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
进入七月,警报三不时尖锐地叫响。国考——国家对全省脱贫摘帽的考核验收——时间初步定在十一月份。组织各省交叉检查、抽样检查;组织媒体随机检查、明查暗访;组织第三方考核。省对市、市对县的省考、市考依样画葫芦,只是时间相应提前到了九月份和八月份。桃河全县进入战备状态。开始依照相关要求组织一轮又一轮模拟考试。鹿门乡第一书记微信工作群三不时传来各种警报、通报、模拟调查问卷及标准答案。一时间,嘀嘀嘀嘀的提示音如急促的马蹄。大清早就传来县委组织部到鹿门乡巡查的消息。李东海坐在村委会二楼走廊上读党报、学文件,拨弄手机,突然想起武从周在县委书记现场办公会上大胆使用的成语:人仰马翻、鸡飞狗跳!
李东海冲赵永刚房门大声喊,喊了几声,没有回应。心想,这小子难道走了?从窗户望去,果然没人。又一想,这小子是不是夜不归宿呢?拨通电话,诈诈唬唬地说:“老赵,你怎么能夜不归宿呢?”赵永刚简洁明了地回答:“我在新村委会工地上。我在陪高部长。”组织部的高部长吗?李东海一愣。正在预警狼来了,不料狼已经来了。李东海心头有颗死结:马上就到改非的关口,是到龄一个改非一个呢,还是等到年底集中办理改非手续呢,还是按照相关文件精神,驻村干部一竿子插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呢?正想当面咨询高部长呢。李东海提起精气神,用了开玩笑的口吻训斥说:“老赵啊老赵,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县里领导来了又不跟我通气,你完全不把我这个副县级领导当回事了!你的眼里完全没有我这个一把手了!”说了老半天,没人搭理——原来就在一愣之间,赵永刚早把电话掐了。
李东海走出院子大门,看见一男一女坐在台阶上。
“我要吃低保!”女人站起转身,大声嚷嚷,“我的低保指标是带帽下来的,县里大领导答应的!你们必须给我吃低保!”
男人跟着站起转身。吼叫着挥舞拳头给女人鼓劲:“说得好!嘿——嘿!就是这样说——这些个官老爷,你若不是三不时给他们找点麻烦,谁会把咱们当人呢?谁会把个眼角瞧瞧咱们呢?嘿——嘿——”
“你叫钱秀芝,你叫王迪甫——你们两个我都认识,我都记在心里。”
李东海哈哈一笑。
两个卵人搅到了一起。宁汉合流了,同流合污了,两个垃圾人搅到了一起,沆瀣一气了!
“钱秀芝,你先说,带帽的指标,怎么回事?”
“县里的大领导,给我搞的吃低保的指标,拨到村里了……”
“县里哪个大领导?叫什么名字?”李东海歪着脖子,问,“你说,叫什么名字?你说一个名字出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当着你的面打电话!只要你说的这个大领导同意,我马上给你办理吃低保!你说啊!”
“说不上来,是吧?嘿嘿!”李东海点着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副县级干部——我就是县里的大领导!我现在教你一个聪明:吃低保是村民代表评议的,评出多少就是多少,根本没有指标的限制,根本没有什么带帽的指标——你编造的这些太不靠谱了!”
钱秀芝立马换了个姿态,语气也放柔和了:“领导啊,我要吃低保,是有原因的啊——我是真的困难啊!我男人去年年里摔伤了,治病欠下一屁股债,后来又死了!三个孩子,老大读大学,神经病,退学了;老二、老三出去打工,失联了!我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一分钱的来路,还要养一个神经病,低保吃不上,你叫我怎么活啊?你得给我指条路啊!”
李东海心里一软,正在琢磨县城哪里用得上临时工,打算金针度人,钱秀芝却说:“放我出去卖个淫,也算一条活路吧,只怕这么大一把年纪了,买不起一个好价……”
“你有这个想法就好——事情就简单了!”王迪甫对钱秀芝说,“城关中学边上有一条小巷,一些跟你一样的老妇女,就是做学生生意的——两块钱一看,五块钱一摸——生意还不错呢!我带你去?”
李东海紧眯了眼睛,摇着头,摆摆手:“你先回去吧——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你回家等着,我会给你答复的!”
“你叫我们走我们就走?嘿!”王迪甫高声叫嚷,“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今天我们就是不走!就要赖在这里!就要看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嘿黑!”
李东海耐心地问:“那你有什么要求呢?王迪甫,你也说说!”
王迪甫说:“我要安装防盗门!嘿嘿!我要安装防盗网!嘿嘿!”
