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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长
母亲不愧为出身一个戏曲家庭，演了一出美人救夫的戏。
父亲一直没有盖上那个曾经让母亲梦想着的楼，那个与树一样高摇摇晃晃的楼——陈楼。接着在历次的重大历史变革中，他渐渐认识到人性与自然的结合与分离，在四十年代末期毅然把十余亩的烟叶地分散给了乡邻，在当时这一举动是很有前瞻性的。
母亲说：“二哥时间在不停地走动，把烟地分给大伙种吧，俺们的年龄都一天天老了，也照顾不过来。咱们就二弟一个人也用不了多少东西，这孩子也大了，自从到了省城上学，轻易的也回不了家，一说路途远，来一趟车船码头的也挺能折腾的，将来总不能把这地背到省城里去吧！再说了二哥，这孩子从小不但身子骨硬朗给你一样，而且很有主心骨，不知道将来能飞到哪里去呢！”
父亲说：“不论他飞到哪里，那怕是飞洋国说洋话还能忘了你骑牛‘蜕变’的娘啊！你就说那个地吧，我还真没有考虑过！”
“这一切谁知道将来的日子能到哪一步！多少是个多，听俺爹说外边都闹着分田地呢！不然就趁着这个劲就分给贫穷一点乡邻就算了吧，俺们也落个名声。”
父亲望着房梁上空洞洞的燕窝，长叹了一口气说：“哎，是啊......”声音深长。不知道满堂春怎么能冒出来这个不天不地的话来，沉思一会低下了头说：“就是没有盖上陈楼，心里老想着你来陈楼的时候问我时的那双眼睛。”
“你还想着那些事情啊，过去这么多年了，那时候都是些小孩子，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样想！”
“那个带雾的眼睛让我印在心里了......”父亲的眼睛也泛起了薄雾来，声音些许哽咽。
“这世道不停的变化，咱们也得随着‘天气’的变化走！俺爹也说：‘外边风言风语的’，看看谁家能把这地种好了，孩子多的，选一些贫穷一点的户主给他们吧。”
父亲采纳了母亲的意见，把地像砖头瓦块一样扔了出去，两手背在身后，回头望了望。
因之父亲也清闲了许多，直到结婚十二年后，母亲终于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地生了一帮男女后，像一只歇窝的母鸡又停了停，这一停就是十三年又生了我，那时她已经四十多了，这一年正是“四清”运动的开始。
父亲说：“这个‘小捞渣’脾气够犟的，把我们折腾了这么多年他才出来，他是早晨出生的叫光亮吧，将来可以发光发亮。”
母亲说：“有一个不平凡的开头，就有一个不平凡的结尾。”母亲在怀里抱着我，看了看在大队部当着官员的父亲。
若干年后，也许在今后的若干年我都是个平凡人，也没有发光，也没有发亮。
日子像东边那道最早发出黛青色的光亮一样，一会儿黑了，一会儿又白了，有时候来的早些，有时候来的晚些，黛青色过后方显色彩各异:赤橙黄绿青蓝紫，天天都这样过着。让人、让事、让物慢慢熟透了，再慢慢地老去。
大队部的职业非常繁杂而奔忙，人人争抢着为社会“服务”，在服务的同时也在不停地为自我服务，这样一来就出现结伙拉派，并各自发挥着自己的能耐和秉性。父亲官二哥怎能甘拜人下，长期的伴耕伴读养成了所谓的清流风格，也是一个秉性刚直的人，他说：“在队上各色格样人都有，总有些干部想占便宜的，谁越是想占巧，就越是不让谁占巧！”
母亲说：“没有人喜欢你二哥这样的清流，别仗着破鞋不扎脚，身子正不一定不怕影子歪，现在都是这一派那一伙的，你可真要注意一点。”
事情不出母亲所料，父亲终于在生我那年的秋季弄出了事来。
事情的起因还是在十余年前父亲赠送土地的事上引起：我家族经过多次商量：让贫苦人家、人口多的并且勤劳的人根据不同的情况给点地，地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其他家户怕有不平衡的怨言，将来出乱子就给了点梨靶、农具等物品，也有给点食物的农户。这样一来由于分配的“不公”，有些人一直怀恨在心，当时李三孩家境好点就没有给他，如今“四清”工作队就住在大队部，他是工作队的副队长，就借助这个四清的“光亮”为当时的“不公平”喊了冤。
李三孩说：“开了几次会了，看不到‘蚂蚁’（把阶级敌人说成是蚂蚁），得集中火力批斗‘五类分子’。现在形势紧迫，十几年前的阶级敌人还没有挖出来，官二哥就是一个，那个时候就私自分地、分物拉帮结派，隐藏了十多年，分的那地其时就是集体的地。利用这种方式拉拢不坚定的社员，对贫下中农刻骨仇恨、伺机反攻倒算，梦想复辟变天，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别小看这些内部隐患，这说明社会渣滓已经钻到我们的内部了。”
父亲说：“这是祖辈勤劳做买卖的赚下的地！其它大队的那个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
