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新诗走过了百年岁月，但诗坛对新诗百年的起讫时间点并没有准确、统一的界定。诗人、诗歌研究者似乎也不在意准确的时间点，因为这不影响他们确立起“百年”这样的时光跨度。近年来，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层出不穷，成为诗坛最为重要的事件。本文梳理已有的相关活动，分析其得失，望能为正处于进行时的纪念“新诗百年”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促进诗歌活动的良性发展。
一、“新诗百年”的提法
在19世纪后期，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就倡导“诗界革命”，创作“新诗”或“新派诗”，但这些诗歌仍属于古典诗歌。本文所指的新诗是相对于古典诗歌的诗体，起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倡导白话文的产物。胡适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有些是作于1916年，如其中的《他》注明“民国五年九月作”。有些论者基于此将1916年或1917年作为中国新诗的起始年份。持相同观点者不少，那么，新诗历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新时期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到20世纪末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岁月，但20世纪末新诗研究者已提出了类似“新诗百年”的概念。
从搜集的资料看，诗人郑敏在1993年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其中写道：“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包括社会与语言文学的多种因素。本文将主要从汉语的发展近百年史, 来剖析一下这个原因。”[1]文章提及了“百年”，从一定的历史维度来探讨现代汉语与新诗的发展。在1998年，郑敏又发表《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文中认为：“中国新诗的近百年的旅途中, 虽说新诗从无到有, 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和不少诗歌艺术的尝试, 但总的说来, 作为汉语诗歌,中国新诗仍处在寻找自己的阶段；寻找自己的诗歌人格, 诗歌形象, 诗歌的汉语特色。”[2]文章标题和正文出现了“百年”“近百年”，关于新诗百年的时间意识更为明显。另外，谢应光在1996年发表《20世纪中国新诗二题》中总结：“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经百年, 至今仍未‘成型’。”[3]文章指出新诗“历经百年”，但诗人群、诗学、诗歌形式三方面尚未“成型”。可见，以胡适发表白话诗为起点算起，新诗在20世纪末还不足百年历程，但新诗百年的意识却已经产生。
“新诗百年”提法的出现早于新诗的实际历史，这个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新诗产生于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末接近百年，这几乎与20世纪的整个时期同步，在20世纪末，“一个世纪”的意识很自然地投射到近“百年”的新诗上。另外，20世纪末也意味着2000年这新千年的到来，“百年”与“千年”相交叠，正如吴思敬所言：“一个完整时段的起讫又往往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像百年起讫特别是千年起讫这样的重要的时刻，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赶得上的，因而必然会使人，尤其是对时光流逝最为敏感的诗人，触发丰富的诗情与无限的感慨。”[4]这使诗人、诗歌研究者产生“百年情结”，在新诗历程还未百年时，就有总结新诗并开启新的时代的情怀，为20世纪的新诗贴上“百年”的标签。这样，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随之出现了，并延续到21世纪早期。
二、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
最初出现“新诗百年”的提法时，“新诗百年”还是“约等于”百年，作为比较模糊的概念，并无准确的界定，使用范围很有限。在世纪之交，举行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为数较少。一种是个人的行为，新诗研究者回顾总结近百年的新诗成果：1999年李赛撰写了《百年中国新诗流派史》，阐述新诗出现的各诗派及其特征；2003年王光明出版了《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研究中国诗歌变革的行程（但以1898年至1998年为百年）。一种是集体的行为，如2002年《诗刊》编辑部编选了《中华诗歌百年精华》，是较早的新诗百年选本；又如以“新诗百年”为主题的研讨活动， 200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国新诗理论国际研讨会”,总结新诗百年的理论成就，以及2005年8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诗歌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
随着胡适发表《白话诗八首》一百（周）年的临近，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逐渐增多并出现了高峰，成为诗坛的一道重要风景。概言之，诗坛纪念“新诗百年”活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研讨会。2015年，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2016年，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诗百年与今天学术研讨会”，有在扬州举办的“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学术研讨会”，有在南宁举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走进南宁”等。另外，有些诗报刊还设置回顾新诗百年的专栏，发表系列研讨文章。二是朗诵会。近年来，诗歌朗诵呈兴起之势，各地为纪念“新诗百年”举办了相关朗诵会。如2016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办了“新诗百年”诗歌朗诵会；2016年11月19日晚，由安徽省朗诵艺术学会、安徽省诗歌学会、安徽省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阜阳师范学院语言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百年回望诵新诗，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经典”诗歌朗诵会；2017年1月8日，由中山市朗诵学会承办的“新诗百年诗梦同行”——粤港澳台2017年新年诗会在中山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三是诗歌奖。以新诗百年为契机，诗歌界新设了许多诗歌奖，如首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首届“刘邦诗歌奖”、首届“诗探索•中国新诗发现奖”、首届“昌耀诗歌奖”、首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等，还有诗歌奖更名为“胡适诗歌奖”。这些奖项的设置与已有的诗歌奖一同营造纪念“新诗百年”的氛围。
