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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路玲玲和谭家生在郑州火车站坐上去深圳的火车。车厢内人多行李多，站台上送行人也很多。仿佛是欢送英雄出征，每个人脸上有一股压抑不住兴奋、激动。车上人踌躇满志、意气风发，送行的人个个羡慕。
路玲玲他们则表情凝重，沉默无语。他们已经双双辞职，怀里揣着路玲玲母亲找同事借来的600元，现在没有退路，只能前行。母亲吴英忧心忡忡地隔在窗外，瞧着女儿，落下心痛的泪水。
路玲玲与谭家生来到深圳后，租住在一家农户新修二层楼房，他们住在二楼一间十平方米小屋，一张双人床床板放在两条长凳上，人睡上去还要左右晃动，随时防备床板落地。
到深圳第二天，他们不敢休息，一大早两人各背一个绿军挎包，搭上手扶拖拉机，去工商所办理执照。不久，他们的“家生电气安装公司”成立，租屋门前有公司牌子。接下来便是揽活就是承接工程项目。
这栋楼房内，上下层每一间门上都钉着木牌，写着各色各样公司名字，来深圳的年轻人在各自房间里忙碌着。
谭家生和路玲玲像两只相依相伴的小燕子，在入冬前艰难寻觅食物，构筑恩爱巢穴。此时，路玲玲已经有点出怀，走路不再像以前大步流星，只能小心翼翼。谭家生当然是“护花使者”，保护在路玲玲左右前后。
他们两人穿着典型“打工服”：一套军绿服，一双“解放”牌胶鞋。他们打算先到就近工地去找工程，碰碰运气，然后再扩展到较远工地。
深圳的工地是开放式的，没有围栏，只是用布条围住，不准外人进去。临建办公区建在工地旁边，设有门卫，门卫不管承揽工程的人员，谭家生他们可以直接进出办公区，站在项目经理办公室门外等候。当然等候人比较多，有时会排成长队。项目经理就叫办公室主任来接待，办公室主任不懂工程，他的办法就是叫这些人改天再来。
谭家生看这样不行，他不再带着路玲玲去等，他一个人去，只在办公区外等项目经理走出办公区，单独与项目经理交流。他能想到这一点，其他人也能想到。项目经理走出办公区到工地一路上会有好几个人拦住自荐。谭家生也试着提出给项目经理回扣，项目经理拒绝。他以为他给的回扣太低，向同行打探，同行说这个项目经理是一个怪物，从不要回扣。他很庆幸，至少这位项目经理不是贪财的，是以工程质量为重的，他不想再到别的工地，他还是想在这位正直的项目经理手上接工程，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一个月后，他坚持每天陪项目经理从办公区走到工地，他不再提承揽工程之事，他给项目经理汇报他的工作业绩、工作成果，他相信他的真诚肯定能感动上苍的。
进入第二个月，进入冬月，寒气阵阵，落叶满地，大地萧条而落寞，迷茫的雨水，瓢泼而来。仿佛要浇灭希望，前程越来越不可揣摩。
在雨中，他照例坚守在办公区门口，等候着项目经理出行，他高举着雨伞，想为项目经理撑伞，但是项目经理拒绝。谭家生有点绝望，他不知自己哪里出错？他知道越是这样时刻越不敢放弃。他咬紧牙关，严格按照项目经理的作息时间，继续守在办公区门口，风雨无阻地陪伴着项目经理去工地或回办公区。以前门庭若市的项目经理办公室门口，现在只剩他一人，孤独地坚守。
突然有一天，项目经理开始询问他的基本情况，希望出现。
一周后某一天上午，项目经理给谭家生介绍一个包工头，说有什么事情跟包工头说，这个包工头姓谭。
那天是晴天，阵阵凉意顿起，却不刺骨；片片落叶飞舞，却不凄凉；在阳光下感受丝丝暖意，马路边或工地上的树木、小草更加浓绿。
谭家生与谭包工头站在工地红布条线外聊天。那时包工头的着装全是一样的，上身穿圆领T恤，外套西装，下身配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落满灰尘的牛皮鞋，显得有派头又有钱。
谭家生与包工头聊得很顺畅，因为他们都是山城人，而且都是石柱人，又都姓谭还是本家。他要牢牢抓住这个谭包工头，要通过他承揽工程。
谈话中断一会儿，谭包工头好像想起什么，突然问。
“你老汉叫什么？你是哪个镇的？”
“叫谭茂富，马步镇的。”谭家生有点疑惑。
“家生啊！我是你二伯，就是很早就离家到沿海城市打工的那个二伯啊！你想起来没有？你肯定听你婆婆念叨过，还骂过。”二伯谭茂财脱下安全帽，露出大脑门，两眼炯炯有神。大脑门是谭家生家遗传基因。
“你爸叫谭茂富，我叫谭茂财，你三叔叫谭茂发。对不对？你母亲叫李季花，是从山坝村嫁过来的。是吗？”谭茂财得意地说，看着谭家生吃惊的表情笑起来。
谭家生真没想到，自己会遇见从未谋面、家族早已遗弃的二伯，相遇在同一个工地，他相信是真诚感动天地。
