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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大宋的各州都有一个马步狱，官面上称作马步院，是专门掌管刑事审判和刑罚执行的部门。
这个马步狱的存在有着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的历史背因，说白了，就是军阀们为了各自的私利，而借公之名设立的地方衙门。
大宋建国后，虽然已经完成了一定的统一，但马步狱作为地方州府的司法职能部门却延续存在了下来。
马步狱的执掌人员也是沿用惯例，一般都是由武将们来担任，被称作马步都虞候。
虽说是大宋已经一统，没了啥军阀，但由武将们担任的马步都虞候却多是简单粗鲁的人，他们执掌的马步院，时常会出现不经怎么审理就私自判刑的情况。
于是赵匡胤琢磨着，也该是到了换人，换名堂的时候了。我大宋的司法体制一定要异于旧时期，必须要体现出为公的特点，还要公平和公正。
从此，各地州府马步院的的一把手便被改称为了司寇参军，担任司寇参军的人也不再是那些武将，而是新科的进士和选任的在职文臣。
七月初五，赵匡胤又下了一道诏令，要求减免广南地区的无名率钱。
无名率钱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名堂的率钱，也就是没有纳入国家统一财政收支的税钱。
那赵匡胤为什么不直接免除了这个钱，而只是提出减免呢？
这是由国力和地方发展需要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虽说赵匡胤的初衷也是真正的为百姓和发展着想，但地方上需要维系的发展事项太过繁多具体，如果单靠国家财政的划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而且大宋在这个时期的国家收入还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大包大揽。
所以说，无名率钱的存在，还有劳役征发等现象，在这个时期都不能定义为绝对的不对。
包括我们今天，不能否认的是，同样的情况或多或少都还有存在，只不过我们给它换了个名堂。
八月初四，又是一道诏令，废除原后蜀时期在蜀地遗留下来的嫁妆税。
呵呵，许多人大概是头一次听闻，还有嫁妆税这回事。
今天的女同胞们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结婚这事的前提原来并不是要求男方如何如何，而是要看女方有没有足够的钱去结婚。
当然，并不是什么“倒插门”，也不是要做什么“上门女婿”，而是女人出嫁得花钱，得有足够丰厚的嫁妆，人家男方才会看的上你。
那要是女方没钱怎么办？对不起！那你就很有可能老死闺中，一辈子也嫁不出去了。
别觉得稀奇，历史是不会骗人的，金钱作为评判婚姻的标准，从历史去看，都是以女性为重的。
“娶其妻，不顾门户，只求资财。”这句话便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过去的观念认为，在女儿出嫁时给予丰厚的嫁妆，能够资助男方成就一定的事业，还能帮助女儿在男方家庭中树立稳固地位，从而防止她被男方的家庭欺负。
同时，这种行为也是女方自身财富和社会形象的彰显，可以帮助整个家族赢取更多的价值舆论。
尤其是，如果男方一朝登科或者是建功立业，那老丈人的角色扮演便能荣耀到无人能及的地步。
贤婿是我选的，事业是我资助的，你们谁还能有我这眼光，哈哈~
就是这么一种荣耀的加持，足以让整个女方的家族煜煜生辉。
相反，如果自己的女儿在出嫁的时候嫁妆太少，或者是没有别人的多，那么自己，还有女儿，乃至整个家族都会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耻笑。
这种现象也促使了嫁妆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嫁妆数量的节节攀高。
而男方在娶妻的时候，往往也要看女方的家庭如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如果是对方家贫，备不起嫁妆，那我们可想而知，男方大概率的心态是，娶你干什么？凭什么娶你？你能助我成什么事？
看看，是不是和今天女方看男方彩礼高低的心态几近相似，这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为了平衡这种愈演愈烈的风气，五代的后蜀想到了一个“以税抑嫁”的办法，那就是征收嫁妆税。
嫁妆越多，征税越高，这和我们为了抑制房价，考虑征收房产税是一个道理。
不过，赵匡胤作为一代明君，他有他的认识和思考，所以一道诏令便废除了这个遗留的税制。
其实，无论是过去以嫁妆论婚姻，还是今天以彩礼论婚姻，本质上都是由男女社会地位的存在形态来决定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崇尚物质的一面，但那不是主要的因素。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男人的主要职责是国与天下，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以情怀立志，要么报国，要么为民，总之，丈夫应当有志，当无私事。
而女人则以家为，小到吃喝拉撒，生计维持，大到助业成事，扶君有为，她们就像是丈夫借力的盾，以夫为纲，鞠躬尽瘁。
我们细细去想许多的历史人物，包括今天许多的成功人士，奇妙的是，他们或从开始似乎都是借了女人的光才得以上位成功。
这很奇怪，但又很现实，你不能犟，也不能否认，只有反思。
我个人来讲，又处在这个时代，是不好评判这历史的好与坏的。
我只能说，也许老祖宗早就认识清楚了男女之间的自然之别与和合之道。
这句话很深邃，需要加以琢磨才能想的透，我不想被今天的一些人，尤其是所谓的“女权主义”来抨击。
不过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观点，大宋之后的元明清时期，男女的社会形态定位和地位变化，是与大宋之前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这句话是为防止一些历史小白总拿元以后，尤其是明清现象去总结我们的古代史，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莫走偏。
最基本的事实是，大宋以前的女人并非如明清往后的女人一般无地位，恰相反的是，她们很有家庭和受社会尊崇，乃至一些相对的自由的地位。
不管怎么讲，赵匡胤的这道废除诏令在广义上是很开明的，它在一定角度上，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但《宋史》只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这一句话，注意“嫁装”不是错别字，原史就是“嫁装”，我们今作称“嫁妆”。
除了这一句话，相关可参的其它史料也不多，我也只好坦言，我所做的这些功课，还待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