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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在全国文艺战线刮起一股红色的风，她是在新中国成立八年起步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也呼唤艺术，当艺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形成默契与和共振，便凝聚成旺盛的生命力。连日来在内蒙古大地上穿梭走访，站在端点上回眸乌兰牧骑的源头，“萨日朗”红的艳丽，红的姹紫，是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演进催生了乌兰牧骑的诞生，而共产党人的民生意识强化所焕发出的创造力，恰与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一脉相承。
乌兰牧骑，送去的是欢声笑语，送去的是温暖。用歌声与舞蹈诠释党和政府对民众的关爱与牵挂，由此乌兰牧骑便是一个带着时代标记的温暖符号。
第一节 草原文化与文明的呼唤
内蒙古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长生天赐予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禀赋，广袤的草原伴随着马背民族的繁衍生息，形成了固有的居住习惯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采访乌兰牧骑期间，倏然想起一年前在科尔沁草原深处体验生活的情景。那片草原除了有科尔沁共性的名字外，还有一个乳名叫浑都楞。“浑都楞”非常古老，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很多人未曾到过这个地方。尽管方圆百万余亩，可与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相比，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站在浑都楞草原上遥望，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游牧迁徙是草原固有的形态，游牧民族赖以存生，千百年来一向如此。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的元素所取代，在信息化、现代化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游牧迁徙草原萎缩已是不争的现实。然而，在阿鲁科尔沁草原的深处，至今有一片草原仍坚守着祖宗遗留下来的古老，每年入夏到初秋，几十万头只牲畜便会涌进来，游牧采食，复盘原始。
浑都楞是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浑都楞草原隐处在阿鲁科尔沁北部边陲，原始游牧民族迁徙放牧方式依然延续，牧歌悠扬在浩瀚的苍穹，天苍苍，野茫茫，奶茶，奶酪，马奶酒，手把肉，雕花的马鞍……。民族风情浓郁，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没有公路，这种保留原汁原味游牧特色的草原少之又少了，作为北方草原的一棵独苗，已被中国农业重要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可对牧民来说，真的钦佩他们的忍耐力，放在城里任何一个人，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古朴而神奇，草原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里生活要有强大的意志力忍受寂寞与孤独。几位作家相约北上，开始游牧探源之旅。初秋不约而至，以致来不及与夏天道别，潇潇的凉意悄悄侵入生活，面对季节的轮换，竟莫名其妙地留恋起夏日的酷热，或许是秋天与冬天距离太近了，匆匆行进间，春华秋实愈加显然。早晨顶着晨露出发，摆脱了都市的嘈杂，沿高速路向北狂奔，转到一级路仍马不停蹄，抵达天山脚下已是艳阳似火，三十几度高温让我们见识了“秋老虎”的厉害。再次启程便是乡道，时有大摇大摆的牛群在公路上漫步，听到鸣笛声，友好地让出路面。草原上的牧草微黄了，野花团团簇簇，而这缤纷的色彩实际是谢幕前的最后展示，哪怕是一场秋霜，它们便会迅速凋零。远方云卷云舒，望山走死马，驱车行进在广袤的草原上，是一段考验耐力的过程。在空旷的草原上，我们就像总也走不出五指掌心的“孙猴子”，觉得一直在时间的后面跟随。
行进二百余公里，便从柏油路转到草原路，颠撤的感觉愈加强烈了，丝丝缕缕的古朴与苍凉直往肺管子窜。草原路伸展的随心所欲，只要有车辙的痕迹，便可放心前行，无需担忧违章的约束。翻过几道山梁，就与燥热挥别了，冷飕飕的气息穿透薄薄的短衫，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哆哆嗦嗦，真是美丽“冻”人哦。要命的是时有沟堑，穿越沟堑有如探险，行进间已经几次抛锚，下车推车给这次草原之旅平添野趣，驾车的女诗人惊骇的“嘤嘤”哭了起来。穿过一片乳云状的桦树林，夜幕低垂，黑魆魆的夜迷蒙视野，悲催的是我们跟踪前面的向导车没能盯住，怎么走？每个人都不敢做出方向性的预判，倘若指引错误，势必走向茫然陌生孤立无援的境地，后果不堪设想，心中难免“砰砰”直跳，对目标的渴望更加强烈了，在胸间无序乱撞的是最现实的祈盼，我们究竟在哪里宿营？是否已经穿越了国界？此时我们已深陷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的沟谷里，似乎在走向无际的天边，而人的渺小竟像一个爬不出叶片的甲虫。终于眼前出现依稀光亮，宛如在苍茫的大海山发现孤岛，在几顶蒙古包前停下来那一刻，每个人都像找到驿站般的放松，倘若再往前走，无休止地跋涉快把耐力底线穿透了。
