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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老宋在俄罗斯赚大发了。
老宋在俄罗斯已经种了八年菜了。他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屹立不倒，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找到了一个好伙伴。对俄开放初期，有不少中国人到俄罗斯来种地，可是能拿回去钱的没有几个。有的地块遭受了天灾，有的地块遭遇了病虫害，还有的地块比方说大豆丰收了，中方提醒俄方该组织机械收割了，可是他们却迟迟不着手收割。秋高气爽，天气干燥，豆荚被太阳晒得崩裂，野鸡再展翅一飞，掉到地上的豆粒不计其数。好不容易把收割机盼来了，工作不到两天半，收割机的某个零件坏了。当地买不到这种零件，他们要到大城市去买。一拖两、三天过去了。好不容易零件买回来了，收割机修好了，没干上两天，运大豆的货车又出故障了。如此反复，突然一场大雪，将几百公顷的大豆都埋在了雪下。
还有不少种菜的也赔得很惨。按合约，中方与俄方共同负责蔬菜的销售。可是中方公司很多是刚来到俄罗斯，人生地不熟，根本联系不到买家，这样一来，销售的重担就落在了俄方公司的身上。俄方公司将菜赊了出去，没拿到现金，有的拿到了也对中方公司说没拿到。到了秋天，讨债是一件重要且令人头疼的事。中方根本找不到债务人，他们不是去度假了，就是锁头看门。好不容易你将他堵在家中，他也承认他欠你的钱，可就是没钱还，弄得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有的俄方公司在春天投资时是“空手套白狼”，投资买燃料油的钱他没有，中方公司为他垫付；投资买秧苗的钱他也没有，中方公司还需为他垫付。到秋天一算账，俄方欠下中方许多钱。俄方还不上，就将债务推到了下一年。中方有心想撤回国内，可是他们知道，如果回去，旧账就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再说第一年建大棚、上机械投了许多钱，如果放弃合作，缺少俄方合作公司的帮助这些设施机械也无法运回国内。无奈之下，他们抱着幻想，继续同俄方合作下去，指望来年丰收，俄方能将债务还上。就这样下去，旧债加新债，俄方欠账的借条已将中方经理办公桌的抽屉快要塞满了。
也许是上天眷顾老宋吧，他第一年到俄罗斯就遇到了现在合作的伙伴。俄方经理名叫拉丽莎，是俄籍朝鲜族人，有的中国人称呼这种人为“二毛子”。当年沙俄侵占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他们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于是人们根据俄罗斯人的外貌特征（汗毛长、体毛重）给他们起了一个蔑称，叫他们“老毛子”，就像有的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一样。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朝鲜人、吉尔吉斯人、阿塞拜疆人等并没有伤害到中国人。可是许多中国人没有能力将他们区分得太清，有时可能也没想那么多，自然而然地就衍生出了“二毛子”（朝鲜族人）、“白毛子”（白俄罗斯人）、“黑毛子”（阿塞拜疆等亚洲裔）等不礼貌的称呼。
拉丽莎既有实力，人品又好。她每年春天都给老宋出钱作投资，秋天卖了菜老宋再把钱还给她。这种合作伙伴一百个中方投资者也遇不到一个。随着合作的深入，拉丽莎与老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而且也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老宋能在俄罗斯屹立不倒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年年都能得到一笔“外财”。常言说：“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老宋有个好朋友叫牛力山，在花江市农委对俄服务站工作。对俄服务站是北疆省劳转办在花江市下设的临时科室，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统计花江市在俄境内从事农业种植、养殖的中国公司的规模、营利情况，分析其发展趋势。理论上该科室每年要到俄罗斯去对涉农中国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与俄方政府协调工作，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基于此，省劳转办每年都要给花江市农委划拨80-100万不等的资金。
可是钱到了花江市农委以后怎么用可就由不得省里了。经过牛力山的引荐，老宋同农委的赵主任成了好朋友。他们想了个办法：由老宋出面，以他的名义在花江市注册了一个对俄小额贸易公司，虚构一些业务，这样农委就可以以扶持企业的名义将省里下拨的钱划到老宋公司的账上。再由老宋公司的财会虚构一些支出，这样，钱转了一个弯，就被老宋揣进了口袋。当然，老宋明白，这笔钱他不能自己吞下，他要拿出一部分分给赵主任和牛力山。因为中国人都知道一个道理：世上的钱不是一个人赚的。
