍感到负担很重，因为，这些国家本就是地少民寡，并不富裕的，加大上贡的税赋，必然要进一步压榨国民。所以，他们都很希望能减轻一些贡赋，以免国内动荡。
但子重和子辛都不听他们的，当然了，如果打算听他们的，这条新政也就不会出台了。大夫们带着重礼去拜访公子申，希望他能说服楚共王收回成命。
大夫们说：“地寡民贫，而重赋如山，民力衰竭，寡国已觉喘不过气也，万望大夫能与王美言，以削贡赋。”
公子申同情各附属国的遭遇，上朝为各附属国说话。
公子申说：“公子婴齐令诸属增加贡赋，诸属小国也，应施以仁义，若过度压榨，必致其更为贫穷，今诸属皆叫苦连天，请寡君收回成命，免其离心也。”
楚共王也不反对减轻诸属国的负担，但楚国空虚了的国库，怎么办？
子重说：“此事断不可为，对吴之战乃楚之需要也，楚之属岂能不有所贡献乎？”
公子申说：“若诸侯离心，楚之难矣。”
公子申之言不是没有道理。赢得各属国的信服，这是楚庄王的成就之一。若施行仁政，这笔贡赋可能真的要减少，这会影响对吴战争的准备。但公子申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当然，若迫离了各属国，这也是不符合楚国的利益。
楚共王说：“此事再议也。”
他需要时间斟酌一下。
散朝后，子重恼怒不已。在他看来，现时不是考虑仁义道德的时候，而是怎样想办法补充国库需要。对吴战争不能再推迟，必须迅速打击吴国侵犯楚境的嚣张气焰，再拖下去无异于纵容。
子重问子辛：“公子申何故也，只为反对而反对？”
子辛说：“反对之后，该怎么办？就此放下乎？须有建设性提议也。”
子重说：“其意也许就是如此，但伐吴之事，不可耽搁也。”
家中仆人说：“吾闻公子申收礼也。”
子重说：“收谁之礼。”
家中仆人说：“素有传闻，此事久远，索诸属之礼也。”
子重说：“此非小事。”
他让子辛立即调查，果然发现公子申确实收受了多国贿礼，就在朝中弹劾公子申。
本来楚共王还认为公子申之言有道理，也在思考有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第三方案。但听闻他收受贿礼之后，这性质就改变，合理的意见带上了污点。公子申收受贿礼后为各属国的利益发言，这等于是出卖了楚国的利益，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也就不管公子申的发言是否有道理，遂命杀之。
公子申被处死后，诸属国只能如数上缴贡赋。在国库充实以后，子重发兵讨伐吴国。他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率领，另一路由邓廖率领，有组甲三百、被练三千。子重率领的一路进军顺利，攻克重镇鸠兹，并一直攻至衡山。邓廖率领的一路，但被吴军重兵围攻，全军覆没。邓廖被俘，侥幸逃出生天的残部，组甲仅八十、练甲仅三百。吴国人乘胜攻入楚国，并占领驾邑。
邓廖之败，是子重伐吴之痛。他还是轻视了吴国，才造成这耻辱的结果。但他不能灰溜溜地回到国内，他要用自己在鸠兹方向的胜利来掩饰邓廖的失败。所以，回到国内后，子重如惯常的那样在太庙举行庆功仪式。但这一回，楚国人没有买账，他们咎责子重。
楚人说：“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子重此战，所获不如所亡也。”
子重闻言甚为窝火，发心疾而卒。其幼弟子辛接为令尹。
吴国战胜楚国的消息传到新绛，那是如春风般令人喜悦的。申公巫臣当年播下的种子，如今结出了成果。人们亦看到了当年晋景公的远见，晋悼公亦希望不失时机修好与吴国的关系，争取把吴国纳入中原同盟。就要汇合诸侯。
晋悼公派士匄出使齐国。
士匄对齐灵公说：“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使匄前来乞盟，望与一二兄弟相见。以为不协谋，请君临之。”
齐灵公不欲许。
齐灵公对崔杼说：“世子光已在晋为质，寡人去之何为？”
崔杼说：“若不与盟，乃示不协，恐有后果也。”
齐灵公说：“世子光可代寡人盟之。”
齐灵公不想再到晋国去。他还是有点不服气。但又不敢过于明显。齐灵公与士匄盟于耏水，也就是今发源山东淄博市临淄西南的乌河。然后，由崔杼随士匄到晋国，通知太子光全权代表齐灵公参加鸡泽之盟。
鲁襄公倒是很乐意来到晋国，这是他第一次去朝见侯伯。晋悼公亦是谦以待人，亲自出城迎接，没有使鲁襄公就已。两位国君就在新绛附近的长樗会晤。孟献子为相礼，他教导鲁襄公行稽首礼，把荀罃吓了一跳。按《周礼》九拜，一曰稽首，就是诸侯事天子之礼。
荀罃说：“有天子在，君行稽首之礼，寡君惧矣。”
