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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镇华,原来驻防河南嵩县，早年纠合了一伙土匪，号称嵩军。1918年2月，他以帮助陈树藩攻打靖国军为条件，统其部下十一营之众，流串入潼关，行至华阴，按兵不动，陈树藩被迫允其所求，就这样攫取了陕西省长的职位。1921年7月，刘镇华反转来帮助直系军阀赶走了陈树藩，继续保住了省长位子，代理督军，独揽陕西军政大权。直奉战争结束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又正式命令刘为陕西督军兼省长。从此，刘镇华便堂而皇之成为陕西的统治者，他向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残酷压榨蹂躏，使陕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18年至1925年，刘镇华主政陕西，前后长达七年之久，从《共进》期刊介绍的罪恶，可以说全省无一地区例外，劣迹遍地。1923年2月25日，据中部县知事呈报，本年1月9日，镇嵩军游击第一支队统部副官谢歧山与第一营副官封自强，来署面称：西山洪老五已将本部收编，不日调洛，经过中部境内，应需麦料数十石，草2000斤，油200斤，务必赶速备办，以免误事。知事当即分派员绅，立即筹送粮食。更为可恶的是放火烧毁刘含初的家乡备村，全村所有家具粮食衣物悉数化为灰烬，据统计，共烧房屋49间，损失衣物粮食草料牲畜甚多。距备村以北8里之外的四圣村，烧毁房屋18间，击毙男子4名，因逃难摔死妇女2名，致众多乡民无家可归。1895年腊月，刘含初（又名刘翰章）出生在陕西省中部县备村一地主家的窑洞里，幼读私塾，后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善于思考，成绩优异，尤喜爱文学和历史，并练得一手好字，甚得师友赞赏。1916年在北大求学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和北大文科为阵地，传播的新思潮、新文化，对刘含初影响很大，使他的思想日渐倾向进步。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刘含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参加了包围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羁捕数日，后经校方和社会各界营救而获释。“五四”运动使刘含初第一次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使刘含初耳目一新，思想豁然开朗。在李大钊等人的亲切教诲和引导下，刘含初和广大青年一样，学习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1920年，刘含初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北京从事宣传活动。这年10月，他和在北京的陕西同乡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直至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封禁，共出刊105期。 1922年10月，他们以《共进》半月刊为基础，创办了共进社，以此作为团结进步青年的阵地，同黑暗的社会展开斗争。刘含初是该社领导核心人物之一，他不仅组稿、编辑，而且还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特别是努力唤起陕西人民同盘踞在陕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作斗争。从1923年初到年底，刘含初先后应苏州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和开封大学等学校之聘，从事教学工作。他每到一处，都十分重视改革教学内容，抛弃旧教材中的糟粕，讲授“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他教育学生既要埋头读书，又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教员尤其要注意利用讲坛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岭南大学任国文教员时，以《对国文教员的批评》为作文题，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各抒己见，大胆抨击时政和教育的弊端，被当地督学听见，便在岭南大学引起了轩然大波，校方以刘含初“鼓动”学生闹事为名，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并勒令他立即离开岭南大学，刘含初便往广东信宜县任教育局局长，但不久又被当地政府借故停职。于右任得知刘含初在广东屡次受挫的境遇，甚为同情，聘请刘含初到由他主管的上海大学任教。后又经刘天章介绍，刘含初曾一度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职务。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瞿秋白、蔡和森、萧楚女、邓中夏等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和革命志士，和他们朝夕相处，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含初常常和他们交流思想，聚谈时局发展，思想上吸取了更多的营养，也促使他由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就在这一时期，刘含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天，他应聘回陕，先在陕西省教育厅供职，后转入西北大学和杨虎城主办的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教。1925年夏季，在上海“五卅”运动斗争浪潮推动下，陕西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也发展很快。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共组织决定协助成立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8月10日，刘含初和李子洲、杨明轩、魏野畴、王授金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首先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刘含初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推为俱乐部主席，杨明轩为书记。9月，在中共北京区委派来的安存真的指导下，又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刘含初和张含辉、王授金、杨明轩等9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刘含初任宣传委员。他和杨明轩具体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并把西安城区划分为六个宣传区，派员向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讲解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三大政策。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开展党的建设活动，先后派出张仲实、王尚德和王超北等去三原、渭南、华县、肤施（今延安）帮助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使这些地区国民党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除出陕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8师之众倾巢犯陕，直逼西安城下，围城达8个月之久，给西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刘镇华部围攻西安的日子里，刘含初和黄平万、魏野畴、吴化之、赵葆华、张含辉、王授金、雷晋笙等出生入死，坚定地领导城内各界人民积极配合杨虎城、李虎臣将军开展反围城、反军阀的斗争。这年夏天，西安各学校放暑假，因刘军围城，学生不能回家，刘含初和吴化之、王授金等便将城内学生组织起来，开办了千余人的暑期补习学校，一面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一面帮助守军解决物质上的困难，配合守军抗击刘镇华部。当时，由于围城时间长久，城内居民粮源无着，代之以食树皮和草根，饿死者甚多。刘含初目睹惨状，动员家人拿出家中的千余斤大米和两包衣服，送给缺吃少穿的居民，并同城内当局交涉，采取措施，救济饥民，使许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市民得以幸存。刘镇华得悉后，对刘含初怀恨在心，以死相威胁，声称：打进西安城后，要先杀掉刘含初。对此，刘含初却毫不畏惧，依然奔波在反围城斗争的第一线。西安军民忍饥挨饿，浴血奋战，坚持了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终于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支援下取得了胜利，于11月底赶走了刘镇华部，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刘含初被选为常务委员，与赵葆华、魏野畴等主持党务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共产党的力量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成为领导核心和方针、政策的决定者。