多数人平生初次住进蒙古包，拍掉一路疲惫，按捺不住的好奇对银冠一样的民俗建筑兴趣颇浓。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创举，主要由木架、苫毡、绳带组成。包内宽敞舒适，用特制的木架做“哈那”（蒙古包的围栏支撑），用两至三层羊毛毡围裹，之后用马鬃或驼毛拧成的绳子捆绑而成，其顶部用“乌耐”作支架并盖有“布乐斯”，圆形尖顶处开有天窗，便于通风采光，可随时拆卸移动，牛群羊群游牧到哪里，蒙古包就跟到哪里。
走进浑都楞草原，仿佛走进一个神话般陌生的世界。在这里重复的是“勒勒车追赶太阳”的古朴，似乎与信息时代逆行，不愿从“原始社会”走出来。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融进草原，而隐居深处的“浑都楞”便显得物以稀为贵，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尚不知世界上像“浑都楞”这样保留原汁原味游牧迁徙状态的草原还有多少，估计绝大多数都被“现代”了。站在银蛇一样的浑都楞河边，思绪挂上倒挡，感悟浑都楞的前世今生，似乎正渐渐接近源头，远古的影子依稀可见。“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该是它的前世，而它的今生尽管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但绿色依然沸腾，固守着草原的本色。
蒙古族能歌善舞是民族的天性，四弦琴和马头琴随身携带，常常跟群放牧时席地而坐，琴声在空旷的草原上流淌。草原上向来不缺“布魁”手，在牧户吉日嘎拉家蒙古包前，布仁把一辆摩托车抱至胸间，堪称大力士，他和吉日嘎拉是巴彦宝力格最好的“布魁”，参加过那达慕摔跤比赛，入选内蒙古柔道队受训两年，现回到浑都楞延续他的游牧人生。他家饲养二百多只羊，四十多头牛，上小学的儿子放暑假也来到游牧点。他说，儿子七八岁就会骑马，即便这样，他还是希望儿子将来上大学，走出浑都楞。
云霞被西垂的阳光艺术化了，饱食一天的黄牛卧在草地上反刍。一同归来的还有两个中央民族大学生物系研究生，她们来浑都楞实习，用理性的思维验证游牧迁徙对草原植被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互相交流时都有同感，在信息社会发达的今天，这种游牧迁徙方式还能持续多久？有人甚至与即将消失的村庄等同起来。毋庸置疑，这些游牧家庭饲养了一定规模的牲畜，在经济上获得了满足，而富裕后无一例外地重视教育，几乎每家都有大学生，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笃定不会继承游牧迁徙，牧民苑铁柱说，从六月一日把牛羊浩浩荡荡赶到这里“出场”，过着寂寥封闭式的生活实属无奈。
仅两天的生活体验就感觉到环境的不适，偏远、寂寞、孤独，顿有空荡荡的无聊，倘若看到电视或是文艺节目，竟是最大的奢侈。浑都楞不是不能改变，而是有意不改变，是摆在这里的时光道具，提醒人们勿忘过去，勿忘传统。在这里游牧的牧民，在浑都楞仅仅生活三个月，游牧结束就回到浑都楞之外的信息化的家。可这三个月却是难以忍受的，牧民巴雅尔说，五六十年代，草原都是这样的生活，且一年四季都在这里。六十年代初旗里有了乌兰牧骑，每一次来草原演出，牧民像过年一样，看得仔细，生怕落下每一个细节。乌兰牧骑，是游牧民族精神上的祈盼。
内蒙古地域博大，1947年5月1日，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率先为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探索。自治区东西长2500多公里，南北宽约1700多公里，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相当全国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是祖国北疆的生态屏障。1957年前后，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经过民主改革和合作化推进，农牧民生产生活明显改善，但受限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靠天游牧的生产方式，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牧民的文化生活单调，与物质生活的提高不能同步。当时，牧区已出现方便牧民孩子就地上学的马背巡回教学，半农半牧区兴起商业代销代购流供点，可交通运输仍然靠马车驼队，文化站、卫生院只能建在旗县城镇，对偏远地区鞭长莫及，急需文化建设深入农牧区，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农牧民心中，把健康丰富的精神食粮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这是草原的呼唤。
自古以来，牧民们往往搭几顶蒙古包在草原上聚居游牧，需要转场放牧时，随季节迁徙到别处。在民间，牧区也有说书艺人到各个聚居点流动说书，可这些老生常谈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新需求。时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牧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广大牧民，长期听不到时事广播，看不到图书、电影和文艺演出，这让他挂怀于心，思忖加强牧区文化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乌兰夫去北京开会，向周恩来总理讲到这种状况。周总理指示，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能够满足牧区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特殊办法，建立相应的队伍。乌兰夫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开始思考并指示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研究对策，多数的意见是建立文化室和图书室，可这些都被乌兰夫否决了。文化固定设施只能建在旗县所在地，条件稍好的可建到乡镇一级，根本延伸不到敖特尔或牧场点。乌兰夫再次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建议：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农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方式。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传达了周总理的建议，要求各级宣传部门集思广益，加快探索内蒙古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第二节 红芽破土