孟献子说：“敝邑地近东海，与仇雠为邻，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会晤结束后。两位国君离开长樗返回新绛，晋悼公亲自为鲁襄公驾车。在新绛，鲁襄公又分别与单顷公和各诸侯会晤，单襄公来参加盟会，是以王家大臣的身份支持晋悼公。只要是晋悼公的需要，他都一定会支持。
是日上朝，晋悼公遣荀息之裔孙荀会，到淮水边上迎接吴子。按派出的使者起行计，吴子应该差不多可以在这个时间到了。荀会领受任务后就告退准备出发。祁奚以身体原因，提出告老请退。晋悼公挽留了几句，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并没有勉强祁奚留任。
晋悼公问他：“谁可嗣之？”
祁奚说：“解狐也。”
解狐是祁奚仇人。但祁奚认为他适合接任自己的工作岗位，就秉公推荐，而不是计较私人恩怨，可见其人品高尚。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问的，推荐他，他会感谢吗？不会在私下里笑愚蠢吗？大概古人没有那么多小聪明。
不过，也是这么凑巧，在晋悼公准备任命解狐时，解狐却意外地死了。
晋悼公又问祁奚：“谁可嗣之？”
祁奚说：“祁午也可。”
祁午是祁奚的儿子。祁奚认为他是一个次优的人选，尽管是自己的至亲。
在今天，人们对此可能也会有多种评价。比如，祁奚是不是因为知道解狐差不多要死了，所以才故意推荐解狐？疑古派就喜欢这样的猜测。但这与相信解狐确死于意外是一样的，而且，祁奚总不可能事先就知道解狐会在被任命之前逝世。当然，疑古派还可以继续猜测，有没有可能是祁奚故意谋害解狐？为猜测而猜测这当然是有可能，但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搞得这么复杂，祁奚可以干脆就不推荐解狐的，以免自己惹麻烦。
在晋悼公准备任命祁午之时，羊舌职也死了。
晋侯问祁奚：“孰可以代之？”
祁奚说：“羊舌赤也可。”
羊舌赤是羊舌职之子，字伯华。于是，晋悼公就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
《商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荡荡，就是平正无私的意思。用来评价祁奚的人品是很贴切的。
《诗·小雅》说：“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有德之人，能举似己者。祁奚推荐解狐、祁午和羊舌赤，也是以看重他们的人品为据。
孔子禁不住赞叹祁奚说：“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祁奚有焉。”
善者举其善，这也是必要的品德吧。因为尉、佐都是管着同一类事务的官，故称为“建一官”。而“三物成”就是解狐、祁午和羊舌赤三人得举之事。
虽然孔子对祁奚的人品赞口不绝，誉美千古。但这种发掘人才的方式，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的，这在后来汉武帝从倡导“举孝廉”开始，到探索发明科举制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种机制需要以人品为保障，无论是举荐人的人品还是被举荐人的人品，或者说，就是依赖于德治的原则。
西方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主要是依靠演说或辩论来发现人才。这种方式也存在不足，容易发掘出能说会道的人，尽管这也是一种能力，但不一定是干实事的能力。因此，在古代中国不太受欢迎，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不仅注重干实事，还要求政治家有，不是口是心非，或可以辩黑为白的能力。
所以，以举荐的方式发现人才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依然流行。比如，在就业，在升学等与人的能力相关的报考中，往往需要报考者有导师的推荐。在西方文明中，推荐人的人品以及被推荐人的人品，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保障机制，而不仅是能力。