李三孩说：“哪个大队还有，今天你给我说出来，哪里还有没化成地主分子的顽固分子？你说出来我去逮他们！”李三孩瞪大眼睛。
“当时是我们自愿分给大伙的！”
“胡说，还有那个满堂春，出身一个演传统戏曲的家庭。现在看出来了你们是拿着集体的地在做买卖，在拉关系为贫下中农作对头，这次幸亏有这个东风，把你们一扫而尽！”
这下父亲说不清楚了，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群众往往没有全面了解国家政策，只是这一派那一批的跟着风，为了凑够需要上报的“坏人”人数，有时几个人做莫须有的伪证竟然就能成立，数字有了就按着数字行事，不问你青红皂白。
现为赤贫农户在生产队担任小队长的贾高富十余年前与李三孩家境相同，因家境尚可，父亲也没有赠地赠物、赠粮，贾高富一直怀恨在心，李三孩就伙同贾高富等人因同样事情就此激化矛盾说：“大家看看，现在啊！有些干部就是乾隆下江南撇下来的鱼鳖虾蟹，干部的子弟穿的给花王霸羔子样！”
贾高富说：“当初他们一家还雇人，剥削一帮戏班子。”
事情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开会，终于证实了父亲是真实的地主分子！样样据实，这个真正的地主隐藏在社会当中十多年没有挖出来，终于通过“四清”运动的这股东风，深挖细作与实事求相结合证实了官二哥就是真正的地主种类。
既然大队在这次运动中揪出来地主了，多数人深为高兴，要抓紧批斗别让他们翻了身，跑到蒋匪那里去告状。
李三孩副队长组织人员在不同的地点开批斗大会，用麻绳拴个牌子，挂在父亲的脖子上，上书漆黑大字“深藏地主官二哥”。
贾高富说：“这样怕批不倒，批不臭，还得把满堂春请出来，这个地主婆要出面才行，而且不能一阵风，要长期地批。”
经工作队研究，确定了贾高富的建议，第二天就把母亲给揪了出来。这次是开父亲与母亲的专题批斗会，没有陪绑的，会台搭在花打地河南岸，母亲脸色凝滞，一声不吭地掂着小脚路都走不稳，被两个民兵硬是架到台子上，怕她倒了左右一边一个扶着，工作队给母亲剃了个“莫西干头”，莫西干头是两个鬓角的头发都要剃完，越向上剃越规范，脑后及前面都不要剃除，像个船的形状以示侮辱。为了更好的加深对地主的印象，也在父亲的头上胡乱的剃了个十字道，脖子上挂着用麻绳拴着的那个牌子，牌子是很多天就准备好的——“深藏地主官二哥”，漆黑放亮。母亲脖子上是临时凑合的牌子，比较“简陋”，是一块很小如同板凳面一样大小的木板，木板上书“地主婆子”，寓意简略，字迹潦草。会开到起劲处，贾高富把父亲吊到低矮的春树上，让父亲的脚离地有一尺高的距离问：“看到蒋匪了吗？蒋匪吃的什么饭？是不是油饼腊肉？”
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坑，耷拉着脑袋。
贾高富看到父亲没有吭声，认定一定是与工作队对着干，就把麻绳一松。
父亲似欲跌倒，随即又将绳子牵了回来。
贾高富又把父亲吊得稍微高一点，心想：不能太高，别摔得没有气了，这个典型一失去就无法向上级回报了。
“没有看到蒋匪吃的什么？看到睡的什么床也可以，说出来一样也不就没有事了，省得社员都在为你赔罪了。”贾高富高声说。
台下的人也起哄：“看见没有看见，随便说一下得了，这是干什么啊，人家又没有坑害咱们贫下中农！”
台下人见有一个撑头的可以发言，其他人也看不上接着说：“贾高富你看看你的名字‘高富、高富’也带着地主的样！”
贾高富一听着了急：“我是个‘贾’（假)的啊！我姓贾是个‘假高富’！”
台下的人又要起哄：“你说假的，就假的了？......”
贾高富见事情不妙,恐火烧到自己身上:“贫下中农们觉悟要提高，要警惕！今天老蒋不饿，没有吃饭，所以地主分子看不到他吃的什么饭，下次赶上老蒋吃饭的时候再批斗他，他就看见了。”
父亲咬着牙，没有说一句话，他想到了母亲，他为母亲看到自己如此不堪的一切而难过。
母亲是被平板车推到家里的。
父亲直到傍晚才回到了房间里。
他们两个相见后，父亲避开了他们的孩子，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满堂春咱们去死吧，我想好了死的办法，就去花打地河里，我知道哪个地方的水深，不要让他们再救上俺们来了！”
母亲听了他这一句话，抬起脸看着父亲刚刚剃过的“阴阳头”，阴阳头在黑暗中发着白光，眼泪已经挂满了脸，手指摸着头上踢过的印记，手微微抖动着说：“二哥......”她叫了一声再没有说下去，嗓子哑了。母亲的声音似乎从胸腔发出！她就叫了两个字就说不出话来，脸一直望着父亲，手还在不停地抖动着，停了一会说：“二哥不能死啊，只要俺们不死，俺感到他们还不敢把俺们这样整死！再说俺们还有这么一窝孩子，还有二哥呢。”
父亲说：“快！别提二哥这孩子了，他毕竟是小孩子心眼，怕连累他高升！自从咱们带上了地主的帽子，他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来过一次信。”他两个手抱着低下的头绝望了，“这样折腾我们还能撑多久......”
