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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回了家，城里到处都在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知青大返城，压抑的人们逐渐复苏。我母亲已经患病去世了，听说她死前曾四处找我。厂里给了我一笔钱，说是父亲的遗产。我知道一辈子清廉的父亲根本没有什么遗产，其实就是补发我父亲的工资。我拿着证明去了一趟腊梅裕，把户口迁了出来，可是没地方落。父亲所在的企业早就换了几茬人马，他们通知我到下放地知青办补办手续，具备知青身份才能安排工作。县知青办说我逃避劳动好几年，根本不算知青。再说我也不愿在父亲的厂里天天重温父亲的悲惨故事。对那些螺丝钉一样的街道小厂也没什么兴趣，干脆自己把户口落在了老人遗留给我的小木箱里。
“我渴望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干。我高中一个同学考上了省美术学院。我没单位，不是农民，不是知青，也不是工人，就没有报名的资格。但我想到美院正规地学学，就跟着他旁听走读了一年。我虽然不是正式学生，可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不错。就在这一年，我和油画系的一个女同学特别谈得来。她是副院长的女儿，也是老知青，被我的传奇经历深深地感动着。欣赏我的中国画，说到捏面人的老人，她就难过得涕泪横流，说照我的说词录下，不用修饰就是一篇好小说。我也敬佩她的才华，敬佩她为艺术献身的超人毅力。
“我不再孤独，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每天都想歌唱，觉得学院上面的那块天空格外明亮。
我们在学校都是大龄学生了，她那一双聪明睿智的眼睛不知把多少男人看得矮了下去，一张小嘴有点地包天，出口成章。不知为什么，她总使我想起河南老头，使我觉得亲切。有一天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她，她竟勃然大怒，说别人早就告诉过她我是个骗子，什么河南老头，吉普赛式的流浪，都是自己编造的。还说我爱沽名钓誉，与她交往是为了她爸爸的权力，并不是真爱她，现在又拿她去比那个死去了的老头。我们开始了争吵，恶毒的咒骂。其实心里都明白，谁都不能容忍对方的傲慢和偏见，早晚都是要分手。我不能忍受她的控制欲，她硬逼着我跟她一起学硬梆梆的油画，还跃跃欲试地想出国。
“虽然油画课上老师常说我的油画有前途，可我总觉得它太死板，太生硬，怎么也画不出水墨画的灵气，画不出生命。有时半夜睡醒，会觉得面塑剪纸这些东西在灵魂深处呼唤着我，我就是喜欢中国的土玩艺。为此她轻蔑地嘲笑我。笑我迷信，笑我一身土气，进而嘲笑中国的艺术小家子气，甚至说中国画比起西洋画来，就象二胡独奏比不上交响乐。那‘地包天’挖苦起人来竟是那么可恶。当她嘲笑河南老头留给我的小木箱时，我就用她认为最土的艺术手段——面塑，为她捏了个大头娃娃：八字眉，大圆眼，小红鼻子，下嘴唇象个小碗等着接要掉下来的红鼻子，夸张得令人捧腹，然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娃娃头是她。她把玩着自己的头像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毅然与她分手了。
“在不能忍受她的浅薄与虚荣的同时，我也忍受不了画院里素描的无聊和昏昏欲睡的生活，于是背起背包，开始了我无牵无挂的漫游生涯，与山水为伴，与艺术同游，收集了一些民间艺术品。
“大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机体，她太活跃了，是我最亲密的伴侣，和她在一起我就无拘无束。山的感情既丰富又细腻，每当我握笔描摹她，就在心中与她热烈地交谈。我心里悲凉时，笔下便出现雄壮豪迈的气势，轻松愉快时，就喜欢画富有田园情趣的小品画，有时兴之所至，也喜欢做一点变形艺术，大山有她的喜怒哀乐，山的灵魂与我的灵魂互相交溶，画山水时，我与山是一体的。
“没多久我又身无分文了。没办法，又挑起了这付小挑担。现在捏面人扎纸倒是好挣钱，但我听到丧鼓就伤心，再不替人办丧事了。我游遍了名山大川，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她，与大山同呼吸共命运，只有她才能深深理解我，与我做最深刻、最透彻的心灵交流。奇怪的是画画时我从不觉得饿，有时一天不吃不喝，睡觉前一个馒头一碗开水就打发了，也没得胃病。我的胃可张可缩，大概天生挨饿的命，有了钱吃点好的就会闹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