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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目的地是陕北。可是刚到陕北，身上就没钱了。只好再上火车，上了火车就往知青堆里扎。都是革命同志，经常可以混点吃的，可能当时全社会比较同情知青的缘故，火车上查票的对知青不大严格。我穿一身军装，戴一副平光镜，一副知青模样，几乎成了逃票专家。
“有一次，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捏糖人的河南老头。这老头一脸婆婆相，光光的后脑勺上一个大大的后把子，一笑满脸都是柔和的皱纹，说话的腔调也象脸上的皱纹一样软乎乎的。刚认识我就喜欢上他了。老头有个绝活——看相。他懂得麻衣相术，会分析各种脸型，天庭、地阁、流年运，忠信善恶奸，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连中央领导他都敢‘相，’后来还真应验了。在火车上，他一看见我就凑上来，满面笑容地说我天庭饱满，地阁丰裕，气质不凡，以后必有‘大处’。‘大处’就是能成大器。我当时正走投无路破罐破摔，他预言的‘大处’不过是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吉利话罢了，可就为这‘有大处’三个字，我跟着他流浪了三年。
“老人很慈祥。我父亲虽然爱我可是太严厉了，对我这独生子动辄皮带加棍棒。母亲自有她的社交从不管我。这位老人却对我管得又细又严，我感觉到了从父母那里没有得到的慈爱和温暖。他教我诚实做人，教我学手艺，画画就是他指点我学的。我跟着他吹糖人、捏面人、扎纸花。那时以此为生的人被视为封、资、修的传播者。我们只能走穷乡僻壤，就象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流浪，凭手艺在社会的最底层——低到连政府都看不到的那个层次里讨生活。我们专门往穷乡僻壤跑，躲避红卫兵或什么组织的查审、批斗和驱逐。山里太穷了，农民买不起糖人面人这些玩艺儿给孩子玩，可是再穷，办丧事都极隆重。仃灵、置纸扎、宴客、下葬等所有程序都丝毫也不马虎。
“我们在三峡地区流浪了两年多。那一带多是土家族，民俗里‘红、白’都叫喜事。婚嫁‘红喜’要哭嫁，嫁得凄凄惨惨。死人‘白喜’则要请响匠，鸣长号，吹唢呐，放三眼铳，搭招灵屋，死得轰轰烈烈。高龄长辈的丧礼办得尤其隆重。我师傅忙着扎制花圈和各种纸马、纸骡、纸轿、纸猫纸狗，我做帮手。忙里偷闲就跑出去看跳丧舞。
“在长辈归天的第一个晚上，丧家要请来歌师傅跳舞，一人领唱，几人帮和，边歌边舞，亲朋好友都来帮唱。丧巴舞曲调优美，音韵粗犷，刚开始我真不信家里死了人，竟然还能唱出这样明快轻松的唱腔。领唱一句开场白，男女老少就拢了场。踩着鼓点，摆手晃腰，龙飞凤舞，使人体验到对生命强烈的赞颂。看了几次，我也学会了几段唱腔和舞蹈：‘一画秦来二画楚，三画龙来四画虎，五画亡人好衣服，六画亡人好棺木，七画红纸写灵牌，八画道士把路开，九画阴阳好看地，十画葬在龙窝里。’
“我师傅的一手扎纸绝活在三峡地区很吃香。遇到主家人手不够时，就让我帮助布置灵堂。在院中放一面牛皮大鼓，摆一张八仙桌，用晒席、祭帐把四周围上。我们做的纸扎放在显眼的位置。老头再挥笔写几幅‘逍遥金树下，快乐宝莲中’之类的联语，遒劲的大颜字，与他那软不拉他的相貌极不相称。可惜你没见过他做的纸扎艺术品。根据主顾的不同要求，大的可以做成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如小猫小狗，是摆放在供桌或灵前的。不管做什么无不夸张奇特、活灵活现。那手绝活如果能作为艺术品在美术界展出，非轰动不可。中国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不留名的。有一次，一个挺有钱的农民要给他爹扎一对童男童女陪葬，居然买了邻居家孩子的头发、衣服，要求写上‘金童前引路，玉女后相随’的对联挂在两边。老头不干，那农民一下拿出五十元钱，那时我俩除了吃喝半年也积不下这么多钱啊。我接了钱跃跃欲试，没想老头大发脾气，赤红着脸，咂咂那干瘪的婆婆嘴说：‘想招人家孩子的魂殉葬哩，损阴德，欺负人，怎不用自家孩子的头发？走！’仍下钱背起行李就走了。