李东海说:“你的安置房,我去看过了。门窗都是好的……”
“不是那个房——那是你们给的房。嘿嘿!”王迪甫说,“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房!赫赫!我现在住的房!”
李东海说:“你的房子是所危房,不能住人的,所以村里才另外给你安排房子……”
村干部陆续赶来。人多了,王迪甫越发来神。指手画脚地“嘿黑”吼叫,来回走动。远远看见赵大乐走近,便提起双手,做出向外抵挡的架势。赵大乐往这边也就那么的瞄了一眼。王迪甫慌忙晃动手掌,自个唠叨:“我不跟你扯!我不跟你扯!”两股颤颤,准备开溜了。
赵大乐捎来一份丰盛的早餐:大碗肉丝面,卧了两只荷包蛋。
李东海接过碗,在台阶上席地而坐,呼呼吃面。想起老马所言,治疗钱秀芝这种淫疯子,只需一味特效药:给她找个男人!李东海笑了,喊住王迪甫:“老王,你别走啊。我有一句话来不及跟你说——你助人为乐,是个有功之臣: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家开怀大笑。李东海指着两个渐渐远去的背影,挤眉弄眼地揶揄赵大乐:“王迪甫十有八九成了你大寨哥的连襟了——都是你的亲戚哟!”
赵大乐憋得满脸通红,狼狈不堪。
“说归说,笑归笑。”李东海同孙建勋商量,“如果真有困难,还是要想些办法帮帮人家——上午有空没,我们去看看?”
“大数据比对的结果很明确,这个家庭无论如何都评不上贫困户。”孙建勋说,“吴益去世,不算,还有三个劳动力;彩电、冰箱、洗衣机,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有一辆三马,是劳动工具,也是交通工具;还有存款……只是她那个大儿子吴青山,大学生呢,马上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了,却生病休学了。不知道什么病。可惜了!”
李东海想了一下,说:“高部长来了,在新村委会工地上。我们先去跟高部长见个面吧。”
这段时间,高长虹一直在加班。夜夜加班到转针是常事。重要会议、讲话越来越多;学习、贯彻、落实的指示精神越来越多;制定的工作方案和检查督办措施越来越多。组工干部为什么进步快?撇开能力、素质,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单就工作量而言,在组织部工作一年,实事求是地说,相当于在其他部门工作三年,甚至五年。昨夜又带了自己分管的组织科、调研室、党建办的几个干部熬到凌晨一点多,没有回家,在办公室沙发上和衣睡了。睡不好。早早地醒了。净了手脸,喊上组织科陈科长:“下乡转转去!”计划用三年时间、分三个批次新建全县所有的村级党员群众活动中心。今年的这个批次有六十九个村。按照要求,每月都要转一遍。工作日记要有文字记载,并附图片作为佐证资料。
第一站就是葛仙山村。
越野车直接跑到野樱坪的庵里。赵永刚帮着出完摊子,见了高长虹,不禁喜出望外。一起过早。每人一大碗肉丝面,外加两个荷包蛋。
高长虹问:“前些时候,县里书法家协会换届。你知道不?”
“知道。”赵永刚想了想,补充交代,“有人通知我参加筹备委员会。我说有事,没去。”
“嗯——好!”
在新村委会工地四处转转。一层的框架已经建起。二层立柱的钢筋已经扎好,正在安装模板。看上去,高长虹对工程的进度还是满意的。他用手机拍了几张图片。陈科长在给他身前身后蹿来蹿去,抓住机会拍工作照。
高长虹讪笑,说:“市里考核县里,县里考核我们,都得‘立此存照’!”
转到相邻的另一个工地,那是新农村建设的别墅楼、异地搬迁安置小区。原本不属于高长虹的工作范围,也饶有兴致地看看。看到一点不对劲,就问:“这一排房子为什么坐南朝北?到了冬天,影响晒太阳啊。”赵永刚回答:“这是经过野樱坪群众开会定下来的。他们的想法是,今后旅游业发展起来了,一楼的客厅可以改成铺面——两两相对,形成商业合面街。”高长虹笑笑,不再评议。看了异地搬迁贫困户安置房,称赞设计合理,外观与新农村建设的别墅楼一致,跟周边环境协调。闲聊似的重新提及县书法家协会换届的事。
高长虹说:“袁宝林推举你当会长。他找了很多人,很多单位。找了文联、文旅局、宣传部,最后找到组织部,找到了我这里。袁宝林跟我说,‘桃河的会长只有赵永刚有资格做——赵永刚如果不做,只有我袁宝林可以做’!”