1956年12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确立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方针，适应各民族特点，多层次多渠道加快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形成全党共识。
1957年初春，内蒙古大地刚刚复苏出微许的暖意，一个攸关农牧民文化生活的信息在春风中释放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遵照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和内蒙古党委政府的要求，做出了在牧区进行基层普及文化工作试点的决定。文化局派出几个工作组，深入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正蓝旗、正镶白旗和乌兰察布盟的达茂旗等牧区、半农半牧区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各路人马返回呼市，一致认为鉴于牧区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和农牧民居住分散的特点，必须组建一支组织精悍、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综合性的文化工作队，有人甚至给这支轻便得多能工作队起好了名字——乌兰牧骑。听汇报的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布赫很欣赏这个名字。“乌兰”汉译是红色，“牧骑”是嫩芽，乌兰牧骑便是红色的嫩芽，简称为“红芽”，假以时日，“红芽”长成大树，便会蓬勃出文化的绿荫。
“红色的嫩芽，这个名字好啊，可这是直译，也可理解为红色文化轻骑兵。”
乌兰夫一锤定音，乌兰牧骑正式确定下来。布赫亲自参与试点谋划，《乌兰牧骑试点规划》和《乌兰牧骑工作条例》相继出台了，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叹服。条例规定乌兰牧骑身兼四项任务（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具备“轻骑特点”（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关键是要有团队精神，植根基层，情系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实际上也是乌兰牧骑多年一直坚守的“乌兰牧骑精神”。
五月，草原泛出浅浅淡淡的绿，这是生命的色彩，初夏的柔风携裹着悦动的呢喃，由自治区文化局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的试点工作队，沿着牧民的足迹，巡着悠扬的马头琴声，把乌兰牧骑的种子种植在锡林郭勒苏尼特右旗，而南部西拉沐沦河南岸的翁牛特旗也一并下种。一场清雨过后，种子绽开红色的嫩芽，乌兰牧骑正式从谋划室走进民间。
苏尼特右旗地处锡林郭勒大草原西北，与二连浩特口岸不远，相邻的还有朱日和练兵场。全旗两万六千多平方公里的草原，养育着远古“雪尼惕”蒙古部落的后裔。南部的翁牛特旗，在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之间，境内蒙汉交融，契丹蒙元文化交织。选择这两个地区作为乌兰牧骑试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翁牛特旗组队迅速，不到一个月就组建了一支精干的乌兰牧骑队伍，并立即开始进行节目创作和编排。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试点由自治区文化局试点工作队直接部署，经过精心挑选，原旗文化馆馆长乌力吉陶格套出任队长，旗团委干部伊兰，文教科干部乌云毕力格和乌尼格日乐，文化馆干部阿拉塔图，小学教师额日和木巴图，牧民斯琴道尔吉、额尔登达来、娜仁托雅，商业局干部荷花，这十人成为乌兰牧骑首批队员，另配备两个车夫。队员尽管是从各部门抽调的，但都具备表演天赋。
第一支乌兰牧骑建队，东凑西凑配齐了装备。胶轮马车两辆，其中一辆是试点工作队的“专车”。马六匹，其中三匹是专门为试点工作队准备的坐骑。幕布两块，煤气灯三盏，乐器五件，三弦、四胡、马头琴、笛子、手风琴各一把。服装四套，播音设备一套，留声机一台，帐篷两顶。装备是简陋了些，可在当时，也只能这样。乌兰牧骑队员凑齐第二天，就开始了紧张排练。试点工作队中有音乐专业老师，图布新老师给队员上声乐课，达瓦老师上舞蹈课。三个月后，一台民族特色浓郁的歌舞节目排练成熟，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子》，器乐合奏《阿苏如》、《八音》，好来宝《党的关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挤奶姑娘》以及民歌等，这是乌兰牧骑历史上第一张节目单。
“就四种乐器，怎么演奏出八音效果？”我们对器乐合奏《八音》觉得好奇。
我们天真地以为，但凡器乐合奏就该像乐池里几十人上百人的轰鸣，仅用四胡、三弦、笛子岂不是有些潦草单调？朱嘉庚老师莞尔一笑，似乎我们不该提这样的问题，乌兰牧骑的器乐合奏突出民族性，贴近牧民，不追求恢宏的气场。我们继续乌兰牧骑的话题。