3月，刘含初和李子洲根据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利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学院，由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担任副院长兼总务长。西安中山学院设有军事政治班、农运班和组党班，后又增设妇女运动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刘含初和李子洲密切配合，共同制定了学院的章程、制度和教学计划，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为学院的宗旨，从教学内容到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刘含初和李子洲的建议，教学中要求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要求学员不分男女，一律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进行严格训练。在教学方法上，除课堂讲授外，还组织专题讨论会、讲演会，聘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到校作报告。刘含初也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经常参加学员组织的讲演会、讨论会，发表意见，帮助学员解决疑难问题。他每天早晨都要听取各班的汇报，或向学生作时事报告。刘含初和李子洲还亲自组织学员到工厂、街道、农村搞社会调查，协助成立工会和农会，学院办得生动活泼。就这样，在刘含初和李子洲的辛勤努力下，西安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他们在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在此严重危机的关头，刘含初毫不动摇，坚定地站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25日，刘含初和李子洲、魏野畴、赵葆华、杨明轩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来，“植党树私”，“投靠英美”，“与卖国军阀妥协”，“摧残党部，杀戮党员”，“破坏民众团体，把持政府财政”等罪恶事实。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残民以逞”，“何异于万恶军阀”。号召陕西人民与“全国各界共同申讨”（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同时，刘含初指示各级党部要组织好民众的讨蒋运动。5月5日，刘含初和刘伯坚、史可轩等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的名义，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召开了西安各界民众约10万人的讨蒋大会。刘含初在大会上致开会辞，愤怒声讨蒋介石新军阀勾结美英帝国主义，破坏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在南昌、九江、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指出这种行为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张作霖等毫无区别。大会宣布蒋介石的12条罪状和武装工农、减免苛捐杂税等决议案，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组织起来，“拥护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打倒一切反革命”（见1927年5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4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消息传到西安，刘含初和陕西人民万分悲痛。5月l6日，刘含初和魏野畴、李子洲、赵葆华、杨明轩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省各级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详细说明李大钊等遇难的经过，高度评价李大钊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界的泰斗，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北方中国革命的导师，指导国民革命最忠诚、最努力、最勇敢之领袖”，“他的牺牲是为中国被压迫民族利益的牺牲”。指示各级执行委员会“必须郑重追悼此次死难诸同志”，“继续死难烈士的遗愿，为促成中国革命成功而奋斗”（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5月17日，在西安各界人民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刘含初携带全家大小参加，痛悼先烈，寄托哀思。1927年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陕西地区国民革命的形势日益危机，冯玉祥下令封闭了西安中山学院，撤了刘含初的院长职务。而这时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负责人却致信刘含初，劝他“认清时务”，同去南京国民政府，并许以高官厚禄。刘含初对这些诱惑都予以断然拒绝。后来，国民党陕西当局缉捕他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党组织考虑刘含初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不宜留在西安，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刘含初即返回故乡，准备安排好家眷后再赴太原，绕道北去。刘含初在家乡短暂的几天里，热情地向乡亲们作革命宣传。他白天与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了解农村情况，晚上和他们一起乘凉，促膝长谈，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那时，陕北农村贫困落后，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加上天灾人祸，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们都弄不清楚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刘含初言简意赅的道理，给乡亲们分析几千年来农民受压迫的原因，说：现在农民生活贫困，是这个社会不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任意欺压，剥削农民。只要大家一条心，组织起来，一块抗租、抗税、抗债，打倒了官僚、地主，将来一定会有好光景过的。他还向乡亲们介绍说：现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名叫苏联，工人、农民已经推翻了反动政府，过上了幸福自由的日子。咱们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民众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据杨昆山同志的回忆，这些话，在祖祖辈辈受压迫、相信菩萨和命运的原区农民听来，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他们第一次听到了压迫、剥削、革命、自由这些词语，感到很新鲜，都来找刘含初交谈。他还启发家乡的青年学生要上新学、念新书、长见识，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不料，陕北军阀井岳秀得知刘含初回到家乡的消息。1927年8月15日，在井岳秀的命令下，国民党驻洛川旅长杨甫珊派遣7名便衣特务，南下中部追捕刘含初。他们先赶到备村，后又追到县城刘含初二哥家中，都扑了空。当特务们得知刘含初去宜君县石堡村岳父家探亲的消息，又于当日下午赶到石堡村。当时闲暇，他提肘悬腕，笔走龙蛇，写就第一幅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接着，他又写了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最后他写下了“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刚刚放下毛笔，墨迹未干。这时，阵阵鸡飞狗叫，打破了乡间的静谧。七八个身着便衣、腰挎短枪的陌生人，已经在附近挨家挨户搜查。刘含初的岳父匆匆回家问他：你是不是从后院出去，躲一躲?刘含初回答：我没有什么事，不要为我担心，也不需要躲。你出去问一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在老百姓家搜查个啥，不要胡闹!刘含初镇静自若，处惊不变，确有大将风度。刚说完，特务已闯进门来。刘含初又当即怒斥：这样胡作非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话音未落，枪声即起，刘含初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刘含初牺牲后，被安葬在中部县太贤镇备村故里。1934年夏，刘志丹将军率领红二十六军一部分部队经过备村，肃穆地站在坟墓，脱帽弯腰拜祭，并朝天鸣枪三响，以示对革命烈士刘含初之深切敬意。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57年10月15日追认刘含初为革命烈士，以褒扬刘含初对中国革命的功绩。1975年5月10日，党和政府将刘含初遗骨移葬至今黄陵桥山面向东南苍松翠柏掩映的半山腰，得以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