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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文网于2010年举办面向福建省八〇后的诗歌征稿活动，2012年又举办面向全国九〇后的诗歌征稿活动。阅读八〇九〇后创作的这些诗歌，我感受到他们逼人的才气。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对八〇后诗人的印象，即集体神话“魔棒”下的摇旗呐喊、“轻着陆”生存状态的诗人主体及多元混杂的诗歌书写。我觉得用此形容八〇后及九〇后诗人诗歌还是恰如其分的，可以视为他们的特点。
“集体神话”是我在2009年提出的一个术语，它指向集体力量、集体幻象及集体意识三个概念。集体力量是指非单独个体所显示的力量集合。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受到非议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位诗论家勇敢地站出来，撰文支持朦胧诗，被称为“三崛起”，并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便是集体力量，如果仅凭一人之力，可以想象得到，是很难产生这种效果的。集体幻象是指集体力量作用下产生的非自然事物，包括有形的社会物品和无形的虚拟形态。如，长城是中国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长城即集体幻象；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位是各自独立的诗论家，人们却将其评论朦胧诗的文章视为一体的“三崛起”。再如，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之后便有了九叶诗人、九叶诗派，“九叶诗派”便是集体幻象，但它不像长城那样是有形的，而是一种无形的幻象。集体意识是指人类历史积淀下来的关于集体力量、集体幻象的意识活动。集体力量、集体幻象及集体意识三者又是相互作用的，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个体对集体产生一种变异的情感，即集体的神话。
集体神话是绝大部分人都有的情感，甚至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在诗歌史上，新时期以来的诗人很反感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歌功颂德的诗歌，认为这些诗歌是耕田诗社、种地诗社、XX诗社等工农团体创作出来的，是被集体束缚的产物，只会歌唱阶级、歌颂集体，“假大空”而没有个人的真情实感。因此，新时期以来的诗人们，想写自我的诗歌，抒发个人的真情。然而，他们并没有摆脱集体神话的约束，他们组成各种诗社、社团，提倡XX主义，自称XX诗群、XX流派。可以说，他们也拥有集体意识，也相信只有依靠组织团体的集体力量才能发出声音，只是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露表达集体力量的诗人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不歌颂集体力量，但很乐意创造各种集体幻象。因此，他们还是处于集体神话的牢笼里，只不过稍微隐蔽了一些，朦胧了一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便是崭露于21世纪的八〇九〇后诗人了。21世纪的网络化社会，封闭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一切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表达、传播变得更加流畅。就诗歌来说，不再管知识分子的、民间的还是第三条道路的了，个人化诗歌写作、自由化诗歌写作成为普遍的现象，“我手写我口”，由此，诗歌现场可谓是一片喧闹繁华。八〇九〇后置于这样的诗歌语境，要倡导一个XX主义、一个有诗歌美学主张的XX诗派，是很难的。当然，延续历史的余韵，早期的八〇后诗人确实也有“占山”“割地”的情况，但这是少数的现象，更多的八〇九〇后诗人以散兵游勇式写诗，混杂在诗江湖、诗论坛里。
那么，集体神话没对他们产生影响吗？不是的，奥秘正藏在他们的命名上。“八〇后”“九〇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代际划分，实质上是集体神话催生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集体幻象。对于还没有诗歌主张的八〇九〇后，或虽有诗歌主张而不能得到多数人响应的八〇九〇后， 他们只能以年龄这个相似点结成一个“集体”，他们的潜意识里有集体意识，希望发挥出集体力量和声音。这样，在“八〇后”“九〇后”的集体幻象里，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市面上以“八〇后”“九〇后”命名的诗集也应运而生了。