谭家生给二伯谭茂财介绍他们的现状，谭茂财听得很仔细，想想说：“这样，你把名片给我几张，我找一找项目经理，看能不能给你们揽些活？电气安装活是技术活，不懂技术会出事故。你懂吗？”
“二伯，我在电厂就是负责施工电气安装，比房屋施工电气安装要复杂得多。我可是大学电气专业毕业，肯定没有问题。”谭家生讲明自己实力。
第二天早晨，谭茂财电话打来，要谭家生赶紧去工地，项目经理要见他。谭家生原以为是承揽工程之事，却是对他进行理论与实际操作考核。
又过一周，谭家生跟着谭茂财在工地红布条外，见到项目经理李树华。
“老谭，你这大侄子真是正规大学毕业，有一定理论知识，也有一定施工经验，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专业队伍。好！我拍板收下！但是丑话讲在前面，工程竣工后才支付全部工程款，这是市场规则，你二伯知道。”项目经理李树华说，他同谭茂财穿戴一样，西装配T恤，再加牛仔裤及牛皮鞋。
谭家生开始承接房屋电气安装业务，他先准备材料、工具、召集农民工，然后按照工程进度表进入工地开始施工。
谭茂财经常抽空来查看，看到谭家生严格地按照施工规范施工，有板有眼，他很高兴，也放心大胆地给谭家生找工程。
到深圳第一年的“春节”，路玲玲与谭家生回漯河结婚，路玲玲于三月份生下谭光荣，她坐月子期间全程由母亲吴英照顾，满月的谭光荣跟着路玲玲回到深圳，同时他们公司业务量不断增加。
路玲玲已经忘记柳征云，只是偶尔看着荣儿的相貌会想起他。
第二年她生下二儿子谭光辉，第三年她生下女儿谭娟。
在路玲玲生下谭娟三个月后，谭家生母亲李季花来到深圳帮他们带孩子。
之前，李季花多次让谭家生父亲打电话，主动要求来深圳帮他们带孩子，实则是想看一看做大生意的三儿子谭家生，谭家生有三年没有回山城老家。
那时，路玲玲与谭家生他们租住一个大院，有五间住房，一个厨房。厕所在院子外面一条马路边上，是公用。他们夫妻住一间，谭家生办公室一间，安装有电话座机，谭家生手上还有一个“大哥大”。做饭保姆王姐住一间，谭家生母亲住一间，还请一个做清洁保姆李姐住一间，五间房全住满。两个保姆都是当地农民，虽然给她们留房间，但是她们俩人都要回家住，因为家里还有老人与孩子要照料。
谭家生母亲李季花，瘦小，皮肤粗糙，一看就是经年累月在农田劳作的普通农民。她手脚麻利，嘴到手到，一个转身屋内屋外便收拾稳当，干干净净。唯一不好，就是嘴快。
李季花来后，首先挑剔做饭的王姐手艺不行，一会儿嫌淡，一会嫌咸，要路玲玲辞掉王姐。然后就是怀疑做清洁的李姐手脚不干净偷她的针线，为此还与李姐争吵过。路玲玲也时常被李季花念叨，说一个妇人不专心在家带孩子，还跟着老公屁股后面瞎忙。谭家生也不能幸免，说他管理公司就要经常骂那些人，否则大家不会卖命地给他干活。反正闹腾一家人不安宁。
但是李季花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吵归吵，吵完后又恢复成平常，就像没发生事情一样，慢慢地大家也就适应过来。如果几天没听到她吵人，肯定是她感冒。
1989年八月下旬，天气变幻莫测，最开始是干燥风大，刮来一场台风，轰轰烈烈地狂吼而过，着实吓坏李季花，她抱着谭娟护着谭光辉躲在墙角，让王姐和李姐笑话。
“这是妖风，能吹倒房屋，还能吃人。以后再来，你们一定要护好孩子，要不就会被风抓走！”李季花吓得不轻。自此后，她就想要回山城，说这里不能住，太危险。念叨一些时日，也没见她要走，路玲玲只当李季花在说笑，肯定舍不她儿子。
经历过两次台风后，李季花好像更加坚定要回山城的决心，她开始收拾行李，但是仍然没有叫她儿子买火车票。大家以为又是闹腾，没当回事。这期间，她到谭家生二伯家住一周，回来后的第二天。
那天晚饭后，大家坐在院坝聊天。其实也不是聊天，而是各自抱着孩子，因为保姆走。一般是路玲玲抱着娟儿喂奶。李季花抱着辉儿，有时要到院子外面去走一圈回来。谭家生一般待在那间办公室内忙工作，有时荣儿会跟在他身边。就在谭家生领着荣儿从办公室出来时。
“家生，我想很久，在心中憋不住，今天一定要问！一定要问！实在憋不住了！”谭家生母亲李季花抱着辉儿，立在谭家生面前，愤怒地瞪着双眼说。好像这件事闷在她心中让她苦闷、气愤太久。
“你问吧！什么事情？”谭家生莫名其妙地望着气恼的母亲，想着她又要发脾气，他将荣儿放在膝盖上问。
“这个荣儿，是不是你的种？”谭家生的母亲手指着谭光荣生气地问。
“是啊！我是他爸爸！”谭家生知道瞒不住，他硬撑着回答。
“你别装了，我问你二伯。你们还想瞒着我，你找一个拖油瓶的，还不敢跟家人讲，还替人家养孩子，你是傻吗？”李季花气得脸涨通红，直接把辉儿放在地上，双手插在腰上，大声怒斥着谭家生。
“荣儿不是他的种，你儿子要替我养，没人逼迫。”路玲玲奶着娟儿站起来高声回答，将吓得大哭的荣儿拉到身边。她不怕丢人，因为结婚前，她跟谭家生讲明一切，她没有对不起他。
