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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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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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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敏的印记》连载

第七章 洞见古今的额敏河

洞见古今的额敏河

文|王志胜

额敏河,犹如一条曲曲折折的游丝,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鸡尾巴”上。她即不像长江那样的绵延万里,又不像黄河那样的磅礴气势;即不像澜沧江那样的壮怀激烈,又不像家乡太子河那样的历史掌故。所以在我援疆之前,不了解她,也不了解因她而设的额敏县。我本以为万里之外的额敏,历史上是一片荒芜人烟,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但当我真正走进额敏,支援边疆教育事业,才渐渐地了解她,并由衷地感到敬佩。

远古时期的北国,大地苍苍,大原荒荒,百里不见炊烟,千里不见街市,怎一个空旷了得能去形容!这是我的臆想。塔额盆地上的额敏河,汇聚了库鲁斯台大草原上的10余条支流,像一条条曲折蜿蜒的哈达嵌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默默地滋润着这片浩瀚无际的大草原。额敏河,水流湍急,清澈见底,鱼群游弋;河两岸,碧野千里,动物成群,水草丰饶;天空中,碧空如洗,莺歌燕舞,流云飘逸;河清、天蓝、草碧,好一幅醉人的草原风光图。地处北中国的游牧民族向草而行,畔水而居,牧羊人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牧羊。随着季节的变换,在各个草场间不停地转场。额敏河两岸上的草原石人见证了游牧部落转场的过程,默默无声地诉说着草原民族厚重的历史。草原石人的发现,经过考古专家的考查验证:塔额盆地额敏河畔五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塔城卫校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机器轰鸣,太阳高悬,工人挥汗如雨。燥热的天气,让工人们百无聊赖,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无精打采。突然,抓钩机的驾驶员发现一钩机下去,眼前出现一个空洞,好奇的驱使,抓钩机停止工作,驾驶员下来查看,塔城卫校古墓遗址终于重见天日,变成一条重大新闻而轰动北疆。经过抢救性的挖掘,出土了手工制作的夹砂灰褐陶器,典型的代表是大口平底无耳罐;出土了磨盘、磨棒、杵、捶、斧、锄、砧等石器劳动工具;出土了铜制的耳环、项珠等装饰品。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修路、建厂、筑坝等重大民生工程的开展,塔城地区的塔城市、裕民县、额敏县、托里县等地相继发现古墓,各种文物历经几千年沧桑,重见天日。其中塔城市喀浪古尔遗址中发掘的红衣四口陶罐为塔城地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陶罐鼓腹处直径约46厘米,高36厘米,上面开四口,中间口直径16厘米,呈120°开三个小口环绕大口,每个小口直径8厘米。把红衣四口陶罐当作一般炊具盛器无法解释,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古代部族会盟时的神器或法器。三个部落首领同时用吸管吸取罐内液体,这种仪式表示会盟成功,彼此和平共处。四口陶罐可以揭示出三千多年前的额敏河畔就是多部族集聚的文明祥和的乐土。

2000年,一具铁梨惊艳了世人的眸光。在塔城地区额敏河北岸乌什水发掘出土了与中原汉代形制相似的铁犁,这是迄今在新疆发现出土的第三具汉代铁犁。那铁梨上的斑斑锈迹,是历经沧桑的时间老人留下的印记。

透过那斑斑锈迹,逆时空穿梭,回到西汉时期的额敏河畔,一群屯垦戍边的大汉兵丁,带来了大量的锋利无比、铮明瓦亮的铁犁。大汉兵丁手扶铁犁,在耕牛的拉动下,轻松翻开沉默已久的原野……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结束了塔额盆地无耕耘的历史。时光荏苒,沧海桑田,绝大多数的铁犁禁不起考验,消失在时间的流里。只有一把铁犁比较幸运,得以保留下来,并被人们发现,呈现给考古学者,经考证汉武帝以后“铁犁牛耕技术传到西北”。这次伟大的考古发现说明:塔额盆地的文化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汉人的牛耕技术提升了边疆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游牧民族也不再单单是靠放牧为生。这次伟大的考古发现也侧面说明:生活在塔额盆地的汉族人从西汉时期就是新疆的原住民。

新疆纳入中国版图始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今轮台县)设置西域都护府。中国不少历史文献都有关于西域都护府、历任西域都护事迹的记载。《汉书》记载,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西域都护府设立的重大意义:“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西域都护府守境安土,确保丝绸之路畅通。