另外，为纪念新诗百年，还有举办采风活动、编选新诗百年选、评选百年优秀诗人、出版新诗百年评论集等。这些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激活了诗歌创作热情，营造了生气勃勃的诗坛，但“此番热闹场景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意味着新诗命运的重大转机，此时还难有定论”[5]。然而，以“新诗百年”为契机，以文艺担当的责任心、以发展诗歌的使命感来举办相关活动，必将有助于新诗在未来的发展。
三、纪念“新诗百年”活动的意义
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应有其诗歌上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一种噱头。现以首届“刘邦诗歌奖”为例进行阐述。
首届“刘邦诗歌奖”由闽文网于2016年发起，诗歌奖的名称貌似与新诗百年无关，其实就是为纪念“新诗百年”而设的，而且有它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汉高祖刘邦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评价说：“这虽是皇帝做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学。”[6]12胡适还列举汉初其他几首通俗易懂的诗歌，以此“表示当时应该有白话文学的产生”[6]13。胡适总结说，汉朝时中国文学就有了两条路子，其中“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6]14。当下，我们有些论者把胡适发表的《白话诗八首》作为第一批白话新诗，而胡适把白话诗的源头推向几千年前的汉朝。可见，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倡导白话，反对文言，但反对文言文并不意味着截然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是后来有些新诗创作者走向极端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置之不理，而一味地借鉴西方、标新立异；直到再后来，才有新诗创作者提倡“纵的继承、横的移植”。闽文网发起“刘邦诗歌奖”，意在借此传达，“新诗百年”岂止百年，新诗创作者不仅要看到艾青、戴望舒、闻一多、徐志摩、胡适等20世纪诗人，还要把眼光投向历史的深处，看到古代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创作的白话诗。
近年来，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各界对诗歌的扶持力度加大，各种诗歌大奖接连出现，奖金少则数千元，多则十万元，获奖的诗作可谓是“一字千金”。与此不同，首届“刘邦诗歌奖”只设一元奖金，即主奖获得者可获得一元的奖励。对此，闽文网主持者解释说：诗歌奖应该是对诗歌作品的一种评价方式，不应该附加太多其他因素。诗人参与诗歌奖，应该是寻求社会对自身诗作的认可，而不应该以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刘邦诗歌奖”设置一元奖金，就是想以此考量参赛的诗人。虽然与各种诗歌大奖有天壤之别，诗人参赛的积极性不强，但近一年的征稿时间里仍收到108位诗人的500多首诗。获奖者璎宁说：“对于写诗歌十年的我来讲，诗歌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表达出了别人看不见的事物，从而照亮心灵。对于一个奖项来讲，无论大小，形式，有无奖金等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者或者评委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阅读和感受了诗歌，并给予了正确的认可或者评价。我曾经在去年黄河口金秋诗会中获得诗歌大赛一等奖，获得万元奖金，它的分量和刘邦诗歌奖的分量等同。”另一获提名奖的癫丫说：“我参加赛事主要是为了检验自己的诗歌水平，参加过不少赛事，也得过一些奖，但是奖金多的没有。对主办方组织的很满意，虽然赛事的名额不是很多，像我这样没有名气的写作者能获奖是对我的莫大鼓励，也说明了赛事的公平性。”首届“刘邦诗歌奖”当然不反对诗歌奖设大奖，只是以低额的奖金设置，倡导诗歌奖的良性发展。诗歌奖不应成为物资的“诱惑”，而是作为衡量诗艺的“天平”，吸引有志诗艺的诗人参与“比武大赛”。
正由于许多诗歌奖奖金丰厚，一些诗歌奖也就变味了，成为争名夺利的场所，关于诗歌奖暗箱操作、“跑奖”的相关新闻也时见报道。有些诗歌奖只有“头”“尾”展示给观众，即观众只看到诗奖征稿启事和获奖名单，而对于有哪些诗歌参评，有哪些好的诗歌却未获奖，观众一概不知。还有一些诗歌奖，主办方全权交给了观众，以投票决定胜负，诗人只得在网络上奔走呼号，到处拉票，结果拼的是人脉、人气，与诗歌本身的艺术质量无实质关系。首届“刘邦诗歌奖”以“民主集中制”避开了上述两种方式的弊端。首先将所有的参评作品展示在闽文网上，接受观众的阅评，然后由评委以诗歌质量为标准进行评判，不唯名家，不薄新人，选出获奖作品。正是以这样的评选方式，首届“刘邦诗歌奖”敢于接受诗人和读者的质疑，在公布获奖名单后并没有听到异议之声。可以说，首届“刘邦诗歌奖”的评选方式在当下的诗歌奖中是少有的，其坚持公开、公正及以诗歌艺术为本位的做法具有一种表率作用，为今后的诗歌奖活动树起了有借鉴意义的标杆。
总之，多年的纪念“新诗百年”的研讨会、朗诵会、诗歌赛、诗集出版等活动，打响了“新诗百年”的招牌。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还处于进行时，从已有的这一系列纪念活动来看，既制造了热闹的诗坛，又制造喧嚣的场景。如何评价这些大小不一的活动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纪念活动不能单纯地只为了纪念，如有论者指出，诗歌活动的诉求一定要明确，要举办有助于诗歌创作进步、诗歌走向大众、诗歌繁荣发展的活动，而对借诗歌之名，消费诗歌、降低诗歌品位的活动要有所限制。[7]同理，纪念“新诗百年”活动，它应该对诗人、诗歌及新诗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诗歌生态；它应该是一道分水岭，在总结百年历史的同时预示着新诗将开启新的征程。
参考文献：
[1]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2] 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J].文学评论，1998（4）.
[3] 谢应光.20世纪中国新诗二题[J].三峡学刊，1996（4）.
[4] 吴思敬.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01-22（7）.
[5] 白杰.2016年新诗研究著作盘点[J].中国图书评论，2017（1）.
[6] 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 文羽.诗歌活动的诉求要明确[N].文艺报，2015-07-24（1）.
（原载《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