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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9岁的民办教师郑文武争分夺秒复习了一个多月的功课后，走进了中断十年的高考考场。郑文武抱着必胜的信念，满心期待着能收到哪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冬天的北方山村，天地之间萧萧条条，了无生机。鲜花绿草早已没了踪影，树杈一律光秃秃的，高悬枝顶的鸟巢尽现全貌，单薄寒酸，令人担心随时会倾覆；小河干涸，偶有几处小水坑也被硬冰坨填得满满的，一铁锤砸下去不过表面起一道白痕而已。空气干冷，八、九级的北风时不时光顾，刮得天昏地暗，仿佛无数的地狱冤魂蜂拥而出，彼此应和，发出凄厉的啸吟，听得人心发紧、血凝固，胆小的人晚上需要用被子蒙着头才能睡觉。风裹着寒气见缝就钻，哪怕穿着皮棉袄也能叫人冷得骨头疼。即使出太阳，那点微温也早被冷空气吸了个干净。哪条路上都见不到几个行人，人们多半时间都是缩在屋子，围坐在煤球炉边烤火取暖聊闲天。
北方人早就习惯了年年都要经历的这种“长空万里绝飞鸟，卷地北风吹马倒”的冬天。今冬不过是去冬的重复，虽然照样令人讨厌，照样让人恨不得一下子就跨进春天甚至夏天，脱得光光的一头扎进河里游个痛快，把身上积的污垢和晦气洗个干净，但总还是会出现新的期待和希望。
郑文武在这个冬天的新期待和希望就是自己能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哪怕最低档的分数线都行，只要能走出农村，就是上个技校他也愿意。对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要想出人头地，考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整整十年，考大学对他们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只是别人家孩子的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的大学就停止了招生，开始实行推荐上大学。能被推荐上大学的基本上都来自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等群体，只有少部分属于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工农兵大学生”是人们对经推荐上大学的大学生的统一称呼。
当然，即使来自同一阶层，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被列入推荐名单，首先你得是政治思想纯洁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次你得身体健康，年龄不能太大，最好在20岁左右，且不能是文盲，起码要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否则，进了大学，听不懂老师讲的什么，看不懂书上说的什么，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刚开始实行推荐上大学时，凡上榜者都要参加录取学校的入学考试。1973年发生了张铁生白卷事件，之后，入学考试这一环节就被取消了，直接推荐成了走进大学教室的唯一途径。
说是推荐，实际操作远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名额限制是跨不过去的坎儿，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名额不仅非常有限，每年还会有变化，被剃光头的地方比比皆是，加上筛选、上报的审批流程严之又严，因此，谁要是上了推荐名单，伴随着他的就是羡慕嫉妒恨。家里人高兴归高兴，但在外人面前还得藏着点儿得意，免得人家因为吃不到葡萄故意说几句酸话给你听。这样的谦虚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既给了别人面子，也博得了别人的好感和支持。
对郑文武来说，推荐上大学就是天方夜谭。现实条件好比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就算他家成分是“下中农”，符合推荐条件，但处在这么个太行山脚下的穷山沟沟中，想要分到推荐名额好比上天摘星星。除了步老父亲的后尘，披星戴月脸朝黄土背朝天为家里多挣几个工分外，郑文武想不出他还能有别的什么好出路。去年高中毕业，他就打定了主意，回家好好种田，为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努力劳动。只是他没有想到，他回家务家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大哥郑文礼已经为他谋划了另一条令人眼馋的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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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华夏大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愈卷愈高，连最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也被村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取代。太行山脚下的桂北峪村也被“山河一片红”的狂热形势搅得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郑玘佩22岁的长子——郑文礼，在革命的洪流中热血沸腾，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 ……”的红歌；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光荣地加入了村民兵连和革委会。郑文武上高中期间，自诩为革命小将的大哥郑文礼已经凭着一股狠劲从小喽啰一路升到了村民兵连长和村革委会主任的位子上，成了村民们仰头高看的最高领导，郑家俨然成了村里的1号家庭。
闹革命归闹革命，长兄如父的责任还是要担的。作为长子，替父母分忧，在郑文礼看来，责无旁贷。正是因为心里早早种下了这种思想，1965年，他毅然放弃了通过参军改变命运的机会。本来已经应征上，就差最后一次体能测试了，他打起了退堂鼓。爹娘已年过40，三个弟弟，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7岁，唯一妹妹年仅4岁，他要是走了，这一大家子要怎么生活下去，他实在无法想像。
不忍心一走了之，又担心父母不同意，郑文礼只好擅自作主，来了一出先斩后奏，借故没去参加体能测试，脱下了已经穿上身的军装。虽然万分不舍，他也没感到后悔和遗憾。作为家里唯一能帮爹娘干活挣工分的劳力，他不能丢下父母和弟妹，只图自己的前程。
三年后的1968年，二弟郑文智和三弟郑文信先后参军、招工离家，已经结婚成家的郑文礼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四弟郑文武身上。他希望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四弟能多读书，把书读好，光宗耀祖。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通过读书来实现“跳龙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难道让老四回家像自己一样啃土疙瘩？郑文礼坚决地摇了摇头，老四好歹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怎么着也得做配得上文化人的事。至于他将来能不能光宗耀祖，那是将来的事儿，当务之急是给他找个体面事儿干着。
比较来比较去，郑文礼认为上上策是先将四弟安排进村里的小学校当个民办教师，虽然不在国家正式编制内，好歹算半个吃公家饭的人，不但不用干体力活，每个月还有额外的福利：大队给30个工分，公社发18块钱现金补贴。在郑文礼眼里，这个成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四弟，又聪明又机灵，从小到大学习不用大人操心，门门功课都好，数理化尤其拔尖，上了高中，不仅进了学校宣传队，还是骨干，吹拉弹唱样样拿得出手，绝对不会误人子弟。让他教小学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还绰绰有余。
拿定主意后，郑文礼抽空将自己的想法和父母亲说了。
郑玘佩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中等个儿、宽额长脸、眉短且浓、细长的眼睛亮而有神。这个刚满45岁的山里汉子，可以说是在苦菜坛子里泡大的，不满周岁，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在战火纷飞中东躲西藏地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又两度被日本兵抓去做苦力，被分派做挑水、割草、养马的下贱活。他喜欢喝点小酒，对地方戏曲秧歌情有独钟，只要有人跟他聊起秧歌，他就会一扫平时寡言少语的木讷样，兴致高昂地停不下嘴，还时不时唱上几句。逢年过节，村里搭戏台唱戏时，他偶尔会上台客串个角色，过过演戏的瘾。
赵美书属于夫唱妇随型的贤妻良母，比郑玘佩年少1岁，常年劳作的好处是她虽然已是44岁的中年妇女，身材却没有发福变形，还很健康；坏处是皮肤经风吹日晒，早没了青春的水润光滑，略显粗糙；额头眼角已经可见细密的皱纹。好在她天性乐观，像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村家庭妇女一样，欣然接受了岁月对外貌的改变。在赵美书心里，能过上不愁吃不愁喝的安稳日子比什么都强。操持家务，把丈夫和儿女照顾好，让他们每天有热饭热菜吃是她最大的任务。
大儿子当家做主，尤其是当了村民兵连长和村革委会主任后，郑玘佩和赵美书就把大儿子当成了主心骨，有什么事就找大儿子商量，一致认为，只要是大儿子说的，准没错。
现在既然大儿子对老四有这么好的打算，老两口巴不得早点办成早安心，哪里还会说半个“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