那么，有没有一种更科学的方式来发掘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考科举是公平的，但却未必是科学的。以演说或辩论的方式来发掘人才，在客观上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明和向前发展。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修辞学，都是与演说和辩论的需要有关；古罗马修辞学家朗吉弩斯所写的《论崇高》，为指导人们如何演说而写，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现以后，成为了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一个发掘人才的科学方法，也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吧，但这在东西方可能依然是一个难题。
荀会在淮水边上，久候吴子不至。可能是道远多难的原因，爬山涉水，也不知最后会在什么时候到达，虽然感到遗憾，这次会盟吴国才是主角，但他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他留下一部分士兵继续守候，自己先回新绛复命。
荀会回来后，晋悼公决定不再等吴子了。这虽然是可惜的，但是，会盟的主题可以改一改，他与韩厥商定，把盟会时间定于六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鸡泽，就是今天邯郸市东北部，至今有“鸡丘盟台”遗存。
但在盟会即将召开时，陈国大夫袁侨却不请自来，要求参加盟会。
晋悼公问他：“何故请服？”
袁侨说：“子辛为令尹也，侵欲于小国。而求索无厌，小国怨也。”
这个意外倒是一个好消息，陈国已归顺楚国多年，应该是关系牢固了，没想到却会在这个时候请求归顺晋国，正好冲销了吴子不能到会的遗憾。晋悼公让和组父把这意外消息通报于诸侯，让大家也不要因为吴子的缺席而感到扫兴。
陈成公没有来，晋悼公让韩厥组织诸侯大夫与与袁侨结盟。包括：齐国崔杼、鲁国叔孙豹、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等。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再举行诸侯之盟。与会诸侯包括：单顷公、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莒子、邾子、及齐世子光。
按照流程，会盟之后是观兵，地点在鸡泽南部曲梁。晋悼公与诸侯一同前往。晋悼公有个弟弟叫杨干，比晋悼公小三岁，正是贪玩的时候。他没在盟会现场，那地方不好玩，而在曲梁。诸侯部队已经集结，队列整齐肃穆，很有点意思。杨干走上战车，让仆人御车驰骋。
仆人不敢拒绝他，也就在观兵场上驾起了战车。众目所归，那确实是很有感觉的。扬干嫌慢，让仆人走快点，要有风驰电掣的感觉。晋公家的马车用的都是上等的好马，仆人一扬鞭，战马狂奔起来。但仆人并不是专业车御，一下子驾驭不住，战车冲入观兵阵中。一众兵卒纷纷躲避，阵形大乱。虽然没有兵卒受伤，仆人也很快把马车控制住，被冲乱的队列也恢复了候阅阵形，但终是闯下大祸。
晋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有着那个时代各诸侯国中最为成熟的法律体系。但一个颁布了法律条文的国家，就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吗？其实不然，即使是建立起了完善的执法机构，这只是具有了法治国家的形式，而不必然就是具有了真正的法治实质。因为，法律条文是死的，掌握法律条文的人是活的。理解法律与运用法律，这是人的事情而不是法律的事情。因此，法治的实质，还是需要有人的品德为保障。
当扬干冲乱观兵阵形的意外发生以后，司寇魏绛立即命令把车御捆绑起来，虽然杨干求情，但魏绛没有接受。
这时，他的一个助手提醒他：“寡君之弟矣，赦之也，免受辱君罪之罚也。”
扬干是国君的弟弟，不给他面子，就等于是不给国君面子。怎么办？这对魏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看看三军的阵列，这辆战车违反了军法，怎么可以当没事情发生一样？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甚至也不可能轻描淡写地处置的，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国家法律的公信力。
