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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全在于谋始，恭必近礼信近义。
身远耻辱言可复，可宗只在一亲字。
大凡天下道理不到亲切时处，如何为宗？就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语，只此八字，函盖乾坤。悟此八字，众生即佛；迷此八字，佛即众生。所以历代祖师，彻底堪任；十方诸佛，同证此行。强按牛头吃草，岂有用乎？把手牵君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亲。果是个真具眼者，直下承当去也。试问诸哲，还会么？其或不然，不妨听笔者拈来一章儒录看！（举：）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若生得貌似夫子，待夫子逝后，子夏、子游、子张欲以所事夫子而事有若，亦欲与其商确大道。这犹若七叶岩窟结集三藏时，阿难陀现佛身说法“如是我闻”，亦有欲与人师宗处，使如来宗旨不坠。有若承绍夫子仁孝思想而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既拈孝弟为仁之本，复从仁本中又拈出民生日用最亲切处之个“亲”字为礼义之宗，故吐如上之言也。不妨先据《说文》而训释此章中的几个主要词：
信，诚也；谓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亦言必由衷之意。近，附也；笔者作“取”、“趋”会，信而必取（趋）于义，恭而必取（趋）于礼。义（yì），是个会意字，从我从羊；“我”是兵器，又表仪仗；“羊”表祭牲。本为“正义”之谓，即指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据子思《中庸》所载，夫子告哀公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人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那么，义在这里应作“宜”会。复，往来也；返、还也。《易·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清人刘宝楠《正义》引郑玄注云：“郑注云：复，覆也，言语之信可反覆。案：复覆古今语。《说文》，复，往来也。往来即反覆之义。人初言之，其信能近于义，故其后可反覆言之也。”杨柏峻《译注》据《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则取朱熹“复，践言也”之注。对此，皇侃《义疏》：“信，不欺也。义，合宜也。复，犹验也。”朱熹《集注》：“近、远，皆去声。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张居正《别裁》，亦取朱注。
对于“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语的贯释，自古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皇侃《义疏》：“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为信近于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复验也；若为信不合宜，此虽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复验也。”意谓言之可复可验全在于信必趋近于合宜。朱熹则强调：“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意谓言之必可践，取决于信而合其宜也。这二人似乎是说不近于义的信则大可不必复言矣。刘宝楠据《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则强调“是信须视义而行之，故此言近于义也”；亦云“人初言之，其信能近于义，故其后可反覆言之也”。据此而论，那是不是人可以言而无信呢？不可以。岂不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还有子路篇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据此而论，夫子主张做人还须“言必信，行必果”，“子路无宿诺”便是其证。然夫子并非教人死于“言必信，行必果”句下，而要诸人于此最基本的做人原则上，却不断提升心性上的言而有信的修养境界与克己工夫。那么，夫子要人把“言必信，行必果”的境界，渐次提升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乃至更上一层楼地提升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境界，做个真正的“可谓士矣”，难怪乎人谓“士为国之宝”也。有若正是基于夫子“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而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把仁本之孝弟的修养工夫落实于民生日用中，教诸人将夫子“言必信，行必果”的最基本做人标准，更进一步地提升到“言可复也”的境界；然欲臻此“言可复也”的先决条件是━━“信近于义”。试问民生日用中，谁能无言？这势必就要诸人言前荐得，句下承当；正灵峰蕅益所谓“欲慎终者，全在谋始”也。笔者较为推荐张居正训释此句曰：
