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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西北，人们就会想起沙漠、戈壁、草原，想起那首古老的敕勒民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对于任继周，除了草原的景色，此刻想得最多的还是临行前导师王栋先生的亲笔隶书赠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任继周深知，那是老师的勉励和要求，也是前辈的重托和期望，没有任何理由有丝毫的懈怠。
1950年5月，进修期满的任继周告别母校，偕妻子李慧敏从南京出发了。先到西安，再转道兰州。可是到达西安后，就再也没有西去火车了，只有一条沙石公路和断断续续的“班车”。好在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找到一辆去兰州的货车。可那是一台车况极差的美国产旧式老道奇大卡，一路上抛锚不断，颠颠簸簸，走走停停，从西安到兰州七百公里的路程，整整用了二十一天。这二十一天，任继周夫妇蹲墙根，坐土坝，睡老乡的炕，风餐露宿，苦不堪言。更揪心的是，人在途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兰州的盛彤笙院长和西安的家人一度焦急万分。几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兰州兽医学院。
任继周就这样地一股脑儿地来到了大西北，什么户口呀，待遇呀，今后的生活呀，通通都没想过。然而，他的到来，却忙坏了院长盛彤笙。
盛彤笙先张罗任继周一家吃饭，紧接着给他安排房子，连水缸里的水，做饭的柴火，糊窗户的纸上了桐油没有都想到了，还说窗户纸不上油遇到雨就会破等等，真是无微不至。更让任继周感动的是，老师特地给了他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实验室，挂的牌子是“牧草研究室”。
说是研究室，里面却极其简陋，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试验台，水电都不通，这便是所有的家当。可在任继周看来，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啥都有，还要我来创什么业！艰苦的环境，简陋的实验室，不仅没让任继周灰心，相反，一想到大西北丰富的草原资源他就兴奋不已。
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调查队，任务是对甘肃草原进行全面考察，要求兽医学院派员参加。盛彤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任继周。这对于一心想要了解草原的任继周来说，更是求之不得，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好好亲近一下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调查队第一轮考察的是桑科草原。桑科草原位于甘南夏河境内，属于草甸草原。这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十足的草原风光。但任继周顾不得陶醉，他感到这片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的草原很有代表性。甘肃省就是从这里的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延伸到内陆的，这条一千五百多公里草原沿线，无异于草原科学的取样带。
接着调查队又考察了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这里自西汉就设过牧师苑，曾为历代皇家马场。它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中部，占地二千一百九十二点五平方公里，横跨甘、青两省的山丹、民乐、永昌、肃南、祁连、门源六县，地势开阔平坦，气候凉爽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草场，更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之地。
任继周就这样跟随调查队走东西，穿南北，每到一处，他都认真观察，做好记录。第一次调查就让他收获颇丰，不仅摸清了甘肃的草地资源，也看到了不同的草原类型。特别是草原复杂的地形地貌，多样性的生物，种类繁多的真菌、昆虫，以及珍稀野生动物，都让他激动不已。他暗自感叹：大西北就是一个草原标本区呀！它们怎么发展，怎么变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
任继周庆幸听从西北的召唤，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他难以抑制兴奋之情，于是在日记中写道：“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我可不能放过这块宝地。”
在接下来的几年，任继周又跑遍了甘肃草原的每一个角落。他深知，对草原的摸底调查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广袤的草原才是他的第一实验室，也是他梦中的家园。