母亲说：“总有个出头日子啊，等到那一天我们平方昭雪再死也不晚！”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家里平反昭雪。
这时候他才慢慢长长地喘了口气，脸扬了起来。
官二哥与母亲在那个年月挺了过来，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身体和心灵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他不再有“拿了弹弓向那鸡巴不假思索地射去”那样的傲气、“‘呯！’一枚弹弓的石弹丸从窗户中射入满堂春的西厢房内”那份的风流。感到去日苦多，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只有追求才有获取。平反昭雪了，无物之阵了，还有精神上追求目标？生活真的没有了盼头？母亲想二弟，二弟也没有来，自从去了省城求学来了一次，还带了一张他生机勃勃的照片来，就再也没有来过，后来写了两封信，再后来信也不写了，母亲的信也不回了。人生是过程，不是那个果实，已经走过曾经有过的那个过程，哦！已经够多了！
母亲上天捆起来挂在屋檐下的皂角，黑黑的皮，大大的角儿在空中摇晃，风穿过皂角的黑皮发出“唰、唰、唰”地响声了，有两枚皂角带着几绺丝，细细地也在屋檐下飘。父亲坐在祖父留下的碾盘边，母亲还在旁边捆皂角，她说：“等再晒上几天，角儿干了，就可以掰烂一块洗衣服用。”
父亲望着被母亲捆起来皂角上飘飘的银丝儿，一动不动。
这是村里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父亲和母亲。
第二天，早晨人们被露水打湿了鞋袜，在花打地河里看到水里漂着直直的立着的两个头颅，才发现了他们两个已跳到河里多时了。河岸上有一片压倒了的豌豆央，花儿被压的残缺不全，可以想象他俩在这里坐了好久，叶子又重新支楞着，被压倒的茎依然在原处努力地盘旋、盘旋。
这地方正是当初官二哥带满堂春第一次回陈楼放歌的地方。“父亲把脸仰向了天空，扯着嗓子干嚎了一阵子。”
母亲说：“‘你怎么舍得给我呀......看看你能再用它换个‘满堂春吧！’母亲捂住嘴，偷偷窃喜......”
铁也换 铜也换
就是不换石头蛋
那天换过石头蛋
压得我三天没吃饭
......
豌豆花如同初年。
早晨的阳光尚好。
......时至今日我能提起笔来，以文字来叙述这种过程，文字是多么的苍白和羞愧。
河岸上依然是“彩色的蝶儿上下翻飞，白色、粉红、榴红、大红、蓝色、堇紫色、深褐色，亦有带斑点或镶边翼瓣的”豌豆花。
人们从河里把他们双双打捞了出来，父亲和母亲手里握着同一副弹弓，母亲紧握着弹弓的把手，父亲抓住拴在弹弓上的皮筋。
母亲把她的手指和脚趾上的大拇趾重新漂染得赤红，也许就是在昨天。
夜深，直到如今。
我拿着父亲留下来的弹弓转过老屋，踱步走过那颗长在胡同中的老槐树，来到花打地河边，望着满河筒的绿水，脚步下几瓣落掉的豌豆花掰，布谷鸟从远处传来凄婉地叫声，心中嫣然：父亲、母亲能不流泪吗？是的他们一定是流过泪的。他们离开时我只有十五岁，他们也刚入花甲之年，死，对他们还有距离，他们只是午后三、四点钟的阳光，可以在早晨阳光下的房前屋后种药、除草、纳凉；可以看苇絮浴日，花桂飘零。我还年轻，可以分给许多的生命给他们，可是，人，什么都不能......
村里人在二十余年前我家烟叶地里的祖坟旁边，深挖着父亲和母亲送葬的墓地，突然传来吱吱咯咯的声音，大家快速跳下发现是四块宽大的石碑，众人气喘吁吁地将石碑抬上来，擦去石碑上的泥土展露出清晰的文字：
“陈君枫，群舍名曰官二哥、夫人满堂春捐资立校纪念碑：
民国二六年夏，日伪侵入华北，生灵涂炭，民生于水火之内也。寇，烧吾房、掠吾粮，五谷未登场，大布未离机，已非吾所有。学室爆破余数间，儿无可复学者也，闻者甚惊，陈楼村之躬耕者陈氏‘官二哥’及其妻满堂春，本为伴耕半读之乡绅者，睹其状甚急焉，随率众补之，间或有舍人之众之，奔忙之十日有又，且舍于钱粮，儿复学至于是日。
乡人无以报之，勒石以念。
民国三十年仲春。
陈君官二哥先生捐资洪灾纪念碑。
.......
天边落下了细雨，慢慢的碑文清晰了。
2020年3月28日晨修改于北京豆瓜棚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