队员们在简陋的条件下排练出一台节目，而且初步学习了化妆技术。自治区文化局布赫局长亲临苏尼特，指导试点工作，观看了乌兰牧骑节目预演，给予高度评价。
1957年6月17日，是乌兰牧骑的生日。在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内，自治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为乌兰牧骑的诞生举办了一个简朴而庄重的建队典礼。乌兰牧骑队旗迎风飘扬，蓝天如洗，墙上贴着标语，在排练室紫色的幕布上，悬挂着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的乌兰牧骑会标，《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汇报演出》条幅格外醒目，幕布正上方凌空飞腾的金色骏马图案，使会场气氛庄严美观而富有激奋。附近的居民和牧民站在院子里，他们不能进演出厅观看，但可以听到乌兰牧骑的声音，对旗所在地温都尔庙镇的居民来说，乌兰牧骑也是第一个文艺团体，对这一新生事物关注度不亚于中央民族歌舞团。试点工作队的全体成员和旗里领导坐在长条凳上，神情激动而惬意，似乎在等待一场盛大演出，每看完一个节目都回敬喝彩与掌声。演出结束，旗委宣传部部长明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赞扬乌兰牧骑给苏尼特文化平添新色，祝贺试点工作成功。在文化馆门口，展放着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图片、画报、图书，这些也一并跟着乌兰牧骑走进草原，演出与宣传同时进行。
红色的嫩芽绽叶了，一辆马车满载歌声，携带着演出道具和帐篷，迎着朝阳，追赶着落日，与游牧民族相依相随，开始了乌兰牧骑的游演生涯。他们边走边演，把牧民喜爱而难得听到看到的歌舞，送到村屯浩特和一个个牧场点，把政策宣传和服务活动送到家门口，送进蒙古包。为了认真体现党和政府对基层牧民群众的温暖关怀，队员们不辞辛苦常常为一两个正在放牧或卧病床榻的牧民进行专场演出，牧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天阴下雨或风沙弥漫，队员们照常化妆登场，一丝不苟，认真演好每一个节目。责任担当和服务意识已经渗入乌兰牧骑的血液，全心全意为牧民群众送歌献舞、热情服务的事迹，很快传遍草原。每当乌兰牧骑的马车和鲜红的队旗出现，牧民们便纷纷从蒙古包里跑出来，“玛奈乌兰牧骑依日勒（我们的乌兰牧骑来啦）”，孩子们高兴地蹦蹦跳跳，阿妈已经烧好了热腾腾的奶茶。一位乌兰牧骑队员病了，蒙医包特格日勒日夜守护在侧，乌兰牧骑启程到新的演出点，他徒步两天穿越沙漠，直至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放心离去。每次乌兰牧骑到浩特或牧场点，牧民们争抢乌兰牧骑队员住进自家的蒙古包，而离开时，队员的衣袋里总鼓鼓囊囊塞满奶食品和肉干，牧民们目送“玛奈乌兰牧骑”消失在视野中，他们受到亲人般的接待。
第一支乌兰牧骑试点演出结束，受欢迎的程度和收到的效果超乎想象。从六月十七日到八月十一日，他们马不停蹄在牧区巡演了五十四天，行程三千余里，演出、讲座。展览三十多场，他们用脚掌把苏尼特草原丈量一遍。队员们多数都是有家室的人，男队员的家属成了家里顶梁柱，女队员的丈夫一个个都摇身成“大厨”，见到孩子们女队员一边笑一边抹眼泪。有个女队员孩子没断奶就下去了，两个多月没见到额吉，孩子竟有些陌生，把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可她的奶水已经干瘪了。
从团委转行到乌兰牧骑的首批队员伊兰，当年还是萨日朗花一样的姑娘，如今已是白发苍苍，耄耋老矣。谈起第一次下乡巡回演出的经历，八十多岁的老人记忆依然清晰。那年夏天苏尼特草原干旱少雨，日灸风热，途中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司空见惯，即使到了定居点，看见牧民从十几里外背水，队员更知水的珍贵，常常几天不洗脸。在阿其图乌拉一带演出期间，队员额日和木巴图身染重疾不能行走，为治疗方便住进一户牧民家里。这户牧民家有两位老人，六十多岁的老额吉腿脚不便，但热情慈祥，给病人煮饭熬药，端屎端尿，不分昼夜伺候，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地有名的喇嘛大夫苏格尔和布达格日乐两位医生轮流对额日和木巴图医治，病情很快好转了。演出期间，布达格日乐大夫一直跟随乌兰牧骑，为队员们提供健康服务。转到另一地演出，伊兰扮演一位老太太。演出结束卸妆，有一位老额吉进来，手捧一碗马奶酒，“刚才那位老太太呢？我想和她说说话。”伊兰解释：“那不是老太太，是我扮演的。”老额吉一辈子没看过演出，怎么说也不相信。于是队长让队员重新化妆，给老额吉又演一遍。高兴的老额吉把手中的奶酒端起来，让伊兰和另一位队员荷花喝下。当时牧区喝水困难，老额吉盛满奶酒的碗看起来不是很干净，但她第一次看演出的兴奋感染了队员们，两位女队员端起碗一饮而尽。随即老额吉拉着伊兰的手走进蒙古包，翻箱倒柜找出一块月饼，一把红枣，伊兰感动的留下幸福的泪水，老额吉轻轻抚摸伊兰的脸，亲吻她的额头。
1958年去乌日根塔拉公社演出，途中马受惊翻车，把队员摔出老远。站起来互相对视，队长头上起了包，乌尼格日乐腿瘸了，各个灰头土脸，竟然开心笑了起来。一起动手把马车扶正，坐上车继续赶路，他们怕误了演出。
1961年春节前夕，全体乌兰牧骑队员到桑宝力嘎公社慰问军属演出，他们从苏尼特右旗牧场骑骆驼出发，其中三个人没骑过骆驼，非常紧张。伊兰让他们随着骆驼的摆动放松自己，走了五十多公里的路，下午到达目的地有的队员臀部磨破了皮，因为坐的时间长，破皮处肉和裤子粘在一起，扯开龇牙咧嘴地疼。但队员们还是穿上蒙古袍，把裤子一遮，坚持慰问演出。军属们感动地说，还是党和政府关心我们，不离开蒙古包就能看上精彩的节目。