天下之事，必须谨之于初，而后可善其后。如与人以言语相约，本是要践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于义理之宜，将来行不将去，则必至爽约失信矣。故起初与人相约时，就要思量，必其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之宜，而与义相近，则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见之于行，而自不至于失信矣。所以说“言可复也”。
此段释文中最关紧要的，就是“起初与人相约时，就要思量”之“思量”二字。究竟思量个什么呢？“思无邪”。程伊川曰：“思无邪者，诚也。”诚即不欺，不欺即信。那么，有若是以“信近于义”为人生标准境界，从而以此而提升“言可复也”的心上修养工夫。此则须于民生日用中将个“言可复也”的修养工夫，必做到“亲”时处，方为纯熟到家（信近于义）矣。
夫子的确尝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谓凡事须依“义”而行也。孟子就此以夫子为“无必无固”的通权达变者，“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唯义是从。所以孟子严峻提出了“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或许皇侃、朱熹、刘宝楠受孟子影响，均认为不近于义的言信，似乎可以不验、不践、不反覆言矣。然笔者认为，这似乎忽略了夫子对“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的重视，亦忽略了有若末尾“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一句的重要性。有若正以“信近于义”为“言可复也”的标准，而把“言可复也”的克己修养工夫付诸于民生日用中，去验、去践、去反覆言也。正因不失其“言可复也”的亲切受用时处，所以“近于义”为克诚致信之宗之主也。
若能会通“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之意，则自可洞晓“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之义，顺如破竹。《尔雅》：“恭，敬也。”谦逊之谓。《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里，据《孟子·离娄上》“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取“节度”会。远（yuǎn），《说文》：“远，辽也。”《尔雅》：“远，遐也。”这里，远读去声（yuàn），据《孟子·梁惠王上》“君子远疱厨”，取“离”、“避”会。那么，若致恭致敬而中其节，则自能远耻辱矣。意谓恭而必取（趋）近于礼，礼有节制人情货利的功能力用，故可俾其不受耻辱也。同样，有若以“恭近于礼”为“远耻辱也”的法度保障，意谓君子的人格尊严不许受其半点的侵犯。既恭近于礼而可远耻辱也，那么恭不近于礼则不能远耻辱也。相反，若恭远于礼则近耻辱也。这么说来，恭为礼之卑逊外仪，远耻辱为礼之节制内用。外表谦逊则柔，内远耻辱则刚。刚柔兼备，为君子品格。惟有把近于礼的恭付诸于民生日用中去克己而修，工夫做到纯熟至亲切时处，方是个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正谦虚自牧者。正因不失谦逊之亲切受用时处，所以“近于礼”的“恭”是“远耻辱也”的宗也主也。张居正训释此句曰：
待人之礼，固当恭敬，然亦自有当然之节。若恭不中礼，则为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轻贱矣。故凡施敬于人之时，就要斟酌，务合乎礼之节文，而不过其则。则内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贱而取羞辱矣。所以说远耻辱也。
此段释文中最关紧要的，就是“故凡施敬于人之时，就要斟酌”之“斟酌”二字。究竟斟酌个什么呢？取礼（节文）而舍耻辱。
至于“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一语，孔安国《注》，以及皇侃、邢昺二《疏》皆将“因”训作“亲”，将“宗”释为“敬”。孔曰：“因，亲也，言所亲不失其亲，亦可宗敬。”甚至有人将“因”作“姻”，俞樾《春在堂随笔》引：戴望《论语注》：“‘因不失其亲’，‘因’读曰‘姻’。姻，外亲也。姻非五服之亲，然犹必不失其亲，以其亦有宗道。杂记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外宗为姑姊妹之女，舅之女乃从母。”恐有失所指。朱熹《集注》：“因，犹依也。宗，犹主也。”笔者认为：这两句自“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而来，故以这两句话来总结前文而收尾也。所以，将“因”作“相因”、“相依”会，李充《论语集注》：“因之言相因也。信近义而复本，礼因恭而远嫌，皆不可失，斯乃可尊。”不失，不违逆。亲，《说文》：“亲，至也。”《广雅》：“亲，近也。”然“亲”是个形声字，从见，亲声。“见”与“至”义相通。