西域都护府确有其城,但曾经的边塞重镇,一度在荒凉的戈壁滩中,在肆意生长的红柳和时间的洪流中沉睡。回望历史的烽烟,曾经的乌垒城到底在新疆轮台县的哪里?这个问题,难倒了代代考古学家。直到2015年,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新疆考古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再次踏上了这趟古城寻找之旅。这一次,他们用上了高新技术——遥感、电磁和探地雷达等探测技术。根据遥感探测,科研人员发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内圆外方,是西域与中原两种建筑形式的综合体;并结合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科研人员初步断定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就是大家多年来苦苦寻找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遗址位置的确定,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充分证明西汉中央政权对西域各地的管辖;也有力证明了自西汉起,新疆地区包括额敏河流域的塔额盆地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离不开几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第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汉武帝。毛主席评价汉武帝时,曾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点我是认可的,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遥想汉武帝当年,雄韬伟略,无人能及,大有“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霸道,一改祖宗对匈奴和亲政策,喊出了“寇可往,我亦可往!”的豪迈,对匈奴用兵四十三年,手下名将辈出。至今思汉武大帝,爱江山,不爱美人,扩大了大汉民族的生存空间。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张骞。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荒芜人烟,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野兽出没,毒虫肆虐,水源奇缺,匈奴狙击。即使困难再多,也无法阻挡张骞西行的脚步!他率领一百多人的队伍,一路走走停停,晓行夜宿,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还是没有躲过匈努人的扣押。匈奴的军臣单于,为了拉拢张骞,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妻子。这一扣押就是十年,但他始终如一,没有忘记汉武帝交给他的使命,趁敌人监视松懈之际,携匈奴妻子及队伍匆匆出逃。但由于物资准备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了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当张骞出使完西域各国,返程途中又遭匈奴扣押,趁匈奴内乱,才得以逃脱。张骞出使时,一百多人;归汉时,仅剩张骞、堂邑父二人,以及带回来的匈奴妻子。历经13年,尽管没有成功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但却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并且带回了有关西域的宝贵之料。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汉武帝的两位爱将卫青和霍去病也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卫青和霍去病是至亲,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二人虽出身卑贱,但少年有为,能征善战,改变了与匈奴交战胜少败多的局面,洗刷了与匈奴和亲70多年的耻辱。卫青七战七捷,霍去病杀敌更胜舅舅卫青,二人斩杀匈奴兵近二十万,基本上瓦解了匈奴的实力。霍去病更是喊出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到了汉元帝时期,大汉朝的天威更盛。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给汉元帝的报捷奏折中写下一句家喻户晓的千古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人事纷纷难料,世事悠悠难说,何处问穹苍。”曾经守护祖国边陲重地的西域都护府消失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尘埃中,就连雄关万里的大汉朝也是江山易主,演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定律。

时光越千年,秦砖汉瓦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大唐盛世于战火中涅盘重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万国来贺,威镇八荒,塔频盆地再一次纳入中央版图。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之乱,被北宋一统江山,但崇文丧武的大宋朝难以恢复汉唐盛世的荣光,大片国土沦丧,被大辽、西夏、大理、吐蕃等国包围,囿于一隅。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被强大起来的女真族所灭。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二百人的队伍西征。队伍一路向西,边走边打,过千山,涉万水,行程一万多里,队伍越打越壮,人口越来越多。这一天,耶律大石来到叶密里河(今天的额敏河)流域,驻马扬鞭,环顾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依水,是一块宝地,随即建都叶密里城,国号西辽。西辽帝国盛极一时,威镇中亚诸国,威名远播欧洲。

百年时光,匆匆而过。豪强一时的西辽帝国,风光不再,被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所率劲旅灭国。遥想当年的蒙古铁骑,大杀四方,横扫欧亚大陆,打下半个地球。成吉思汗东归,分封四子,以也迷里河(即今天的额敏河)流域、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封给三子窝阔台,称窝阔台汗国,其都城就建在额敏河上游(今天额敏县也木勒牧场的格生村),以河定名为“也迷里城”。

曾经繁荣一时的也迷里城,也许街头幌子林立、游人如织,但都消失在时光的碎片里。刚来额敏县支教时,曾对这个也迷里古城遗址发生农厚的兴趣,老想一睹古城那厚重的沧桑历史!

周末,一起支教的哥几个,沿着额敏河逆流而上,奔着也迷里古城的方向而去,其间搭公交车、草原徒步、涉水过河、捡鹅卵石,好不快哉!

来到也迷里古城遗址,但见一个高出地面三四米的荒草覆盖的大土台,台长2000米,宽1800米,荒凉空旷,一点古城的影子也没有,一点小失落的情绪在心里蔓延。失落之余,只好拿出手机,拍一下镌刻“也迷里古城遗址”几个苍劲有力大字的标志性石碑,经幡迎风招展的窝阔台汗敖包,雕梁画栋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凉亭,与也迷里古城有关的历史文化墙。我无法想象也迷里古城当年作为首都的繁盛样子,也许亭台楼阁不可计数,也许敖包挨着敖包连成一片。

翻开额敏河畔尘封几千年的厚重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之间的斗争史。缓缓流淌的额敏河凝望着塔额盆地上的历代主人,见证着纷纷扰扰的世事变迁。站在额敏河畔,凭河悼古,只能慨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生活在额敏河畔的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也就是建国后这七十年。

改革开放前,额敏县城初具规模,民房居多,楼房少见;各族群众,满脸菜色,衣着单调呆板;各项民生事业,有胜于无;各行各业,人才奇缺。

改革开放40年,额敏县城高楼节次鳞比,民房奇少;各族群众,红光满面,衣着光鲜亮丽;各项民生事业,覆盖到人,上学不花钱,住院有医保,生活困难有低保;各行各业,产业兴旺,人才辈出。

穿城而过的额敏河,历经几代共产党人的治理,旧貌换新颜。河两岸,高楼临立,甬道笔直,植被茂盛,水鸟栖飞;二座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车来车往,昼夜不息;曲桥通幽,亭台别致,其间游人络绎不绝;河塔矗立,镇守一方保平安;儿童乐园,欢声笑语,响彻云宵。

额敏河缓缓地从东向西不停地流着,昼夜不息地流着,从古自今地流着。那悲怆地流水声,记载着塔额儿女的苦难之音;那欢快地流水声,记录着塔额儿女的幸福之声。洞见古今的额敏河,承载着历代塔额儿女的喜乐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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