草原上绽开了乌兰牧骑之花，这是千里草原上怒放的报春花，带来乌兰牧骑事业百花盛开的春天，成为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乌兰夫到北京开会，把乌兰牧骑试点成功的消息告诉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文艺为农牧民服务的好办法，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做出了示范，要内蒙古继续总结完善乌兰牧骑的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从此，草原上升起一道不落的彩虹，他们用歌声传递党的民族政策，是播种文化的使者。
第三节 大漠荷花
苏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乌兰牧骑的成功，催生各地文化建设和宣传的脚步，短短几年又有四十多支乌兰牧骑队伍相继成立，他们活跃在农村牧区，成为内蒙古大地上一道夺目的风景。在乌兰牧骑队伍中，有一大批文化青年奉献芳华，且无怨无悔，钟爱一生。
去翁牛特旗采访，忙里偷闲来到玉龙沙湖，本意领略大漠风光，可当地文友却把我们引领到沙湖的旁侧，那里有一片镜湖，湖面上的荷花开得艳丽。大漠荷花自是独魅，而此时已是初秋，南方的荷花早已谢了，而这里还在盛花期。在乌兰牧骑的花丛中，也有一朵盛开的荷花，已经绽放了61年。
“额吉，可不能流眼泪啊！”孩子们一再叮嘱她。
“嗯，快把信念给我听听。”荷花有些急不可耐了。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回信了，当时荷花正在内蒙古附属医院住院，双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孩子们把这个喜讯告诉她，并把信读给她听。她强忍着激动的泪水不流出来，这样对眼疾愈合不好，心情久久不能平复。61年前，她和老伴在乌兰牧骑工作的那段岁月，是她人生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可如今岁草离离，光阴如梭，老伴已经85岁，最初的九名乌兰牧骑队员，健在的只有她和伊兰，抑不住黯然神伤，泪水还是流了出来。
1957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决定在苏尼特右旗抓试点，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农村牧区演出，丰富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开展文艺宣传和服务工作，及时把党的政策和温暖送到广大农牧民群众之中。那年三月，自治区文化局、内蒙古群艺馆的领导和老师来到温都尔庙，开始了筹备工作。旗委十分重视，从机关干部、牧民和民间艺人中，选拔了9名能歌善舞、会吹拉弹唱、一专多能的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成立一支短小精干的文艺宣传队，队长由文化馆长乌力吉陶格套担任，荷花的爱人达布嘎扎木苏担任指导员。1957年6月17日，文艺队正式命名乌兰牧骑。乌兰牧骑队员实际上从4月份就接受了系统训练。从旗内选拔上来的队员年龄偏大，没有一点专业知识，一切从头开始。训练和排练交叉进行，时间只有三个月。队员们训练十分刻苦，压力特别大。
受困于财力，训练条件艰苦，只有一个小排练室，老师从压腿、亮嗓子等基本功开始，手把手辅导。没有练功设备，自己用几根木头搭建了练功压腿的架子，因陋就简。每天5点钟起床，压腿，练基本功。刚开始练功时，腿疼的走不了路，甚至不能上厕所。除了吃饭和中午休息，每天练到晚上11点多。大家没有一个叫苦叫累，都咬紧牙关，玩命拼了。为了尽快深入牧区，为广大农牧民服务，队员们一边练功，一边排练节目。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学习排练了舞蹈《鄂尔多斯舞》、《挤奶舞》、《安代舞》、《筷子舞》、《盅碗舞》和《小马驹舞》，还根据东北民歌改编的男女生二重唱《东格尔大喇嘛》、《好来宝》等节目。经过3个月的强化训练，6月17日乌兰牧骑在温都尔庙礼堂进行了汇报演出。自治区领导、群艺馆的老师、来自察右后旗的舞蹈老师，旗里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学生和周边的农牧民都来观看演出，礼堂里坐满了观众，那个热闹场面至今难忘。演出获得成功，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好评。当时，队员们特别激动，想到几个月吃的苦、流的汗水和泪水，觉得值了。汇报演出后，就开始了为基层农牧民服务的漫漫征程，一走就是60年。
第一次下乡演出，是去离旗里100多公里的赛汉乌力吉公社。赶着马车走了整整一天的路，夜幕徐徐，终于到达目的地。稍微休息一下，便开始化装，演出地点是一座有270年历史的陶高图庙。没有电，就用汽灯照明，等待看节目的牧民携家带口，席地而坐。队员们精神抖擞，表演时态度认真，一丝不苟，群众看得津津乐道，掌声和欢笑声把那个夏夜搅得火热，初战告捷队员们受到鼓舞，心里平添自信。第二天去一个生产大队演出，离公社最远中间隔着一片沙漠。7月的草原骄阳似火，草原熏烤的似蒸笼。走了一天，竟没有走出沙漠。带的水喝完了，一个个筋疲力尽，抬腿运步的力气都没有，连马都走不动了。举目四望，一个蒙古包、一户牧民也看不到。在饥渴状态下最能加速人的疲惫，队员们分头找水，乌尼格日勒发现了一个浅水泡子，里面有一具动物尸体，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脏兮兮的腐化物。队长让大家用自带的水缸子烧开喝，防止喝坏了肚子。可荷花实在太渴了，用手把水面上腐化物拨开，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掬水气急败坏地喝起来。队员们把道具、服装、乐器从马车上卸下来，背在肩上，在黑魆魆的草原上徒步几十里，两个蒙古包的浩特出现在视野中，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牧民老乡非常吃惊，没想到乌兰牧骑队员背着乐器来为他们演出，立即帮忙搭舞台，队员们忘记一天的疲劳辛苦，演出照常进行。有位老额吉眼含热泪，激动的语音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看演出，过去王公贵族有钱人才能看到，没想到我在家里也能看到演出，这是我这辈子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感谢共产党，新社会真好。”