魏绛说：“寡君命吾任此职，非欲吾徇私也。”
助手又说：“诸侯将至矣，不如待观兵之后，再行执法也。”
魏绛说：“迟也。正义若是迟到，只是道德之补偿，而非正义本身也。”
于是 ，魏绛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命戳杀扬干的仆人。
晋悼公与诸侯来到观兵场上，扬干向晋悼公哭诉。晋悼公大为震惊，魏绛不仅没给上级留面子，还坚持在观兵之前杀人，这是拿他的荣誉来祭旗吗？晋悼公当然生气，但是，他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坚持到了观兵之后。
晋悼公对羊舌赤说：“寡人会合诸侯，乃荣誉也，而魏绛戮寡人之弟，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
羊舌赤说：“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必来说明也。”
话音未落，魏绛果然来到。但晋悼公不想见他，拉着羊舌赤先行避开，留下士鲂、张老，以及他的一位仆人拦着魏绛。
魏绛见不到晋悼公，心中明白他在生气。他从腰间拿出一卷书简，这是他提前写好了的一封信，魏绛把它交给晋悼公的仆人。仆人接过之后，捧着拿去给晋悼公。魏绛没有说话，又从腰间拔出佩剑，倒置于地上，剑柄支在地下，剑刃朝上。士鲂和张老见状连忙，跑向他身旁。
二人说：“魏庄子勿急也。”
就在魏绛欲伏身于剑刃时，二人一左一右死命拉住了他。仆人把书简交给晋悼公。晋悼公把书简展开，读给羊舌赤听。
魏绛的书信是这样写的：“日前寡君缺人手，使臣为司马。臣闻师众以服从军纪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岂敢不敬法矣。若君之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犯死罪，没有顾及扬干面子，无所逃罪。而臣训导不力，不得不用钺执法。臣之罪重，敢不认罚，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
因为魏绛自己就是司寇，他在遗书中说归死于司寇，意思就是说他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所以，他自杀并不是逃罪，而是守法。
晋悼公读完之后，不觉感慨说：“其乃有德有才之士也。”
这样的人才当然是宝贵的人才。
羊舌赤说：“书简所言，魏庄子欲死也。”
晋悼公这才醒觉起来，魏绛这是要求死。连忙站起来，鞋子也来不及穿就跑了出去。仆人随后提着他的鞋子追上来。还好，晋悼公见到魏绛被士鲂和张老二人死死拉着，一点都动弹不得，才从容不迫地穿回鞋子。
晋悼公向魏绛行礼说：“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触犯军令，寡人之过也。子无要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也。”
听晋悼公这么说，士鲂、张老和羊舌赤三人都同时感到如释重负。
法治不是与德治相对立的，也不是二选一的。相反，法治与德治相互相成，就像太极图有两仪，缺了一仪都不能成世界。当然，也不需要无限拔高人的品德，既不需要有德者的完满无缺，也不需要有德者当圣人。
晋悼公作为一位贤明的国君，他的良好品德，尽管不可能在每事的第一反应上就能够做到正确无误，但至少能够在冷静下来以后的第二反应中，接受不同的意见和解释。他没有强行以国君的权力干涉魏绛，也没有因为魏绛弄得自己面子没地方搁了，就在事后惩罚魏绛。魏绛作为一位司法者，他的良好品德在于他诚信可靠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枉法，也不徇私。
真正的法治国家，在法律体系之外，还会建立起相应的道德体系，因为没有人的品德的保障，一个国家就不会是真正法治的，特别是执法者的品德。人们常说在一个法治社会中，要把权力放进笼子里。但是放进怎样的一个笼子里呢？唯有是在品德的笼子里。人的品德才是法治的实质保证。而晋悼公欣赏魏绛所具有的良好的个人品德，欣赏他能秉公执法，在鸡泽之盟回到新绛后，晋悼公在太庙设宴招待魏绛，使佐新军，并使张老为中军司马，士富为候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