高长虹说完,自己先笑了。赵永刚也跟着笑了笑,随即沉默——这件事毫不知情,应当引起警觉。
不一会,李东海、孙建勋赶来了。高长虹带着他们返回新村委会工地,现场指导。再三强调,茶冲排水设施要先做,标准要高。
李东海找了个空挡,问及日夜牵挂的“改非”的事。高长虹说:“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原则上不做调整。”
原本是文件上的现成的话,但由高长虹亲口说出,分量自不相同。李东海长舒一口气,眉开眼笑。说:“我孙子两岁多了——谁不愿意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呢?唉——组织瞧得起,我们这些老黄牛,自当对得起组织,殚精竭虑,埋头苦干,不用扬鞭自奋蹄!”
高长虹关切、细致地问到工作队的生活,特别是吃饭问题,让人充分感受到,组织部就是干部的娘家;来自娘家的关怀和温暖,又让人如坐春风,如沐春光。
待高长虹上车离开,李东海抖擞了精神,亲自给吴冰清打了电话:“你赶紧回家准备伙食,我们这就去吴家庄公干——伙食可要搞好哦——多加几个下酒菜——县里领导刚刚给我透了个信,我也给你吃颗定心丸:我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月肯定是死不了的,还要继续干下去哟!”
再次来到钱秀芝家,直觉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的衰败已经不可逆转。
门前场地里到处都是垃圾:纸片、柴屑、鸡粪,杂草郁郁葱葱,高过膝盖。场地边沿立着一只垃圾桶,可是,黑、白、红三种颜色的垃圾袋偏偏堆在垃圾桶外。李东海很生气,指着垃圾堆,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呢?”钱秀芝更气愤,气鼓鼓地说:“我为什么要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呢?我出了钱——我出了卫生费!我每年出了一百块钱的卫生费!”
村里设立了两个扶贫卫生专岗,县里每人每月补贴三百八十块钱。但是,显然不够。经过“四公开”,决定收取垃圾清运费,每户一百块。买了一台大三马当作垃圾车,每天在各个塆子里转动,收集垃圾,运往乡里垃圾中转站。
“无可救药!”李东海摇头叹气,小声对自己说,“臭气熏天,也能安身——这个家庭没药治了——完蛋了!”
回头问孙建勋:“还是不能办证吧?一颗愁星啊!”
三马车上路不合法,不合法交管部门就不给办证;不办证就买不了保险;买不了保险就没有安全感——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
孙建勋也叹气:“真正一颗愁星啊!”
大门两侧的窗户布满蜘蛛网。蜘蛛网上沾满灰尘。大门顶上,蜘蛛网烂了,绞到了一起,黑乎乎的布条一样随风飘动。李东海懒得说什么。进了堂屋,满地都是鸡粪,又来气了:“你成天这里跑那里跑,你就不能抽个空把家里打扫一下?一泡尿憋住不撒,就可以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孙建勋问:“你大儿子叫是不是叫吴青山,在家吧?”
“是叫吴青山。”钱秀芝推开一扇厢房的门,说,“在这呢,你们看吧!”
吴青山穿着厚实的红色家居服,盘腿坐在床上。老僧入定一样,双目死盯墙上图文。乱发披肩,脸色苍白,眼窝下陷,更显消瘦。两面墙上,张贴了巨幅的表格。一幅是体彩走势图,一幅是福彩走势图。床上则铺满地下六合彩的各种码报资料。
“你们看啊!你们看啊!”钱秀芝扯起长颈高叫,“这哪里还有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啊——成天窝在床上,孵蛋一样——他爸吴益死了,他都懒得搭手帮个忙啊——两条腿、两只手,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啊,细得像芦柴棒一样了啊!”
钱秀芝失声痛哭:“我的天啊——我亲爱的老公啊——你怎么不把这个废物带走啊——留在人世害我啊——买体彩、买福彩、买特码,不给他钱就跟我拼命啊——白花花的银子淌水一样啊,我是想尽了办法啊——白白送给人家人家不要啊——我是前世做了什么孽啊——”
李东海劝其安静。说:“你儿子的本意还是好的。他想搞钱想疯了——你不也是一门心思搞钱吗?这是遗传啊!”
“什么遗传?这是变异!”钱秀芝反驳,仔细揭示其中的差别,说,“我是从别人身上搞钱,搞得人家心甘情愿——那可是真金白银!他这样相同吗?他这样能搞到什么?”
“总是自以为有规律,要研究规律——赌博这种东西怎么会有规律?我都想不通,十几年的书是怎么读进去的,还读到了大学——码起来一人高的书,难道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吗?”钱秀芝说,“他这种搞法,就是指望天上掉钱!天上有钱吗?”
钱秀芝自问自答,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天上连馅饼都没有!”