1959年夏天，荷花与达布嘎扎木苏相爱结婚，他们组成一个乌兰牧骑之家。新婚一个星期，就和其他3名队员一起去乌日根塔拉公社，劳动锻炼体验生活一年。公社让我当羊倌，每天跟着500只羊后头，开始觉着有趣，可时间一长就吃不消了，跟群放牧还能行，关键是给羊饮水。荷花用木桶从井里把水提上来，要连续提十几桶。除了放羊，她还要兼顾其他工作。有一次，一位老乡生命垂危，那天深夜荷花骑马连夜往返40多公里找来大夫。路上还把两棵树当成人，吓得心里发怵，可想到人命关天，猛抽马鞭闭上眼闯了过去。牧民老乡得救了，这家人感激涕零。
在苏尼特右旗，至今还流传着“乌兰牧骑井”的故事。那一年春节刚过，乌兰牧骑来到都仁乌力吉公社演出，当地牧民吃水困难，演出结束后队员主动帮助牧民打井。天寒地冻，冷风刺骨，铁锹根本挖不下去，就用镐头刨，一镐头下去一个白点，震的虎口发麻。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晚上把羊粪砖点着埋在地下，第二天稍微软乎一些。连续干了半个多月，一口水井打成了，人蓄饮水问题解决了。这口井乌兰牧骑队员是主力，老百姓习惯叫乌兰牧骑井。他们下乡在牧民家里吃住，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每顿饭交两角五分钱和半斤粮票。朴实的牧民说啥也不要，可这是纪律，丝毫不能冒犯的，他们就在离开前把菜金和粮票悄悄地塞在被子下面。多数牧民不识字，在牧区比较普遍。荷花经常同旗里的领导和干部一起去牧区搞社会调查，来到一户牧民家，牧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的全是羊粪蛋儿，黑黢黢的放光。荷花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原来牧民用羊粪蛋儿对母畜、仔畜进行分类，并且记录牲畜数量。荷花和乌兰牧骑队员心里不是滋味，这和伏羲时代麻绳记事有何区别？文化对一个民族太重要了，而后他们又有了新的职能，教牧民学文化，从阿拉伯数字和音标开始。
乌兰牧骑队员除了学习和排练，其余时间都下乡，没有节假日。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1959年春节，他们来到阿尔善图牧场，在杨森庙里给牧民演出。蒙古族是个崇尚礼教的民族，大年初一拜年是铁打不动的习惯。荷花住的那家，大清早就去拜年了。牧户居住分散，户与户之间相距较远，走访几户，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羊圈里的羊叫起来，已到了该放牧采食的时候。荷花不由分说打开羊圈，带上干粮替牧民出去放羊。那年春天，乌兰牧骑下乡到都呼木公社，住在牧民贺西格家里。贺西格丈夫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不幸的是贺西格也因为一场大雪失去了双脚，只能靠爬行支撑这个家。“这日子……咋过啊！”荷花和伊兰替这个多舛的家庭犯愁，倏然想起他们乌兰牧骑有位勤杂工的没有成家，经两人撮合贺西格又重组了家庭。这事儿过几年后荷花渐渐淡忘了，荷花82岁高龄时，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在央视1号大厅录制《马背上的牧歌》，期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两位六十岁上下的一男一女走上舞台中央，双膝跪地叫一声“额吉”，荷花颇感意外。原来这一对男女就是贺西格的儿子和女儿，终于和心目中的额吉拥抱在一起，荷花与他们热泪汩汩。他们说，没有荷花额吉，那个家根本撑不下去，也不会有他们的今天。贺西格的女儿已是双鬓染白，她说额吉一天也没忘记会唱歌跳舞的荷花额吉，每天都给他们讲乌兰牧骑的故事。
采访乌兰牧骑，是感动和震撼的心路历程，我真正领悟了无怨无悔正确解释，心里想着牧民，就踏踏实实为他们做事，而品格的高尚绝不是说出来或唱出来的，需要用行动去践行，细节最让人感动。在艰困的年代，乌兰牧骑的演出化妆品，都是用掉色的大红纸和火柴棍儿。他们把大红纸撕成小块，抹红脸蛋儿，抹红嘴唇。把火柴棍点着烧黑再灭掉，用炭黑画眉毛。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都咬牙坚持，有时带病演出，轻伤不下火线，始终用最好、最乐观的精神面貌，为农牧民送去欢乐。他们赶着马车，骑着马，骑着骆驼，哪里偏僻艰苦他们就出现在哪里，牧民的羊圈、蒙古包、草地就是舞台。沙窝子没有路，他们背上道具乐器徒步，碰上一个放牧的牧民，要演个节目再走。有时行至途中夜深，他们就睡在马车上或草地上。演出之余，队员们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牧民打井、打草、接羔、剪羊毛，水乳交融，他们与牧民打成一片，牧民称呼“玛奈乌兰牧骑”、“玛奈呼和德”是心灵互动的心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便是“全心全意”的真谛。
在翁牛特旗海拉苏苏木，我们在“乌兰牧骑博物馆”驻思良久，这是全区唯一一家乌兰牧骑博物馆，展存的史料齐全，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乌兰牧骑一位功勋人物，他叫乌国政，是一位毕生为乌兰牧骑事业奋斗的老兵，退休前担任赤峰市文化局局长。
1957年5月，一纸调令把乌国政从文化馆调入乌兰牧骑，此前他从内蒙古自治学院毕业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对于组织上的安排，曾一度困惑，乌兰牧骑是干啥的？实际上那时的乌兰牧骑仅有个名称而已，还没有一名队员，可上哪儿报到呢？乌兰牧骑竟然没有办公地点。