老宋通过这种方式与农委合作已经有五年了，累计下来总共获得二百多万。当然，他还有一些间接支出。比方说，有的时候农委会组织一些干部以考察在俄境内中国涉农企业的名义来俄罗斯观光旅游。他们到了俄罗斯以后，每次都会来到老宋的基地，老宋免不了招待吃喝，然后陪着主要领导到海参崴的赌场玩上两把。赢了是领导自己的，如果输了，老宋当然不能让领导掏自己的腰包，他就替领导垫上。因为他知道，羊毛最终还是出自羊的身上。
今年老宋又新建了两座大棚。加上原来的八座，他总共已经拥有十座大棚了。新建的两座大棚里面种的全是大头菜秧苗。过几天，他会将一半秧苗移植到自己租种的田地里，另一半将会卖给附近的中国劳务团。
最近几天，老宋的基地上一直是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浇水的、起苗的、搬运的、装车的，各组人员分工有序，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这些工人并不都是老宋农庄上的。其实老宋农庄上的固有工人只有12名，负责日常的大棚维护、冬季大棚取暖以及田间日常管理等工作。每逢生产旺季，老宋都要到五公里去雇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大部分都是来自黑龙江省的农民，他们家里耕地少，活不好找，于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办上一本护照，到旅行社弄一张商务签证，过境后就住在乌苏里市内专门为中国人开设的民房内。
这伙民工由两个领头的集中管理，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名叫张强，今年年近五十，个儿不高，但长得挺敦实，黑灿灿的面皮。女的个头跟她丈夫差不多，身村偏瘦，长年戴着围巾。她的相貌算不上美，却也不丑，单眼皮透着三分精明，五分狡黠。一起干活的男女不论年纪大小，都称呼她为“大嫂”。
昨天有人给老宋捎信，说是卡缅那边吉林的劳务团要来拉五万株大头菜苗。老宋算了一下，至少得需要20名临时工前来助阵。他提前给张强打了电话，让他今天起早派20名工人过来起苗。
将近中午时分，费德尔农庄的司机谢尔盖带着于军和老张头儿来到了老宋的基地。其实他们很早就从农庄出发了，按里程三小时之前就该到了。之所以来这么晚，是因为路上被警察给劫了。
中国人的脑子很好使。可是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脑子好使如果一“过”就变成了侥幸，或者说投机取巧。对俄开放之初，办旅游护照去乌苏里、海参崴很方便。到绥芬河的旅行社只要递上身份证，最晚隔上一天就能出境。按照俄罗斯法律规定，真正的游客必须随着旅行团在导游的带领下统一行动，占市场的买卖人也必须白天守在市场，晚上在指定地点住宿，不许随意游逛。可是有的中国人想去莫斯科，他们或者办不下来签证，或者嫌办签证麻烦，有的也是有急事时间来不及，于是他们办一本旅游护照到了乌苏里，然后坐火车就去莫斯科了。
中国人这样做不符合俄罗斯的法律规定，他们乘坐火车有时会遇到警察检查证件。警察一见中国人的证件不合法，当然就要将他们带进警察局。这时中国人就会掏出钱来贿赂警察，借此蒙混过关。俄罗斯警察当中有认死理的，这种人你给他钱他不会要，他会按照规定将中国乘客带下车，送进警察局，然后遣送回国。可是大部分的警察还是喜欢钱的。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幽默段子，说的是一名中国人开车超速了，被一名俄罗斯交警挥手拦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递给交警一张美金，交警接过钱后给司机敬了个礼，然后表示理解他的超速行为，并说自己开车也时常超速；司机接下来又递给交警一张美金，交警接过钱后告诉他，离此多远还有交警检查，希望他能够注意；司机再递给交警一张美金，交警这次将自己在此执勤的轮岗时间都告诉了司机，并表示以后会给他罚款打折；司机递给交警第四张美金，交警祝愿司机及家人身体健康，生意兴隆，逢赌必赢，还顺便祝愿他们的爱犬在各项比赛中获胜；当司机掏出第五张美金的时候，交警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竟然恭恭敬敬地为司机背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
由于中国人经常贿赂俄罗斯警察，久而久之，许多俄罗斯警察养成了习惯，如果不找理由罚中国人点钱，他们就觉得自己吃亏了。来俄的中国人大多数不熟悉俄罗斯的法律法规，加上有的中国人俄语懂得也不多，所以遇到警察检查证件，往往就是给钱买平安。
这次于军出发前两天就知会了费德尔。费德尔告诉他，凭他的证件如果想离开农庄，需要办一个出差证明。于军将自己和老张头儿的护照交给了费德尔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维拉。维拉很快就办好了证明，将护照返还给了于军。
于军以为怀揣着出差证明就没事了，他带着轻松的心情上了路。他坐在货车副驾驶的位置上。虽然车开得不快，还有些颠簸，可是能暂时离开无聊的农庄，换个环境，放松放松，他也觉得比较开心。老张头儿到俄罗斯以后，这是第一次离开驻地。他东张西望地欣赏着路上的风景，也没发现对比自己家乡有什么大的不同。