吴青山端坐在床上,蜡像一样,纹丝不动。李东海拉着孙建勋退出房间。小声商议,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这个事情确实不好办:一,精神病的鉴定要去市精神病医院,鉴定结果很难说;二,假设鉴定结果是二级以上精神病,县残联每月只能发放一百元的残补,无济于事;三,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本人愿不愿意先不考虑,每月生活费六百五十块,没有着落……
钱秀芝听了,双脚蹬地,一蹦一蹦地跳起,双手拍着大腿,再次发声大哭:“亲爱的老公啊——亲爱的吴益啊——我的天啊——做点好事啊——把这个化钱炉带走啊——”
李东海再次劝其不要哭。说:“其实,你这个家庭,条件还是很好的——孩子都大了,都能挣钱,不愁吃、不愁穿,住的是小洋楼,评你为贫困户,群众通不过的,政府也不会同意的——我们有个大数据,你家里的财产政府一清二楚!不要一根筋,钻牛角尖!你看看你家里,彩电、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
钱秀芝不知从哪摸到一把铁锤,朝挂在墙上的彩电一阵猛砸。咣当!咣当!咣当!把两位书记惊得目瞪口呆。待回过神,都劝不要砸。怯于挥舞的铁锤,又不敢靠近。孙建勋说:“别砸了,别砸了。有电呢!”钱秀芝拔掉电源线继续砸,把个彩电砸个稀烂。钱秀芝指着散落在地上的一堆破铜烂铁和破碎的玻璃片、塑料片,厉声问道:“这是彩电吗?这还叫彩电吗?”转身拔掉冰箱的电源线,又是一阵猛砸!
冰箱的外壳变形了,但是没有破碎。钱秀芝不服气,打开冰箱的门,先砸门,再砸中间的隔板。推倒,再砸背面九曲回肠的管道。
钱秀芝咆哮着:“这个还叫冰箱吗?这个还能用吗?”
已经没人可以阻止钱秀芝疯狂的举动了。她冲进楼梯间的盥洗室,乒乒乓乓一鼓作气将洗衣机砸烂。
钱秀芝喘着粗气回到堂屋。大汗洗水,脸面惨白。
“你们都看到了:彩电,只是一堆渣滓;冰箱,最多值五十块;洗衣机,最多值三十块——不信,可以问问收破烂的人!”钱秀芝说,“总共也就值八十块——你的大数据还会显示,我家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没想到你会这样——不等我说完就动手砸东西,拦都拦不住!”李东海无限惋惜,“大数据显示,更重要的证据是你有存款:二十六万——五年定期存款二十万,活期存款六万——你永远没有资格参加贫困户评议!”
钱秀芝一屁股坐在地上,受伤的野兽一样凄厉地长嚎一声,然后,呼天抢地地哭了起来,骂了起来。
哭累了,骂累了。歇息时候,发现身边没有人影。深刻反思,原来是从钱秀英身上刮来的钱坏了自己的好事。
你害我评不上贫困户,我就弄得你日子不好过!
拨通钱秀英的电话,神神道道地说:“都说大乐的那个儿子,是你们家大寨的野种呢!全世界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一连说了三遍,都没得到回应。钱秀芝自以为得计:钱秀英受到打击了,崩溃了!正在兴头上,准备说第四遍,钱秀英回话了:“什么事以后说吧。忙着呢。”
钱秀英忙着操办一件大事:赵大同过世了。
2、
赵大同剃了头,刮净胡子。尽管依然黑瘦,但是明显精神些了。他撑着坐起,靠了床头的栏杆,对赵大寨说:“我想回野樱坪——该回家了。”
住进肿瘤科后,赵大寨来得密集了。一般都在晚上。到了晚上,工地歇息,赵大寨就过来看看,聊聊天。兄弟俩聊得最多的,竟是小时候。放牛、打柴、摸鱼、掏鸟窝、屙尿搓泥丸。赵大同满脸的笑。聊天的话题,除了童年,少不了野樱坪的建设和发展。
“田地山林由组里统起来就好,否则,免不了扯皮拉筋”。
“听泉——叫葛仙泉也行。如果有人投资,做纯净水,我们不能做一锤子买卖——我们要以水资源入股。”
“征地款到账没?各有各的打算,分不下去的——到时候又要怄气啊!”
“大乐在村里当干部,得为全村考虑。眼睛不能只盯着野樱坪。”
“从我开始,野樱坪的人去世了,不能葬在山下——占用田地。有碍观瞻。影响开发——从我开始,都葬到山上去——葬到大水沟以西!”