“暂时在文化馆吧。”馆长鲍文儒对他说，旋即又告诉乌国政，“我被任命为乌兰牧骑临时队长了。”两人对视后会心地一笑。不一会儿，另四位队员走进来，他们是宝音、英格、新吉乐图、德力格尔，有的熟悉，有的不认识。人员全部到齐，队长召开简短的“动员大会”，内容很简单，六个人组成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要担负起文化宣传、巡回演出的任务，每个人顿感肩上担子不轻，又自估能力有限，恐难胜任。再看看给他们准备的设备，更没底气了。一把二胡，一把四胡，一只笛子，一面鼓，一个铜锣，还有一台幻灯机，一盏汽灯，一台旧式收音机，全部家当装进麻袋里，一个人就能扛走。设备如此寒酸，还没地方堆放。旗政府拨款一万五千元，在翁牛特旗东部海拉苏盖了五间房，乌兰牧骑搬出乌丹镇，在海拉苏扎根了，背依西拉沐沦河，抬头望见木叶山，旗领导说这样更贴近群众。接踵而来的问题却是最现实的，他们虽都是文艺骨干，可在原单位充其量是业余水平，要做到专业化演出还有一段距离。业余到啥水平？亮一嗓子唱歌自己都不满意，更甭说跳舞多不专业了，这样的功底根本拿不到台面上去。乌国政家乡是蒙汉杂居地区，上学学的汉语，蒙古话说的不好，不懂蒙文。乌国政提出，应到专业学校或训练班强化学习训练，其他队员也有这样的想法。队长鲍文儒微笑着否决了，那样自然好，可时间不等人，就给我们半年时间，要拿出一台像样的节目来。即使排练时间如此紧迫，他们还要下去宣传政策，了解民情。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牧区做群众工作的情景。”八十高龄的乌国政精神矍铄，运动使人健康，乌兰牧骑赋予他一副好身板，对乌兰牧骑的艰难起步记忆犹新。
乌国政和宝音初次下乡，只有一匹马，且是不能骑的，两人的行李、幻灯机和马料，乌国政背着收音机，那情形与现在流行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歌曲如同一辙。穿过白茫茫的沙漠，渴了伏在河边大口喝水，饿了吃点干粮，每天差不多走四、五十里路，脚上经常打泡。在途中累了，便躺在沙滩上休息一会儿，仰望蓝天，空阔高远，百灵鸟成群结队飞来飞去，站起来再续行程。他们俩边走边宣传，一直走了十四天，到达最后一个辅导点沙静吐庙，他们累计行走了600多里。
这次下乡对他触动很大，农村牧区太需要文化了，农牧民精神生活那么枯燥，对文化艺术的渴望十分迫切。回来后，他打消了去学校学习的想法，苦练基本功，与队友一起挥汗如雨，加班加点排练节目。针对人员少、力量薄弱的实际，乌兰牧骑试点工作决定以辅导为主，走与群众业余文化工作队相结合的路子，也就是说，乌兰牧骑要面对群众，从群众中培养和选拔乌兰牧骑队员，真正使乌兰牧骑成为群众的艺术。试点工作选在海拉苏苏木白音花嘎查，群众业余文艺骨干很快被集中起来，举办了短期文艺辅导班，教唱革命歌曲，教民族舞蹈，并以当地的好人好事、模范人物为素材，编写小型曲艺节目，如好来宝、笑呵、说书、代日查、小戏等，一个月后，一台以小见长的文艺节目与群众见面了，社会反应很好。
然后，由乌兰牧骑试点工作队和业余骨干组成演出队，由苏木领导带队，到海拉苏苏木的嘎查、牧场、敖特尔巡回演出。每到一处，他们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融为一体。除演出外，还搞图片展览，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有时候，他们还和群众同台互动演出，一起联欢。此外，他们还利用空闲时间为群众挑水、打扫房屋、捡牛粪、剪羊毛等，受环境和条件限制，牧民中有的长时间不理发，工作队带上理发工具，为牧民理发。巡演结束，牧区的业余文化活动空前活跃起来。翁牛特旗顺势加强了乌兰牧骑队伍建设，在试点初期6名队员基础上，从旗内农牧区业余文艺骨干和中小学中选择招收蒙、汉、朝鲜等民族演员15名，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在海拉苏苏木正式成立，文化传播工作也一并拉开帷幕。
两年后，乌国政被任命为乌兰牧骑副队长。
1964年，中宣部、国家民委、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举办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大会，此时的乌国政已是队长了。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在全区已经名声大噪，成为四十多支乌兰牧骑队伍中的佼佼者，从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的王正义，慕名到翁牛特旗参加工作，是全区第一个走进乌兰牧骑的大学生。为圆满完成国家观摩大会的演出，自治区文化局从30多个旗县乌兰牧骑中选拔抽调18名优秀队员，组成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队，翁牛特旗乌兰牧骑抽调6名，占代表队的三分之一，自治区文化局任命乌国政担任代表队队长，在首府呼和浩特进行封闭式排练。
经过6个月的集中培训和创作，排练出15个具有民族特色、小型多样的歌舞曲艺节目，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审核通过后，从草原来到北京，同藏族、彝族、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同胞欢聚在一起。各省市自治区少数民族代表队，在北京进行十天左右的彩排，1964年12月10日晚，首都元旦前的喜庆气氛已经日渐浓厚了，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队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首场演出。尽管在草原进行过无数次的巡演，可来到北京初登大舞台，有的队员难免紧张，莫名其妙地忐忑起来。乌国政鼓励当晚上台演出的12名队员：“不要紧张，就当在草原上为农牧民演出，不要怕舞台大、观众多，照常演出。” 队员们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演出开始了。大幕徐徐拉开，首都观众看到天幕上出现蓝天白云和碧波荡漾的大草原。乐曲轰鸣，12名乌兰牧骑队员高举红旗唱着《文化轻骑队之歌》，身着朴素的蒙古袍、身背背包、手提民族乐器，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迈着前进的步伐走上舞台，整套歌舞欢快自然，把草原文化和马背民族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震撼中把“草原是流动的大海，大海是流动的草原”呈现给首都观众。整场演出过程，每个节目中间不拉幕布，没有专职报幕员，演员就是报幕员，根据情节的发展，把每个节目很自然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主题，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一气呵成。观众眼前一亮，掌声热烈迭起，经久不息。节目演完了，许多观众不肯离开剧场，都想看看乌兰牧骑，他们的艺术呈现力实在太完美了，令人耳目一新，纷纷要求签名拍照。