货车行驶到哈罗里检查站，交警将车拦下了。他先是检查谢尔盖的行车证件，没发现什么问题，将证件返还给了谢尔盖。随后他提出要检查于军和老张头儿的护照。
于军将自己和老张头儿的护照递给了交警。交警翻来覆去地看了个够，然后将两本护照塞进自己的文件夹内，并示意谢尔盖将车开进检查站的院内。随后他教于军和老张头儿上自己的车。
于军问交警自己的护照有什么问题。交警说凭他们的护照只允许他们在农庄内工作，不允许外出。于军说我们不是有出差证明吗，交警说你的出差证明不管用。
于军为了赶时间，不想同他啰嗦，从兜里掏出两千卢布塞给了交警。没想到这位老兄不吃这套，他把钱还给了于军，并且告诉他：“你如果再这样，我会告你行贿的。”
没办法，于军只能听天由命了。
交警驾车将这两个人带到了哈罗里市区内的一家银行。交罚款的柜台前有七、八名顾客排着队。于军他们只好站在队伍后面耐心等待。
柜台内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她并不因外面有人排队而加快自己工作的速度。于军前面的俄罗斯顾客都老老实实地等着，有的一动不动，有的翻看着手中的手机。
于军刚到俄罗斯工作那会儿，如果遇到这种场面，心里会急出火来。可是他在俄罗斯工作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地适应了俄罗斯人的节奏。他知道，同他们急是急不起的。即使你急死了，人家那边还是雷打不动，该怎么慢还是怎么慢。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就是：火上房了人家也不急，而且还会说上一句：“下思（等一会儿的意思）！”曾经有中国人半开玩笑地问俄罗斯朋友：“你们的‘等一会儿’大约是指多长时间?”俄罗斯朋友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了于军他们交罚款。工作人员递给于军三张单据让他填写。
于军对于金融方面的俄语词汇懂得并不多。他大致浏览了一下这几张单据，发现除了姓名、护照号、签证号、罚款事由几个词认识外，其余的单词大都不认识。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单据交给了交警，让他帮忙填写。
交警接过罚单，从上到下看了足有二十分钟，这才伸手拿起笔来，一边想一边填。好不容易填完了，递给里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了看，示意交警将头伸到柜台前，然后用笔指点着罚单，告诉他哪里需要修改。
交警皱了皱眉，重新到单据架上取来三张空白单据，依照旧单据和工作人员的指示重新填写了一遍。
这次银行工作人员没有摇头。她在每页罚款单上用铅笔勾选了三个地方，然后教于军和老张头儿签字。
于军和老张头儿在罚款单上签完了字，然后每人交了五百卢布（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钱）的罚款。工作人员在罚款单上盖了戳，然后撕下小票，递给了交警。
于军和老张头儿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于军看了下表，从在检查站被截到现在，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三个正从银行大厅往出走，迎面过来一个细高挑儿的年轻人。这个人面皮很白，浓眉毛，双耳戴着耳钉，走路略微有些晃。他向于军挥了挥手，用蹩脚的中国话笑着说：“你好！再见！姑娘，大屁股的好！”
于军差点笑出声来，心中暗叫这人好臊。
三个人乘车按原路返回哈罗里检查站。交警拿出检查站的单据，又教于军和老张头儿在上面将自己的名字签了能有二十几次，随后将两张盖好戳的小票给了二人，这才准许他们通行。
于军二人今天过足了签名的瘾，心想明星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老宋听于军解释了迟到的原因，无奈地笑了笑，说：“老毛子，哎，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我提前安排人开始起苗了，你们虽然来晚了，但耽误不了事。”于军听老宋这样说，一路以来的焦急心情才略有舒缓。
谢尔盖问于军秧苗大概什么时间能装好，于军估算了一下，告诉他怎么也得五、六点钟。谢尔盖说他要到附近的河边去钓鱼，五点钟准时回来。于军点头答应。
谢尔盖将货车停在靠近大棚的一块空地处，关上车门去河边了。于军和老张头儿商量了一下，二人分一下工：由老张头儿守在车上，记录托盘的个数（每个木制托盘上面计2500株秧苗）；于军在起苗现场巡视，负责检验秧苗的质量。
于军率先来到距离货车最近的一栋大棚。这里有八个人，分成四组在起秧苗。他们的双手在飞快地忙碌着，嘴上也不闲着，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坊间绯闻。
于军不认识这些人。他一边背着手看大棚内秧苗的长势，一边假装不在意地听这些人在聊些什么。
大棚中间是一条留给工人通行的土道，秧苗按正方形布局分栽在道的两侧。于军数了一下，左、右各十五个方块。右侧靠近大棚门口有两个妇女正在飞快地起着秧苗。二人当中一人戴着男式鸭舌帽，一人围着头巾。
戴鸭舌帽的问戴头巾的：“张强他们去鹿角厂了?”