但草原考察毕竟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任继周，很多难忘的记忆都是在考察过程中留下的。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是一直生活在探索的满足中，跑得越多，我就越充实，也也越感觉不足。”
当年的甘肃，没有一条柏油路，交通十分不便。在草原调研过程中，任继周坐过汽车、马车、驴车，甚至慢吞吞的牛车等等。平路以汽车为主，山路就靠马车和驴车了。有时候遇到羊肠小道，就干脆骑马或者骑驴。那时汽车的种类单一，主要是卡车，拉货、拉客都用它。有时候敞篷车箱下面放货，货上面再坐人；有时候人和行李混装。
有一次，任继周和几位考察队员乘坐一辆拉羊毛的货车去山地草原。上车时，发现车上还装着汽油桶，任继周的心咯噔一下，会不会失火呀？司机说，汽油是路上加油用的，所有的车都这样，没事！那时候没有加油站，油料全靠自备。
很多时候怕什么就来什么。那天，任继周所乘的卡车在经过乌鞘岭段下坡路时，因不停地刹车晃动，导致汽油和羊毛在磨擦中产生静电，一下子就燃了起来。任继周预先就有所警惕，当一发现火情便和同车队员迅速扑救，避免了一次突发危机。这件事任让任继周事后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其实任继周最喜欢坐的是马车，好处是可以随走随停，路上遇到一些有价值的草类，可以随时采集标本。可是，到了藏区曲折的山路，马车就派不上用场了，只能骑马前行。这对于从未骑过马的任继周来说是个挑战，但他毫不畏惧。通过一段时间的摔打适应，很快就成了合格的骑手。其实最可怕的是骑毛驴，驴跟马的习性不一样，它不走路中央，喜欢溜边走。有些路一边是山岩，一边是悬崖。毛驴靠山走的时候，岩石就磨骑驴人的腿；靠崖一边走的时候，旁边是万丈深谷，让人心惊胆战。还有，毛驴走累了，就地趴下，不管是泥是水，连人代行李就倒在那里。
除险象环生的山路，就是治安环境的恶劣。解放初期，山里冷不防有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出没。任继周所在的考察队只能一段路、一段路慢慢前行，有时候由藏族民兵护送。到了晚上，就寄宿在回民开的小旅店。那些小店，费用很便宜，每天三毛钱，管早饭和晚饭，饭是面片子，连汤带水的那种。任继周当学生时就落下“胃下垂”的毛病，必须捞干一点吃。店主人见了就提意见，说你捞干的，人家就吃稀的了。这让任继周很歉意，说下不为例。小店唯一的菜是腌韭菜，说是腌菜，其实是用咸水井里的苦水泡的，只苦不咸，酸涩难咽。好在路过城镇什么的，队员们就能吃得好一点，稍稍改善一下。
考察队就是这么一站站地走，到了甘南就住在县政府。县长嘱咐，夜里千万别出门，以免挨坏人的黑枪。所以，到了晚上，队员们就关在屋子里。第二天，再由民兵护送。有一次任继周到草原做调查时，一位护送他的民兵与他寸步不离，走到哪里，那位民兵就牵着马、提着枪跟到哪里，眼睛还警惕地四处张望。民兵说，马不能拴着，一有情况得赶快上马，解缰绳就会耽误工夫，怕来不及。虽然危险重重，但任继周一点也不害怕，感觉很自然，心里唯一想着的，就是尽快摸清草原生态情况。
其实，最难对付的还不是明摆着的困难，而是那些摸不着、躲不开的虱子。那时候住帐篷、睡土炕，炕上铺的毡子，毡子常年不换，虱子在里面扎堆。搁在上面的线衣、线裤更是虱子喜欢的生存环境。虱子咬起人来，挠也没法挠，找也找不到，奇痒难忍，而且不分昼夜。实在没办法，任继周就用六六六粉化成水，浸泡被子和线衣线裤，晒干了再穿。六六六粉是虱子的克星。没了虱子，任继周就可以安心睡觉和工作。但六六六粉是有残毒的，对身体危害极大，这一点任继周很清楚，可比起虱子带来的苦痛，至少暂时要好受得多。
面对西北艰苦的环境，很多人不安心，总想着离开。但任继周从未有过一丝要放弃的念头，在他的心目中，大西北才是草原科学的天堂。他就这样扎下根来，先后在国立兽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单位，从事草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中国西部草原的情况逐渐熟悉，他的草原类型学术理论基础也由此奠定。可以说，他在甘肃开展草原研究的最初几年，其足迹遍及西北数省区，从宏观的草原分类，到具体不同类型草地的改良利用；从草原生产能力的评定指标，到草地农业生态系统；从关注传统的草原生产问题，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入的研究。
任继周对自己选择草业研究的评估是：一方面与导师的培养有关；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与专业实现了融合使然。他在西北的第一项收获，就是1954年出版的由他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本具有草原畜牧业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为今后提出草原类型等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任继周扎根草原，俯下身子搞研究的起点。
但在任继周看来，老是跑来跑去的流动调查，很难有更深入、更系统的收获。而纵观全国同类工作，也大都停留在草原调查阶段。任继周认为，要改造草原、发展生产，必须尽早在具有代表性的草地设立固定的研究点，最好搞一个草原科研基地，即科研试验站，让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以获取更可靠的科研数据，使之成为草原发展的样板和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