大水沟以西的山林,包括神奇的风水宝地螺丝塆在内,将近五百亩。学大寨时期,被整体划拨给一家国营林场。一次性补偿了八百块。协议有一条款:野樱坪老百姓可以葬坟。
慢慢地,眼睛就睁不开了,像是瞌睡虫爬上额头,仍然满脸笑。赵大寨每次都在这个时候,跟徐星星摆摆手,悄悄起身离开。
现在,赵大同提出回家。这个愿望必须予以满足。
赵大寨请来赵敬礼、赵大庆等几个主事的人商量。
赵敬礼说:“棺材用我的!”
“不光是棺材的问题——只是棺材的问题也好解决。”赵大庆说,“敬光大伯的棺材也可以借用的。老人家肯定是没问题的!”
赵敬礼说:“敬光哥的棺材挪用好几回了,这回用我的!”
赵大庆说:“棺材的事,就依敬礼叔。大事就在庵里祖堂屋办——可是,回来后,先得有个地方落脚——在哪落脚呢?”
因为超生,赵大同在野樱坪的老屋遭到反复砸、反复拆。顶塌了,墙倒了,梁柱被左右隔壁当柴火烧掉了,就连垫着顶梁柱的石墩子,也被村里一帮游手好闲的后生作价五十块钱一个处理掉了。
大家齐齐叹气。
赵大寨说:“城里的房子是租的。这些年攒下二十几万,准备买套房子,交首付的。得了这个恶病,像是被大水冲了,冲得精光了!”
大家又是一阵叹息。
赵大寨建议:“祖堂屋旁边有一间库房,把里面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清出来,放到堂屋——总是要用的;搭一张简易床铺……”
赵大庆说:“这样行!我想今后也不会有谁‘尖’着大同。房里灯泡坏了,换一个就行。唉,总算解决了一个死无停尸之地的问题!”
赵敬礼说:“顶梁柱倒了。星星和她的几个孩子怎么得了哦!”
赵大同、徐星星夫妇总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四女一男。依次取名为赵首望、赵再望、赵又望、赵永望、赵安良。大的十二岁,小的四岁。
徐星星生下赵再望,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理应结扎。但是医院证明得了宫颈癌,扎不得。接下来又连生三个。
徐星星身子弱,没打工。在家做饭、看孩子。一日三餐。把孩子们安排好了,就去隔壁麻将馆打点小麻将。上午两个钟头,下午两个钟头。晚上,赵大同从工地回来,稚子绕膝,热饭热菜,热乎乎满满一搪瓷杯子米酒。心满意足: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大病就把这个家砸个稀巴烂。
回野樱坪的路上,赵大同问荷花长得怎么样。在庵里石大门前晒场上下车,赵大寨将他抱到轮椅上推着走——先前的高大、粗壮都是假象。一场大病将他打回原形。白鹭一样的腿支撑不起他皮包骨的身子。鲜艳的荷花、阔大的荷叶密密匝匝挤了满满一畈。
赵大同说:“我每天挣四百多块钱。养家糊口,略有结余……”
说得非常慢。声音也非常细弱。
隔了一阵,又说:“现在想花钱买时间——一万块一天——上哪买去?买不到啊……”
赵大寨鼻根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模糊中发现赵大同的身子前倾,脑袋垂着。赵大寨将他身体、脑袋扶正,靠着轮椅的靠背,赶紧回撤。
大家七手八脚将赵大同搬到祖堂屋旁库房里的简易床上。后背斜斜地垫着一床棉絮。
赵大同闭着眼睛。气若游丝。
赵敬礼判断:“估计今晚撑不过去了。”提醒大家注意两个突然出现的现象:一个,头上炸出满头大汗;二个,嘴巴歪了——要么嘴角朝一边歪,要么两个嘴角向下歪。两个现象出现了一个,就是要走了。屋里的人动手给亡人洗擦、换寿衣;屋外的人放鞭炮、烧纸,点燃香火、蜡烛。
赵大庆说:“洗擦、换寿衣,我来做。”
另有两个年轻人认领了放鞭炮、烧纸、点香火蜡烛的事。
拖到天黑,赵敬礼将五个小孩安置在附近人家。跟徐星星说:“你休息去吧。”徐星星坐在床边不动。熬到转针,大家关注着两个现象的出现,赵大同却如梦方醒。睁开眼睛,说:“大寨哥,我说最后一句话:你不要做组长。大乐做村官——你做组长——官都出在你一家——谁替老百姓说话呢?”
既没有满头大汗,也没有嘴角歪斜。赵大同慢条斯理地清晰地说完,如释负重地长吁一口气。走了。
赵大庆在赵大同脸上蒙上一张黄纸,大声喊:“外面的!外面的!”