“嗯。起大早去的。”
“老肖他们都去了?”
“都去了还没够，张强又叫了两个黑毛子，凑了七个人。”
“黑毛子干活能行吗?”
“对付干呗。中国工人今天是全出动了，不叫黑毛子那边人手不够。”围头巾的不屑地说。
“大嫂，张强同贾玲在一起你放心呀?”大棚中间的一个毛头小子冲戴围巾的喊道。
“人家贾玲是老徐的。你大哥他惦记也是白惦记。”大嫂笑着回敬毛头小子。
“喂，老徐回国呆这二十来天，贾玲都有点熬不住了。前天，老徐刚回来，半夜就来了。”戴鸭舌帽的略显神秘地对大嫂说。
“你听见老徐的声音了?”大嫂严肃地问。
“怎么没听见?我们两屋中间的墙是软隔断，一点也不隔音。”
“严同刚还不知道呢。如果知道了，还不把他姐夫给撵回去。”大嫂笃定地说。
“贾玲说以后她只干鹿角厂的活，庄稼地里的活她一次也不接了。”
“老徐没少给她贴钱。你没见她这一段时间穿的戴的都不一样了?”大嫂的语气中似乎有点嫉妒的痕迹。
“老徐的媳妇是干什么的呢?”戴鸭舌帽的问大嫂。
“在东宁开美容院的。一年不少挣。人家孩子在海参崴留学。”大嫂说起别人家的事来如数家珍。
于军不好意思听妇女间的这些闲言碎语，他背着手一边往里走，一边参观老宋这儿大棚的架构和棚内秧苗分布的格局。大棚顶部采用的是PC阳光板，两侧墙体上都贴着反光膜，南北两侧的门都开着，一是为了干活时进出方便，二是为了通气，因为现在的气温已经不低了。
于军走到大棚中间停了下来，他见这里有两名男工正在起苗。其中一名男工穿着很整洁，戴着一幅眼镜，看上去不像农民，倒像是作文职的。另一名是个秃头，个儿不高，赤裸着上身，将脱下的衬衫系在腰间。
戴眼镜的见到于军后，颇有礼貌地用俄语说了句“你好！”
一听这人的发音，于军就知道他是会俄语的，绝不是像一般民工那样只会打招呼这三、五句。他马上笑着用俄语回问了一句“你好！”
秃头笑着对戴眼镜的说：“这回你不用寂寞了。你俩用俄语侃吧！”
于军微微点了点头，问戴眼镜的：“您是专业学俄语的吧?”
“对。看来咱俩是同行。”
“学了几年俄语?”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戴眼镜的轻轻叹了口气，继续说：“我初中学了三年俄语，高中学三年。这就是六年。九四年参加高考，考入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就是现在的齐齐哈尔大学前身。我当时在轻化系硅酸盐专业就读。当时大学校园里面都已开设了计算机课。可是我们学的不是计算机基本操作应用，而是用一种叫做‘Turbo Pascal’的高级计算机语言编程序。对一个俄语生而言，用英语来编程序无疑是用天书写作。理论课老师上完课就走，你有问题连他的影儿都摸不到；上机操作课的老师简直就是个‘二百五’，你问她问题她也不会。有时上课上到一半，她就去接孩子去了，课上根本没有老师教你。”
“中国高校扩招速度过快，师资队伍建设没有跟上。这确实是个问题。”秃头插话道。
“我们那时还没扩招呢，”戴眼镜的纠正道，“这些老师教不会你，他们自己一点责任不用负，到了期末考试，他抓你补考。我第一学期就挂了两科，计算机和机械制图。我的空间想象力比较差，上高中时学立体几何就很吃力。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赶上了。可是一到大学，学制图实在费劲。我在班级里面当时是有名的‘徒手作图’。人家按制图规则描若干个点，然后将点连成线，这是正确的方法。而我不懂这些规则。我照着其他同学绘图的轮廓徒手一画。我自己觉得能过关，可是制图老师一看就能发现毛病，每次都过不了关。”
“画画是需要天赋的。写字也一样。我发现不少写字写得好的人画画得都不错。”于军说。
“我们学校当时规定：学年累计三科挂科就要降级，四年累计五科挂科就拿不到学位证。我一想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于是就退学了。”
“你既然学的是俄语，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不学编程的专业呢?”秃头颇为不解地问戴眼镜的。