“我不管，我们谭家不会替人养孩子。明天我带走辉儿，他是谭家的种。家生，你必须同她离婚。她是一个丧门星，克死前夫，不能再克你。家生，你一定要离婚！”谭家生母亲抱起坐在地上啼哭的辉儿，扭头出门，又去二伯家。
路玲玲抱着娟儿拉着荣儿回屋里，不再理会谭家生。
此时，谭家生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痛苦万分。他无法面对这种分裂。他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被他母亲直接将他的家撕破。最主要的是他不敢反抗，因为当初所有人反对他读高中，是母亲一人支持他，他的前程就是母亲给的，不能让母亲生气，不可能违背母亲的指示。他像孩子般，号啕痛哭，他的哭声在院子里回荡，敲打着路玲玲的耳膜。
路玲玲哄着两个孩子入睡后，她铺开一张稿纸，写上“离婚协议”。
她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母亲吴英的担忧竟然这么快地应验，她还是没有逃脱“克夫”之命。上千年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传统观念一时半会不可能改掉，李季花的要求也是正常的。但是，她路玲玲也是打不垮的，她决心自己带大两个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路玲玲将离婚协议放在那间办公室桌上。大概内容是：荣儿与娟儿由路玲玲供养，辉儿由谭家生供养。公司归谭家生，给路玲玲支付孩子抚养费50万。谭家生看后没有作声，他昨晚想过带走娟儿，但是娟儿太小正在吃奶，又加上是女孩子，肯定会被他母亲嫌弃，那样孩子会受罪。他抬起沉重的手腕，草草地写上自己名字。他俩各自揣起一份，算是两人正式离婚。
具体手续要到民政局办理，要等两个人都有空，回到漯河去办理。同时将谭家生户口迁回山城。两人都不知道又是哪年哪月的事情。
那个年代，人们早已不在乎户口本，户口与个人经常分离，为生存四处打工，只好将户口丢在某个地方，不再管。虽然那个地方或是自己老家或是上班就业的地方。路玲玲的三个孩子只有荣儿有户口，上在漯河，路玲玲母亲户口本上。辉儿与娟儿没有户口，算是黑户。
离婚是婚姻的失败，不是路玲玲事业的失败。她没有时间抱怨，更没有时间痛哭。掸掸身上尘土，赶往电报局向母亲吴英求救。吴英接到女儿电报后，向领导请长期，立马赶往深圳。
路玲玲不愿坐吃山空，她要再次创业。
她想到柳征云，想到他的愿望。她决定用这笔巨款，注册征云装饰公司，专门从事住宅装饰，因为当时深圳住房已经开始买卖，这是好兆头。她预测未来房地产肯定是最热产业，她决定跟上时代步伐。
当年年底，路玲玲的征云装饰公司成立后，她利用已有的人缘关系，当然也在她的好友郭艳红和汪琪琪作为合伙人的帮助下，很快从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承揽到一栋居民楼的建筑装饰工程。在施工中，路玲玲遍访已建成小区居民，反映最大问题就是防水，包括外墙、楼顶、厨房、厕所等防水。她确定公司工程质量目标：凡是他们公司施工的小区，五年内不发生防水泄漏问题。
五年后，公司回访防水部分无一泄漏，信誉提升。这时，国家颁布《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明确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征云装饰公司的服务对象由房地产公司转变为个体，购房个人对装修提出个性化要求，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强化设计特色，为此，路玲玲开始招聘房屋装饰设计师。
这年，深圳开始办理蓝印户口，路玲玲把母亲、谭光荣和谭娟都上到她的户口本上，他们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2009年，谭光荣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征云装饰公司接替路玲玲掌管经营开发，2011年谭娟大学毕业后开办服装店，主营成人服装销售。
路玲玲闲下来后，最开始是与好友全世界旅游，但是一静下来她就会想起二儿子谭光辉，她渴望早点见着这个二十几年未谋面的亲儿子。
当年谭家生离婚回山城后，他一直坚持每年“春节”前给路玲玲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全是对路玲玲问候与关心，同时夹一张谭光辉照片。