突然间鞭炮齐鸣,震耳欲聋。
徐星星没有哭。只是用了手背擦了擦眼泪,就给赵大庆打下手:脱衣、洗擦、换上寿衣。细致地扣上每一个扣子。把两只新鞋的鞋带系成蝴蝶结。还要动手收拾脸盆、毛巾。赵大庆说:“我来我来——你歇着吧。”徐星星出了石大门,找到杏子:“帮我做一锅肉丝面,让每个人都吃个宵夜。”
杏子说:“星星姐,你歇着吧。我都准备好了。”
徐星星在石大门门槛上坐下,抹了一把脸。
第三天的清晨入殓上山。灵位在半路绕道返回,暂时安置在祖堂屋隔壁的库房。在家帮忙的人动手拆除灵堂、整理器械、打扫卫生。
赵永刚发现灵棚额头题写的是三个大字:当大事。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李东海趁机教导:“‘当大事’就是‘当大事’,就是死了人的意思——你以为是什么意思呢?这都不懂!大学怎么读的?”赵永刚想起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唯送死可以当大事。想:农村里的很多讲究,原来都是有出处的。
半路返回的人群中,有五个是赵大同的孩子。戴白纸扎的帽子,穿白褂,鞋尖还蒙着白布片。
最小的赵安良将纸扎的白帽子取下,用一根筷子顶着当风车,满场飞奔。
李东海喊住赵安良:“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喝酒的!”
“你妈妈是干什么的?”
“打麻将的!”
李东海笑。对赵永刚说:“都说现在的孩子聪明懂事,也不见得有多聪明啊——要说我小时候,也就这么大,比他聪明懂事多了!”
赵永刚没有回应。他在回想陶渊明的《拟挽歌辞》。
李东海对赵安良说:“以后看见你妈妈打麻将,一定要跟爷爷汇报——行不?”
赵安良满口答应:“行!”。
“这个家庭今后怎么办呢?”李东海问,“能不能申报贫困户?需要哪些程序?能够享受哪些政策?”
这是正经话题了。赵永刚详细答复:“可以申报。申报程序跟最初的一样:个人申请、村民代表评议、公示、上报乡政府……这种补报的,有一点不同:县政府批复同意了,要等到十一月份国网打开窗口,成功上报国网了,才能生效。今年贫困户享受的政策可以叠加。这个家庭几乎可以享受所有政策。一、低保兜底。我们县低保分三档:补充低保、差额低保、全额低保,每人每月分别是一百八十五、二百八十五、四百八十五——我个人觉得,这个家庭六个人,都可以享受全额低保;二、医疗救助。一是免费体检;二是政府代缴医保金每人每年两百块、商业医保金二十块;三是‘九八五’政策,门诊费用报销百分之九十、住院费用报销百分之八十,一个治疗年度内,自费超过五千块的部分,由县民政部门解决;三、异地搬迁。新农村旁边,就是安置贫困户的洋房——这个家庭六口人,可以分到一套面积最大的四房两厅的洋房;四是教育扶持。四个读小学的孩子,每人每年补贴生活费一千三百块……”
李东海问:“上幼儿园的有没有生活补贴?书本费呢?”
赵永刚说:“九年义务教育免书本费。幼儿园的生活补贴还要高一些。”
李东海指示:“你抓紧按程序申报。等会儿跟孙建勋见了面,我跟他通个气。”
观赏荷花的游人络绎不绝。刚刚清扫干净的晒场被各种小车塞得满满当当。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入土为安,留下的痕迹能保持多久?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3、
全县精准扶贫交叉检查的当天,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舒鹏飞在鹿门乡党委书记武从周、乡分管厕所革命的马三省的陪同下,检查、调研、指导了葛仙山村的厕所革命工作。
葛仙山村的数据后来居上,一直稳定在鹿门乡的前三位;而鹿门乡在全县却一直玩龙尾。
“我们县是全省厕所革命示范县——这项工作迟早要在全省铺开——争取到示范县这个项目,有八百万补贴。书记、县长是很重视的。”坐在村委会接待室,舒鹏飞发表重要讲话,“十月份省里就要下来检查验收。工作没做好,拖了全县的后腿,是要处理人的。”
老马汇报了鹿门乡厕所革命的进度,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孙建勋介绍了野樱坪的作法。
老马说:“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一,老百姓的认识还没有提升到足够的高度。除了新建的小洋楼,先前建的茅房大多是偏屋,两边是猪栏,中间搭两跳板,人畜粪都积在一个坑里。现在改厕,无非是在跳板上安装大便器、墙上加一水箱。人的粪便通过管道进入化粪池,猪的呢?还在坑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畜混居的问题;二,每户补贴一千五,不够!塑料化粪池,八百五;便池和水箱,二百。剩下四百五,要添置管道、挖坑、安装。四个人一组,一天做不成两户。没人愿意做。”
舒鹏飞说:“农民投劳,按照要求自己做,政府验收合格,再补贴一千五,行不行?塑料化粪池是怎么回事?还有水箱、便池……”
“塑料化粪池和水箱、便池,都是县里统一采购,发下来的,扣了钱的!”老马说,“凭良心说,水箱、便池,二百块一套,不贵,质量也过得去;化粪池就太贵了,质量也差。不受压,变形、破裂!这个问题还不敢公开。有的地方已经用上了。老百姓知道了,会骂娘的!”