“我们报志愿时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是明确只招收英语生的，这些学校在高考志愿填报书上标注得很清楚。可是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当时并没有对非英语考生设限，谁知道它开设哪些课程?这纯粹是坑爹。当时它如果说明白开哪些课，或者对非英语考生有个提示，我怎么会报这所学校?”虽然事隔多年，可是一提起这件事，戴眼镜的显得很气愤。他接着说：“我当时也琢磨过，学校当年只所以选择开设‘Turbo Pascal’高级语言编程这门课，可能是因为这本书是我们副院长编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本书的编写者有两位，一位叫唱江华，一位叫张益铎。我入学的时候院长是王墨林，过了半年，唱江华就升为院长了。”
“我听说，在高校如果估计哪科要挂，给老师送点礼就能过。你怎么不给老师送礼?”于军问道。
“哎，”戴眼镜的叹了口气，继续说：“哥们儿平生就是没学会这项本事。我也不知道计算机和制图老师家在哪儿住，总不能把礼送到老师办公室吧。我有个老乡，考试后估计哪科要挂，给老师买两条烟，就过了。”
“过了给判多少分呢?”秃头对高校的游戏规则似乎不大了解。
“60。一分不会多给。60分万岁嘛。”戴眼镜的回答。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腐朽了。”于军的语气像老年人一样显得心灰意冷。
“哥们，你不知道，”戴眼镜的被话题勾起了兴致，似乎许多话不吐不快，“被动收礼的老师还算收敛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就明目张胆地索贿。”
“这我可不信。老师难道能明着向学生要好处?”秃头一边摇头一边说。
“你还不信?”戴眼镜的有些激动，“我当年入学上第一节课时，我们的俄语老师上课前十五分钟一句中国话没说，说的全是俄语。随后她用中国话告诉我们，大学期间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四级俄语考试。考试非常难。‘你平时考试如果不行，到我这里还能通融通融。可是，四级考试如果过不去，你怎么办?’这是她的原话。你说，她所说的‘通融通融’是什么意思?”
“中国语言太丰富。有些话不大好猜。这‘通融通融’恐怕话里有话。”于军一边摇头一边说。
“十多年前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有档节目，叫《事事关心》。有个黑大的张军教授在那里作客播。当时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让他讲讲大学老师收礼就不抓补考的事。他还真的讲了。可是，他在节目中并没有替这类老师感到羞耻。他辩解说，有些学生找到老师，尤其是女学生，热泪盈眶，梨花带雨，哭着求你放她一马。你能狠心拒绝吗?”戴眼镜的越说越气愤。
“这里边就差‘潜规则’了。”秃头不怀好意地说。
“现在假证之所以泛滥，恐怕与高校颁发的文凭含水量太大有直接的关系。”于军说。
秃头一听这话眼睛亮了，他似乎对假证这行很了解，插话道：“中国文凭市场有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是制假证贩子做出来的文凭；‘假的真文凭’就是通过贿赂老师或者教育部门主管领导，从而获得的由国家机构颁发的文凭。二者都是水货。”
“现在这世道，没地方说理去。”戴眼镜的长长叹了口气。
“贩卖假证的公安机关可以出重拳整治，可是高校的那些蛀虫却没看到有报道被清除的。”秃头说。
“那么您退学后就此中断学业了吗?”于军问戴眼镜的。
“我退学后到哈尔滨找了一所成人高校，学了二年俄语。毕业后就到俄罗斯作翻译。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
“这位老兄不但俄语好，而且才华横溢。他姓管，我们都称呼他为‘管子’。你知道管子吧?”秃头笑着问于军。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于军背起了古文。
“您怎么称呼呢?”于军问秃头。
“我同人家没法比。我是出大力的。你叫我‘老田’就行啦。”老田一边说，一边指着管子，“人家不是在这儿出力的。他哥哥在宋老板这儿干长工，最近生病了。他是替哥哥顶几天。”
言谈之间，老田和管子面前的托盘已经装满了秧苗。他们抬起托盘，向停着的货车走去。
于军在大棚里面感觉有些气闷。他走出大棚，到河边找钓鱼的谢尔盖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