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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断，当地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使农民生活困苦加剧，城镇手工业者失业严重，山川沟壑土匪日多。况且，中部县天高皇帝远，加之南有盘踞关中的刘镇华镇嵩军骚扰，北有榆林镇守使井岳秀重兵压境，县境内常常有数营之旅驻防休整。 中部乃蕞尔区县，驻兵、民团却达数营之众，各项负担极为繁重，民力凋敝已达极点。军阀民团，除放赌坑民外别无它事，更有甚者，纵兵为匪，兵匪一家，相互勾结。同时反动地主、乡绅又和官府彼此勾连，相互利用，肆无忌惮地对农民实行高租掠夺，重利盘剥，各种推派名目繁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搜刮百姓，中饱私囊。比如，农民种田除交正粮外，每亩还要交8至10元的赔地款，甚至买一驮炭还要出二角钱的煤捐税，另外还有官卡上的套(道)儿钱。城内驻军杨某人数不及两连，而勒索供给则在数营之上。人民按地纳粮补款，甚至营中之扫地造饭劳务费用也要由县城人民分日均摊支应。悍吏警差每至乡间，绳拴鞭打，敲诈勒索，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此情此景，素有反抗精神的中部百姓和志士仁人曾以红枪会等多种形式进行过自卫反抗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在兵连祸接，干早苗枯，百姓难以度日的1925年，官府还要提前征收数年的钱粮以支战事。时有本邑鲁村张公廷相，其人是前清生员，虽为旧官僚之后，当时仍属殷实之家，却怀拯救庶民于水火之志，他联合当时的知名人士北村杨效楷、兰寨子刘西元、马塔村王世仁，多次密谋围城交农计划。他们几人为坚定信心，特在隆坊会馆庙中叩头盟誓。张公云:我乃赳赳武夫，年逾八旬，救民于水火，捐身何惜，愿以身家性命作保，誓为民众先锋，把交农运动推行始终。杨王刘等人亦誓曰:我等随同张公,为民请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坚持到底，矢志不渝，若怀异志，天人共诛。然后他们就交农行动作了周密部署。四人分片联络，择各村公正而富有名望之人负责发动工作，并广为宣传交农重大意义，以激励凝聚民心。1925年8月8日（农历6月19）晚。各片负责人以羽信联络，通知各村村民于第二日黎明在县城外集聚，齐赴县衙举义轰堂，交付农具。翌日拂晓，临近县城各村民自带干粮，扛着犁耙锄杈锨等，涌向县城。天亮，城周围挤满了义愤填膺的劳苦群众。官府见状，急令紧关城门，不许放一人进城。城下百姓则挥舞着农具，喊声四起:我们的庄稼无法种了，叫我们把农具交了出外逃命吧! 这是官逼民反的最后一条路，总不能叫我们坐着等死吧! 城内无一人应声，城外农民则越聚越多。斗争坚持到第三天，城楼上才有人喊话，叫百姓推选代表进城交涉。于是张、杨二公等人，由绅士刘子林、刘干臣作保，代表交农百姓被唤入城内和县知事面议。在县衙里，张公等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和县知事杨俊儒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县知事迫于“兵”临城下，众怒难犯，只得在城头面对群众赔情安慰道:对各户所欠粮款立即减免，以后不再征收税捐和套儿钱，对政府公务人员要多加训教，对赔地款待呈报上级批复后再下令免征，还承诺要对广大灾民设法救济。接者张公和各代表对大家宣布:杨知事已向咱们许诺保证，大家暂时回家等候消息。若官府戏弄我们，不能兑现，我们全县人民决不答应。那时将再揭竿而起，彻底捣毁县衙不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久，官府下令也免征了一部分税款。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不同凡响，人民似乎看到了斗争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