乌兰牧骑代表队进京首场演出产生轰动，在首都文艺界和各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全面报道宣传了乌兰牧骑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常年坚持深入基层、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模范事迹。在呼和浩特，我们用一上午时间认真拜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6篇文章，间隔不到一个月。《轻装上阵》、《打成一片》、《路是走出来的》、《谁是知音？》、《发扬传统，有所创造》、《抓住关键》，在如此短时间内大密度报道评论一件事情，代表的是党的声音，足见党和国家的重视程度。
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大会的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乌国政永远不会忘记那幸福的一刻，队员们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望着毛主席慈祥的笑容，高呼“毛主席万岁！”
幸福的接见让乌兰牧骑所有队员备受鼓舞，而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又接见了乌兰牧骑代表队。周总理谈到，你们要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把乌兰牧骑精神带到全国。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文化部主办，在乌兰夫同志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视下，自治区文化局再次从全区乌兰牧骑队伍中挑选优秀队员，组建乌兰牧骑全国巡回演出队。
“去全国巡回演出一支队伍不行，要组建两支，还不够就组建三支或四支。”乌兰夫做出指示。
文化局层层选拔，组建了四个分队，其中三个队为演出队，另一个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组建摄制组，录制乌兰牧骑宣传片，让乌兰牧骑没能去过的地方也能看到他们的精彩节目。乌国政担任演出一队的队长。
经过三个月的集训，1965年6月1日，三支巡回演出队到北京，为首都文艺界演出3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接见了全体演出队员，进一步明确了全国巡演的目的和任务。6月10日，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满载着党中央的嘱托，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开始了轰动全国的巡回演出。
乌国政所在的一队由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宣政担任领队。文化处干事达·阿拉坦巴根任指导员，朱嘉庚任秘书，负责内外宣传报道。
在井冈山，满山的红杜鹃开得姹紫，井岗翠竹挺拔直立，革命摇篮的硝烟熏蒸着历史。乌兰牧骑为老红军和烈士家属等老区人民慰问演出，参观了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站在黄洋界的山岗上，听当地干部介绍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深受教育和感动。队员们学唱了很多当地流行的红军歌曲，《十送红军》令人感怀。来到大井村，一位老赤卫队员去当年红军作战过的山上，亲手砍下两根翠竹，送给乌兰牧骑做旗杆，祝愿乌兰牧骑队伍高举旗帜，永远前进。乌国政接过老赤卫队员亲手送来的旗杆，爱不释手，从千里之外带回内蒙古，成了乌兰牧骑永远地珍藏。
来到宝塔山下的延安，参观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地方，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在枣园、杨家岭，他们为当地干部群众表演了蒙古族歌舞，还特意演唱了《南泥湾》等革命歌曲和来延安路上新创作的《草原儿女爱延安》，许多观看演出的群众当场学唱这首歌，欢迎的场面和氛围热烈异常。
“我们还去了大寨，在虎头山的梯田上演出，还去了上海，专程去‘南京路上好八连’营地演出……”那段难忘的经历在乌国政的记忆模板上依然清晰，巡回演出结束回到北京，乌兰牧骑全体队员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周总理共建晚餐，吃的是玉米窝头。
1975年以后，乌国政先后任乌兰牧骑指导员、翁牛特旗文化局局长、赤峰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退休后，连续三届当选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协会副主席。无论工作怎样变动，他始终与乌兰牧骑形影不离，他说，他对乌兰牧骑的感情难舍难离，把青春芳华献给乌兰牧骑无怨无悔，每天都没离开过乌兰牧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