同为集体幻象，“八〇后”“九〇后”就如同一个力量庞大的“诗群”或“诗歌流派”，不仅影响了八〇九〇后自身，也影响了其他年代的人。正如我们在许多刊物上所见的，刊物向八〇九〇后抛出了橄榄枝，为八〇九〇后开辟栏目、甚至专号，热情地将他们推向社会舞台，使其俨然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除了集体力量的作用外，人们乐意推介八〇九〇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集体神话下的“造神运动”，当推出八〇后代表性诗人后，人们争先恐后地瞄准了九〇后并且津津乐道。就此而言，在强调个人自由写诗的当下，八〇九〇后其实仍在集体神话的魔棒下以诗歌的形式摇旗呐喊，这巩固了集体神话的影响力，加深了人们的集体意识。
事实上，个体的人是不可能逃出集体神话的影响，重要的是认识到集体神话的作用——既发挥伟力的同时，又以幻象约束个体。个人应在集体神话的包围中认识到个人的生存处境，在心理意识上与集体神话拉开距离，体验到个人的生存，也就是真正认识你自己。我觉得，八〇九〇后虽然更强调独立性与个性，其言行常超出前代人认真遵守的规约，但他们对集体神话还缺少紧张感的体验，对人世的洞察还缺乏深刻的一面，因为他们是轻着陆生存状态的一群。
“轻着陆”是我化用来的一个词，也是我基于现实的体会。试想下，就在此时此刻，究竟有多少人是坐在奔跑的车上呢？有多少人是处于远离地面的某楼层里呢？这些脱离地面的人正思考些什么？他们又知道些什么？我愿意将这些人称为“轻着陆”生存状态者。他们像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在信息大爆炸的社会，而只能获得一些虚假的或二手的资讯，他们忙于琐事，无暇去探究一些底层的问题。总体来说，八〇九〇后诗人就是这类轻着陆生存状态下的主体。首先是年龄的问题。虽然八〇九〇后是早熟的，但年龄确实限制了他们的生活阅历。就闽文网这次组织的九〇后诗歌征稿来说，年龄大者也就20出头，刚要迈出大学校门，年幼者才十来岁，正是懵懂的少年，他们更多的是坐在教室里补充知识。其次是工作的问题。八〇后的大部分已经走进社会了，甚至成家立业了，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群体，但他们大部分身处城市，置身第二、三产业的某圈子里，在办公楼、写字楼等繁忙地消磨时光，无暇倾听自己的心声。他们从网络等获取生活的种种信息， 而媒体只会提供吸引眼球的信息，他们无法了解真相或本质，即走入社会却无法走进大众及大众的生活。
总体来讲，不仅八〇九〇后，其实当前的大部分诗人，缺少的是“双脚走出去”“眼睛往外看”，他们的诗歌把许多题材搁置了起来，对于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房子问题、拆迁问题等，他们很少触及， 即使触及也少有深刻性的诗歌。之前的诗歌写大我，现在的诗歌习惯于写小我，写自我的小天地，因此现在网络上发表的诗歌总体给人浮华、单薄甚至无聊的印象。就九〇后的一些诗歌来说，还是比较稚嫩的，这比八〇后的更明显一些。我想引梁实秋一段话：“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青年男女，谁没有一两段往事可以写？”我们的不少诗歌写的就是生活中的这些小事，看不到诗歌的深度、诗歌的广度、诗歌的厚实度和深刻性。造成这种现象，我将之归为诗人的轻着陆生存状态。然而，由于工作及年龄的限制，八〇九〇后还是情有可原的，只要愿意把脚踩进泥土，把眼睛投向集体神话下人们生活的种种情状，一定会有揭开生活假象、击穿生命真面的好诗出现。
上述似乎对八〇九〇后贬多褒少，也许会让一些诗人不高兴，但我无意加入合唱队或拉拉队，我也不想“造神”，如选出几个诗人代表。在此，我甚至连八〇九〇后诗人的名字也不想提及，我只想尽量客观地表达自身的总体感受。其实，我同时对他们由衷地产生一种钦佩、赞赏，我在文章开头就提及，八〇九〇后是有才华的一群。八〇九〇后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使之具备了较好的文学素养。他们虽是轻着陆生存状态的一群，诗歌主题未必深刻，但语言是成熟的；虽没有共鸣性的诗美主张，呈多元混杂的表达，但诗行是有诗意的。总之，八〇九〇后已拥有了良好的条件，只要进一步开阔眼界，体悟世界及自身，不迷醉于集体神话制造的圈子里，不为当前焦躁的诗歌环境所裹挟，也许，在21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精彩的诗歌，并从中出现一批佼佼者的诗人。
（原作于2013年1月，《闽文》纸质第一期前言，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