武从周说:“这批塑料化粪池,听说是市里领导出面,打过招呼的!”
“市里领导——切!”舒鹏飞摇头,说,“现在啊,砌一条百十米的水沟、建一个户外宣传长廊,这样不起眼的小工程,都有市里领导打招呼。切!”
舒鹏飞白净斯文。戴眼镜。这个斯文的领导说话也带渣滓。不是普通人粗鄙不堪的“操!”,而是慢条斯理、不温不火的“切!”。
武从周当了舒鹏飞的面,拨通塑料化粪池供应商的电话,一身凛然正气,说:“你那个东西不合格,早就跟你说了要你拖回去!你不拖回去也没有用——你在我这里一分钱都结不到!我跟你说明白,你占用我的场地,我暂时不收你的占用费;你的东西遗失了,也不要找我——我没义务帮你看管!”
“不是不合格吗,怎么会遗失?”舒鹏飞问,“还有别的用场?”
武从周嘿嘿笑,说:“只要不花钱,狗屎都有人抢着要——拖回去趸粮食啊饲料啊什么的,总是可以的。”
孙建勋汇报了野樱坪的作法。舒鹏飞提出实地察看。武从周叫上老马、赵大乐,特别嘱咐李东海、孙建勋守在村委会,不要离开。
“县里检查组就要来了。你们两个书记要守在这里接待——还要跟你们座谈呢——也就是面试!昨晚发给你们的模拟问卷和参考答案都看熟了吧?”
赵大乐带路,一行人查看了野樱坪庵里这边改造的厕所。舒鹏飞看得仔细,问得也仔细。
“用的塑料化粪池吗?”
“一个都没用,全部是用灰砂砖砌的池子,中间砌两道隔墙,抹了砂浆防渗漏。”赵大乐说,“尺寸比要求的大一些。盖板是钢筋水泥倒模的,一个池子盖四块。这样做的结实,群众满意。”
“做一个池子多少钱?”
“一千一左右。”
“补贴的经费不够啊!”
“我只做了十五个化粪池。”赵大乐介绍,“野樱坪上报的是五十六户。庵里这边有四户、寺里那边有两户,都是新做的楼房,厕所符合标准,这六户就不用考虑了。剩下的五十户,我琢磨了一下。挨得近的几户,可以共用化粪池。我定下十五个点,顾了一台小挖机——一个小时二百八的那种——一天工夫就挖完;砌池子,包括盖板,每个大概八百——盖板就近在新农村工地上请人做的,每块十二块五。”
舒鹏飞蹲下来,目测盖板的厚度。每块盖板的两档头都安了六码丝的把手——这是个细心的人啊。
舒鹏飞表扬说:“你做事肯动脑筋!”
“不这样不行啊!”赵大乐说,“游客来了,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可以忍,没地方解手没法忍!”
早春赏樱花,游人如织。游客排队上厕所的窘迫,特别是女游客弓着腰,脸部痛苦到扭曲,赵大乐感同身受。
舒鹏飞想起一件事,突然发问:“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化粪池,符不符合要求?省里的文件有没有规定必须一户一个?”
老马迟疑间,武从周肯定地抢答:“没有!”
舒鹏飞笑一笑,武从周跟着笑,说:“我反复看过文件,真的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舒鹏飞说:“看过就好。”
现在的干部基本上不阅读。不读书,不看报。不研究政策,不熟悉业务,不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忙啊。工作繁忙是个最好的借口。忙于事务、忙于开会、忙于学习。有个科局的领导同志跟他诉苦:现在的部门、地方的一把手必须配两个助理,一个用来开会,一个用来学习。
上个月,县委中心学习组通报了全县干部运用手机小程序学习理论的情况。县纪委居然排在后十名。韩英书记不客气了,和颜悦色地问舒鹏飞:“你们纪委很忙吗?”这让舒鹏飞无地自容。
基层干部有自己的难处。舒鹏飞点到为止。转身和赵大乐开起玩笑:“你们村的厕所革命项目是不是承包给你了?我大略估算,你在野樱坪这一块,狠赚了一笔呢!”