路玲玲收信后也要给谭家生回信，她的回信只有一张两个孩子合影，没有半点只言片语。
二十几年，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2012年夏季的某天，深圳黄昏咖啡馆的主色调为黄色，土黄墙面，金黄座椅，淡黄小桌板，深黄地板，一切都与黄昏相关，仿佛是落日里的一条小船，载着奔波一天的人们驶向静谧安详的远方。
路玲玲与好友郭艳红时常来坐坐。今天她们坐在橘黄台灯下，各自拿着一把褐黄小勺子在乳白咖啡杯里，搅动着浮在咖啡上的薄荷叶，杯中咖啡似丝绒般随着小勺子缓慢旋转，细细地散发出薄荷香味。
“这是一种默契，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也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思念，应该叫着爱情，就是不倦地爱恋着彼此。”郭艳红满怀深情地总结路玲玲与谭家生的通信行为。
“这是爱情，鬼才这样叫！”路玲玲大声叫着。
“小点声，这是咖啡馆，不是饭馆！”郭艳红竖起手指制止。她穿着碎花短袖真丝长裙，披一头长发。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话来，整个身体不停地摇动，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她是北京人，做钢材生意。
咖啡馆里正在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梦中的婚礼》，如一股清流，冲入路玲玲心田，她太熟悉，这首曲子是谭家生送给她的爱情曲子。她不禁热泪盈眶，想起与谭家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你真要去山城，去看望你的二儿子？”郭艳红问。
“我太想辉儿。你说他才一岁就被他奶奶抱走，再也没有与他母亲，是亲生母亲相见。这对一个婴儿是多么大伤害啊！多大伤害啊！你不懂，是一种撕裂的痛。”路玲玲情不自禁地流泪，郭艳红递给她抽纸。
“我不懂，我孩子全在身边，没感受。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冒冒失失地去山城。如果谭家生母亲不同意，你照样见不到辉儿，因为谭家生是孝子。我看还是缓一缓。先给谭家生写封信，探探他口风。万一，辉儿奶奶不计较，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见辉儿，顺便瞧一瞧谭家生。那不是最好结果。”郭艳红分析。
路玲玲不敢性急，这种认亲事情，搞不好就会伤害亲人之间的感情，还是听郭艳红的，谨慎点好。
路玲玲第二天就给谭家生写一封信，没有装照片。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我想看辉儿，太想他！”
一周后，谭家生回信。气得路玲玲撕碎信纸，撒一地纸屑。谭家生回信只有八个字：“母亲尚在，不能相见！”。
“我在老地方等你！”路玲玲坐在黄昏咖啡馆内，给郭艳红打电话。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又遇到遭心事？”郭艳红来到黄昏咖啡馆，一眼就瞧出路玲玲心情不好。
“还不是怨你啊！谭家生回信，拒绝！当初我要不作声，自己跑到山城直接闯进去，我看他谭家生敢不许我看辉儿，说不定就能看到辉儿，可怜辉儿！妈好想你啊！”路玲玲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好，怨我，怨我多嘴，多管闲事。你这样一哭就能把辉儿哭回来吗？肯定不能啊！看来你也没办法。”郭艳红慢慢地说着将方糖放入咖啡杯里。
此时，窗外落日泛着淡黄，如鸡蛋清般，不同于路玲玲记忆里的金黄。
郭艳红知道此时最好方法就是不理会路玲玲，让她自己咀嚼着这些难事，嚼碎，就着一杯浓郁咖啡一起咽下。不是想到法子解决，而是想通透，不再是难事。
第二天上午，郭艳红正在公司里忙碌着，手机响起，一看是路玲玲，她又出什么麻烦事？路玲玲是她们三姐妹里年龄最小的妹妹，她跟郭艳红最好。还有一个比她俩年岁都大的汪淇淇，是做海鲜生意的，是深圳本地人。
“喂，艳红啊！我同淇淇姐到普吉岛玩一周。下次再陪你去，不准生气啊！”路玲玲开心地告别，能听到飞机场播音员的声音。
“滚！滚！有多远滚多远！别再来烦我！”郭艳红挂断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