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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座城市出生的。文革时，军宣队进校，我做为学生红三司的领队，配合工宣队和军宣队搞斗批改很忙，吃住都在学校，好几个月没有回家。我正准备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时候，身为大型企业厂长的父亲突然跳楼自杀了，我从红卫兵小将一夜之间变成了狗崽子。我母亲是医生，比我父亲小将近二十岁，长得很漂亮，交际广阔，人称第一夫人，不久就嫁人了。
“母亲的迅速改嫁使我受伤的心雪上加霜。我悲愤欲绝，把她的改嫁视为对我父亲的背叛，跑去把她的新家砸得一塌胡涂。学校罢课闹革命，而革命已经不要我了，母亲的新家我死也不会去的。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多，我实在无聊了，也不甘心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就跟着被打倒批臭，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思想是最红的。正好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全校第一个帖出大字报，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扎根革命根据地干一辈子革命。因为我父亲就是从革命摇篮延安走出来的，我做梦都向往那块圣土，常想象着自己扎着白羊肚手巾站在黄土高坡上引亢高歌。
“学校军宣队一个戴眼镜的家伙，是专案组的笔杆子，他说：‘只有革命的后代才能到革命圣地，反革命的后代应先到山区脱胎换骨，炼就一颗红心后才能到陕北。’我就这样被用一种荒廖的逻辑下放到了远安——鄂西一个山区县。我当时想的不是山区不山区，而是‘远安’这名字，是不是意味着远离延安？我这一颗心早就飞到了父亲多次向我描述的美好世界。那里朝气蓬勃，人人都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怎么能到远离延安的地方呢？可是，户口已经被迅速地下去了，粮食关系也给我销了。我别无选择，不得不随着户口，准备到那个听着名字就叫我愤怒的‘远安’。
“全校就我一个人下放到远安。其他同学都下放在江汉平原，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在被催促了几次之后，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先坐火车，然后坐长途汽车，下了汽车又步行一天，才到了我将要劳动改造的腊梅裕生产队。
“还没到腊梅裕，我就喜欢上这地方了。一路上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我是七月份去的，走时武汉正热，大街上每天傍晚都有人为抢地方乘凉争吵不休。每到夏天，武汉人的火气如日中天，整日吵得让人不得安宁。一天二十四小时身上都被汗水褥得粘乎乎的。而这里却是一阵阵凉爽的山风扑面而来，一股股清凉的山泉汩汩流趟，一朵朵山花迎风怒放。有只小松鼠在树枝上跳跃，我放下行李去捕捉，小东西金黄色的羽毛一闪就不见了。转过一道山又一道山，满山的花草树木我大都不认识。
“我感觉来到了世外桃源，远离了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纷乱社会。面对这么纯净、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我从心底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觉得人生真美好。我为父亲的惨死而悲伤。父亲如果当时在这样美好的地方，肯定不会跳楼。他那么热爱生活，会被这里的美好留住生命的。走了七十里路，我已决定，就在这里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再也不回那个让我难过的城市。
“可是，想象总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待到了腊梅裕，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后，就开始难受，半年后，我逃窜了。
“刚去时，乡民们对我非常好。他们说，特别感谢毛主席，派了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到这个偏僻有穷山村。全村男女老少都把我当贵客对待。我干农活不行，小伙汉子们带着我、手把手的教，有时干脆帮助我干了。村里的姑娘媳妇们，谁家有好吃的都会给我端一碗。小孩子拉着我的手，翻我的口袋，对我所有的东西都好奇。我被村民们捧的飘飘然，每天上工就是玩乐，中年饭吃遍全村。我真的想在这里扎根落户了。村里的女孩儿个个长的好，又漂亮又能干，还特别善解人意。
腊梅裕缺碘严重。奇怪的是，女人都长的很好，无论老太婆还是小姑娘，肤色白里透红水灵灵的，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村里人都说，那一方水土养女人。男人就不中了，矮小猥琐，很多人脖子前后都长着碗大的肉瘤子，丑陋不堪。孩子们无论男女都长着长长的头发，大人们自顾不暇，懒得替他们打理头发装束。村里除了村长和书记，没有人知道汽车火车是什么样子。我真不敢想象一片红的大好河山还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
我被分配住在贫协主任老汪家里。村民们对我的好奇心日益跌落，直到我与他们同样成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后，喊我吃饭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他们一日三餐，只有一餐能吃饱纯粮饭食，别两餐吃半饭半菜填肚子。我与老汪一样每天吃玉米面参土豆，老汪一家很关照我，每餐饭都从锅底给我捞稠点的玉米糁，他们一家大小主要吃土豆和稀汤糊。尽管如此，我还是时时觉得饥饿，感到自己的身体正一天天干瘦，生命也在一天天萎缩。时间长了，每天一睁开眼睛想到的就是吃，美丽的山水在也失去了她原有的姿色。
“腊梅裕因满山的野生腊梅而得名。我曾去看过几次，真是一大奇观。一片梅的海洋，整座山的野生腊梅，再无其它杂树。劳动时经常从腊梅裕路过，我曾问老汪：‘怎么这儿全是腊梅？是不是队里人把其它树都给砍了？’他不屑地‘咳’了一声：‘谁去花那工夫，吃饱了撑的？这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没得法。要是劳动力够，我们也想把腊梅山开成梯田呢。这些梅树不知长了几千年几万年，盘根错节，硬的像石头，硬是砍不动。太费工嗒。没得法子，我们才改在西岭上开了一块梯田。农业学大寨嘛，完不成任务是不行的。’
“迫使我逃窜的原因，其实不是自然条件的恶劣，也不是饥饿，而是政治运动。那个地方的山民们虽然闭塞贫困，革命警惕性却很高，阶级成份划得清清楚楚。可惜地方太穷了，整个公社只有一个地主，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怎样用铁丝穿了手掌游街批斗，后来又是怎么样整死的。我们队连个富农都没有，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我刚来时自称是革命的后代，所有的表格都填上‘革干’，就是革命干部家庭。乡民们很抬举我，贫协主任老汪亲自把我接到他家住。安定下来后，我又不甘寂寞，跋涉了一天，与隔着两座大山的另一个公社的知青点结成了革命友谊。可是不久，知青们马上对我翻了脸。农民也传言要对我这老反革命的后代小反革命实行劳动管制。有一次收工回来，老汪悄悄告诉我：‘公社明天要派工作组下来。’然后眨着狡猾的小眼睛问我，能不能回趟武汉，给公社搞台旧拖拉机或推土机，哪怕搞点废旧钢材‘就可以确保无事嗒’。他还比划着说，岭后大队的张知青与农民打架，一拳把农民的眼珠子打了出来，他妈马上从城里赶来，不但请大队书记队长们喝了酒，还给队里搞来几吨水泥，赔了两百块医疗费，就没事了。现在人家都快要招工进城了。
“老汪的一席话，使我最后一次下定了冒险的决心。我不能做父亲那样的牺牲品。大队书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妈的现任丈夫有很大的权力，再三的暗示我‘活动活动就没事嗒，若不然牢房是坐定了。’尽管这大山沟里拖拉机根本就进不来，但他们就是想要。
“我不根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凭什么就要坐牢？但父亲就是前车之鉴。父亲有什么罪？还不是被批倒批臭，被逼自尽！我顺水推舟，假借回城找我妈去活动一台拖拉机，由大队支书跟随，匆匆准备一下就出发了。大队支书是个年过半百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他不但负有监视我的使命，同时还想进城开开眼界。我们坐牛车、乘汽车、上了火车，还没过两站，我就下车溜了。让支书自己去活动吧，我开始了流浪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