赵大乐晃着双手,诚恐诚惶。连连说:“没有没有。”
他想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来了一个电话,帮他解围了:检查组来了,王迪甫在闹事,马上赶到村委会去!
赵大乐跟各位领导作辞。舒鹏飞伸出右手,赵大乐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了。弓了腰,连忙伸出双手,紧紧握了。
领导的手真软啊!赵大乐在心里说。又小又软。这让他想起另一个人。
待赵大乐离开,老马介绍:“先前工作推不动,村里确实是这样定的,野樱坪这边的厕所革命项目承包给赵大乐。后来一算账,这样做可以节省好几万,赵大乐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不能搞承包。让村里直接结算各个环节的材料款和人工款,他不经手钱。赵大乐跟孙建勋说:村里开支大,好多不能入账。节省下来的这些钱,对村里有用。”
舒鹏飞点着头。
武从周说:“赵大乐这个人是个好苗子。我们乡党委研究了,先聘为村主任助理,下个月村两委换届,选为副主任;十二月份入党,明年十二月份转正,接替孙建勋任村支书——换届后孙建勋还干一年,搞好传帮带。”
舒鹏飞一直在点头。说:“村两委换届的事,可能要往后推了。”
县检查组负责人又是那个不拘言笑、令人头疼的丁海燕。
看见丁海燕下车,李东海脑壳一炸,眼前一黑,像是挨了一记闷棍。咬着牙齿在心里把一组脏字眼滴溜溜念了一遍:一根筋!机械师!哈巴婆!二百五的货!
丁海燕安排几个随行的年轻人入户核查,自己拿了整套的考核细则,叫上孙建勋、李东海进了接待室。
首先检查《工作日志》。这是县委组织部印发的一个东西。具体到了每一天。
“你每天都在村里?‘五一’小长假你也在村里?”
李东海赖得回答。孙建勋解释:“‘五一’放假,正赶上发大水,我们都在河堤防汛。那天晚上下暴雨。半夜里,县纪委的领导从芳世湾翻山过来查岗。我们都在。”
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把日志合上。说:“昨天的日志都记了。”
又说:“你的日志不合格——记得太简单了。开会,就两个字:开会;入户,就两个字:入户。应该详细。开会,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开的什么会;入户,哪个小组,户主姓名,家庭基本情况。你记得这么简单,不合格的!”
李东海说:“日志应该怎么记,由县委组织部说了算;合格不合格,也由县委组织部评判!”
丁海燕像是没听见。用一支水性笔在考核细则的空白处作了记载,并自言自语:“这一项要扣分。这一项要通报、要整改。”
然后问:“你回答,第一书记的职责有哪些?”
李东海老实作答:“我个人认为,主要职责,四个加强:第一,加强基层党建。我们葛仙山村党员四十三人——包括我在内——六十岁以上的党员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十七人,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长年在外的党员十九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女党员五人,占百分之十一点六。今年,我们培养积极分子三人,发展党员二人——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人是女同志……”
丁海燕撇撇嘴,打断了李东海的回答。问:“第二呢?”
“我个人认为,第二,加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
“你跑题了!”丁海燕不耐烦了,皱起眉头,说,“你个人认为、个人认为,跟标准答案完全不沾边!”
挖苦说:“县里知道你们基层干部理论素养差,让我们编写了一本辅导资料,其中就有这道题,你没学习吗?”
训斥说:“昨天晚上,我们故意把问题和答案泄露给每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是你们鹿门乡的武书记没有传给你们,还是你们没当回事?”
孙建勋一直留意李东海的表情。这时发觉不对头了:脸色深红,猪肝一样,酒喝高了一样;眼珠布满血丝,鼓出眼眶,公牛一样,蜻蜓一样。
这是要血溅五步了!这是要出人命了!
“你应该让李局长把话说完。”孙建勋拉偏架,说,“上次市里抽查,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李局长也是这样回答的。市里的领导当场表扬李局长回答得很好,很全面!”
李东海把嘴巴抿得贴紧。从鼻孔长长呼出一股气。腹压减轻许多。
李东海说:“我是个副县级的副局长。我在乡镇做党委副书记几十年,又在科局做副局长、兼任党组副书记十几年,我自然知道第一书记职责所在。”
再次从鼻孔呼出一股气,语气平和一些了。斩钉截铁地表示:“萝卜、白菜需要大粪浇(教)——像我这种副县级的老同志,不需要!”
这时候,王迪甫高声叫喊着闯进了村委会。
“我要防盗门!嘿嘿!我要防盗窗!嘿黑!”王迪甫嘿嘿叫嚷,“我的屋顶烂了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