故这里取其本义“亲切”会，作形容词；而前之“其”字作助词，起加强形容词“亲”的作用。亦可宗，似乎一语双关：若将“宗”作“要”会，则“亲”字是“信近于义，恭近于礼”的克己关键；若将“宗”作“尚”会，则正洪迈《容斋随笔》所载：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亲近于礼义，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于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礼义而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况于尽礼义者乎？”这说明“恭”、“信”以亲近于“礼”、“义”，为“言可复，远耻辱”的归仁旨趣；或者说“信近于义，恭近于礼”之“近”字，以“因不失其亲”之“亲”字为克己工夫，“亲”以“近”为制心节情之归趣。那么，若能“因不失其亲”者，亦可与人师宗于世也。
有若“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语只贵“可复”者，以“言必信”专为对治“谄”。下下章子贡曰：“贫而无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就此而论，谄是贫者之常情，然此谄情却不但能令人远于义，而且还能让人言而无信。以此谄不合天理人事之宜故，务必要节情制心制义（宜）。胡炳文《四书通》：“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独曰‘事之宜’”。欲使其言可复者，必先制其心、节其情，务使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人事之宜，而与义亲近。佛陀亦为对治世人的谄曲心故，特于“五戒”中制一“不妄语戒”，以除口之四过，净修口业。口四过者，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佛劝人说如实语以除妄言，说正直语以绮语，说柔软语以除恶口，说和合语以除两舌。北宋云门宗僧佛日契嵩尝说：“不妄语，信也。”《金刚经》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打妄语有违佛制戒律精神，律以严身，戒以防非止恶。佛制不妄语戒的目的与意义，无非要铲除世人的谄曲心，俾其勿以绮语而委屈，勿以恶口而粗暴，勿以两舌而斗搆，勿以妄言而虚伪，做个诚实守信者。《首楞严经·四种清净明诲》特强调曰：“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谓得，未证言证。”因为“未得谓得，未证言证”的大妄语，诽谤佛法，毁乱世法，所以佛更不许破犯大妄语戒。佛制不妄语戒有遮止口四过的作用与意义，说正直等四实语的的乃净修口业之关键。欲净修口业者，必先持不妄语戒以除口四过，而说四实语。那么，持不妄语戒而不说“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者，即“信近于义”之克己修养工夫，遮止诸妄语；持不妄语戒而常说“如实、正直、柔软、和合”语者，即“言可复也”之信义相依妙用，奉修众实言。由“信近于义”而致“言可复也”者，即由遮止诸妄语而达奉修众实言，此即转因为果之蜕变。约儒论，由信义（宜）言复而提升道德修养；约佛论，此乃由妄语遮止、实言奉修而到口业净化。
有若“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语只贵个“远”字，对人致恭本为对治己“骄”，下下章子贡曰：“……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富而好礼者也。”所以对人致恭必与“礼”相近而中节，若恭不中节而与“礼”远离则有辱斯文矣。”皇侃、邢昺二《疏》皆引用《易经·巽卦》九二爻辞“巽在床下”为例，说明此恭不合乎礼。巽是卑顺之意，巽在床下，是卑顺过甚。皇《疏》：“恭是逊从，礼是体别。若逊从不当于礼，则为耻辱；若逊从近礼，则远于耻辱。逊从不合礼者何？犹如逊在床下及不应拜而拜之之属也。”佛门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莲池袾宏辑录《沙弥律仪要略》时特设戒律门与威仪门，于威仪门中事师第二列有条曰：“若礼拜，师坐禅不应作礼，师经行不应作礼；师食、师说经、师梳齿、师澡浴、师眠息等，俱不应作礼；师闭户，不应户外作礼；欲入户作礼，应弹指三遍，师不应应去。”清僧济岳《笺》载：“七十二威仪，敬礼师法，候在晨、晡，以表一日始终之诚。出晨、晡，非礼也。若问佛法，及远归不拘，亦须候师无事，然后作礼。师若有事，俱不应作礼。”作为沙弥事师，礼拜其师，理所当然，然礼拜必合乎时宜；若礼不合乎时宜，则礼不是礼矣。作为随侍沙弥，当师正在坐禅、经行、用斋、说经、梳齿、澡浴、眠息等时，俱不应作礼；若强执作礼，则为“非时礼”。《沙弥律仪要略》“礼拜第六”条，特谓“不得非时礼拜；如欲非时礼，须待人静时”。济岳《笺》：“朝暮，大众同时礼佛之时。除此二时，私自礼佛，虽是好事，未免招摇动众。若人静时，及闲居独处，无碍时时礼佛。”明僧弘赞《注》：“非时，谓不合众规，则违逆僧制。人静，则不令众动念。”意谓不合众规的非时礼佛，亦与僧制违逆。看来，儒佛之间的确有相通处。惟与礼合乎的恭，才能体现出恭能“远耻辱也”的核心价值，所以恭必亲近于礼也。这与佛门威仪门里，所强调的作礼必合乎时宜，是一个道理。契嵩尝曰：“不淫，礼也。”《观音经》：“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此则从爱护女性的角度而论，女人更应以貌与相相扶而弥显其德。端正貌则招宠爱，有相则招于禄敬，合则“众人爱敬”。若只有相而不端正，则有敬无爱；端正而无相，则无爱有敬。若爱带慢，何谓为德？爱而敬之，端正有相。所以女性向人致恭时，更应试急急讲究因礼制宜之恭也。
还有个问题亦须提出来与诸哲商榷探讨，夫子尝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做人准则，然孟轲又据“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而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黄侃《疏》对有若“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句，下注曰：“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为信近于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复验也。若为信不合宜，此虽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复验也。”对此，黄氏又自设问答曰：
或问曰：“不合宜之信云何？”
答曰：“昔有尾生，与一女子期于梁下，每期每会。后一日急暴水涨，尾生先至，而女子不来，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复验也。”
邢昺《疏》亦引此故事，谓信不合宜时，亦不必强求其复言也。蕅益《论语点睛》：“只贵可复……，不必定复。”约孔孟通权达变而论，须准“义”而论“信”：信近于义，言则可复也；信不近于义，言可不复也。尾生宁可溺死而守约的精神希有难得，然当水涨急暴时不宜在桥梁下死等，那怕在桥上或水涨不到之处等也好。佛虽教诸比丘务必要严持禁戒，然也并未要求非死执戒相（戒律条文）不可。对于佛制禁戒的持犯，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可盲目定执戒相。欲持禁戒，先须明白“开、遮、持、犯”之要义。通常，遮即持、开即犯；有时，开则持、遮则犯。戒之“开、遮、持、犯”，须准“止恶生善”原则而下定论。佛制戒的本义是止恶，防患于未然；遮能止恶故，遮即持戒。若只有开才能止恶生善，那么开即持律，遮则犯戒。就如《五分律》卷第二所载一案：
有阿练若处比丘，见野猪被箭走来，共相语言：“当莫道见！”猎师寻至，问：“比丘！见我所射猪不？”答言：”何处有猪？是谁猪？无有猪。”后作是念：“我言无猪，将无得藏猪罪？”生疑问佛，佛言：“不犯。若有如是因缘作余语破其问，皆无罪。”
自佛制不妄语戒后，不许诸比丘无故而妄言，务必要说正直实语。然诸比丘为了保护野猪的宝贵生命，则不得不打妄语而诓猎师。约戒杀护生而论，当时诸比丘见野猪而言不见者，源于慈悲护生。看似那比丘破犯了不妄语戒相，实则变相地奉持了不杀生戒行，此中开缘即持戒。据律藏所载，于此因缘，更应方便答猎师所问曰：“观空观爪（自己看脚迹）。”如斯而答，既不犯不妄语戒，亦还能保命野猪。这个案例，则说明了佛制不妄语戒有“开缘”；这与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异曲同工。
有若这章最贵之一句，就是“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义不是信，然以信不失于义故，其言可复而必信也；礼不是恭，然以恭不失于礼故，合乎礼的恭必能远耻辱也。信因义而诚，信诚则言可复也；恭由礼而敬，恭敬则耻辱可远也。信之与义、恭之与礼，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人之二足，相因相依，不可须臾离也；须臾不可离，方为克己归仁之坦途达道也。“信近于义”、“恭近于礼”之“近”字，即“因不失其亲”之“亲”字。当信近义、恭近礼的工夫纯熟到“亲”时，信何不义，言岂不复？恭何不礼，耻辱岂不远乎！所以这个“亲”字，便是中和中节之学的一大宗趣，亦是与人师宗于世的一大关键。只要将个“亲”字落实贯彻于民生日用中去，则无信不近于义，有恭皆合乎礼。这里，“因不失”三字，是“信近于义”、“恭近于礼”的先决前导，犹人之有目；“亦可亲”三字，是“言可复也”、“远耻辱也”的坚强后盾，犹人之有足。惟目足并运，方见夫子之制心制义（宜）处，有若之亲切苦心处。明僧天界觉浪道盛禅师尝释此章曰：
夫尊亲与亲民，是皆因其天然；而不失其民生日用最亲切处，立出种种名，以为千圣制礼作乐所因之宗也。义岂远乎哉？信一近之，便言可复。礼岂远乎哉？恭一近之，便远耻辱。近与亲对，而义与礼与仁，俱从近中写来，乃是吾人最亲切处。信因于义，恭因于礼；而此礼义，又皆因不失其亲，亦可立为宗旨，亦可与人师宗云尔，非是不失可亲之人也。唯识指出亲见分、亲缘缘分，言“心外无法”可作耳。
此则将民生日用最亲切处之信、恭，全盘指归了当人之心源本性了也。就中“因”、“亲”、“宗”三字，透露了有若彻见夫子心传处的好个消息。言因包果，信恭以近于义礼为因，以言可复也、耻辱可远也为果；宗有体有用，体宗以亲仁为本，用宗以近义近礼为主；举亲括疏，信恭以义礼为亲，以耻辱不可远也、言不可复也为疏；若近亲远疏，则言可复而耻辱可远也。若能远疏近亲，自可转因为果矣。试问主此可转者是谁欤？惟善用其心即得。噫！
水中月是天上月，谷底风作陇头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