“慢慢地我也学会了扎纸马、纸骡、纸猫，而且不拘形式，加进了现代的装饰，如小汽车、飞机、电话机，这些东西农民大多没见过，觉得新鲜。我们的生意一直不错，吃饱饭是没有问题了。就在我刚入门道、学得最上瘾的时候，老头突然不干这营生了。他说扎纸搭蓬的在江湖中仅算‘七门调’。我不应该当这下九流的扎纸匠，要拜高师学画，那才是正道。
“有一天在镇子上一户人家歇脚，偶然发现窗台上有一本没头没尾的《芥子园画传》，老人说这就是高师了。顾不得休息，打开小木箱聚精会神地捏了几个面人，又加上许多好话，甜言蜜语地与人家换来，又买了笔墨纸砚，督促我得空就临摹。我在学校时就挺爱美术，我父亲出事前我们学校办小报，美术字和插图都是我画。流浪中得着这么一本好书，真如旱禾逢到甘露，走到哪就画到哪，成了习惯，现在窝在家里反而画不好了。
“老人过去读过私塾，谙熟‘之乎者也’，写字画画都很在行，但算不上文化人。他很背运，坎坎坷坷总是流浪，身怀绝技又没有架子，全身上下有一种土里土气的艺术味。他做的小面塑、小糖人，只要有人特别喜爱他就白送。他说这小玩艺儿到了喜爱它的人手里瞎不了。他做活时全神贯注，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身心完全进入一种状态，一种忘我的艺术境界，这时就是他最大的享受。后来我发现民间艺术家大都如此。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老人就去世了，死在一个未拆完的破庙里。那天我们在路上淋了阵雨，老人感冒发烧，身体虚弱得站不起来。我背着他到公社医疗所诊治。因为没有医疗证，连号都挂不上。我到药店买了几片阿斯匹林，他吃了药说感觉好多了，要继续赶路。我拗不过，就挑起担子走在前面，老人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扶着挑担跟在后面。我们想翻山到那边的生产队找点活干，然后到县城看病。还没到山顶他就全身哆嗦，一步也迈不动了。天又下起雨来，我把老人背到山顶那座破庙里，外面雷电交加，庙里又黑又冷。我紧紧抱着老人的身躯。他躺下来是这么瘦，这么弱，象一个无力抗争的婴儿。老人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直到下半夜才咽气。
“也许是一生积德，他咽气时雨住了，风也停了，正是初晓时刻。我对着空寂的山谷发疯似地嚎哭，生平第一次这样放心大胆地对着这世上最亲的人嚎哭，根本唱不出土家丧鼓中那些惨而不悲，伤而不疼的曲调了。我彻骨地悲伤，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有时走在山路上，我扯着喉咙喊几声‘爬山调’，他总夸我嗓子好，唱得有味。他做了半辈子扎纸匠，却不爱听丧歌，喜听河南坠子，现在我真想他睁开眼睛听我给他唱几段河南坠子。老人仿佛睡着了一样，平静而安详，没有疲劳，也没有忧愁了。脸上的每道皱纹都舒展开来，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晕。他其实并不太老，只是慈眉善目的让人觉得象个老太太。
“我在他身边嚎哭了一天一夜，毕生的眼泪渲泄殆尽。下山买了一领竹席，一叠白纸，扎制了全素的花圈和白马、白骡、白轿子、白猫白狗，还有小轿车、收音机、沙发，并做了一个精致的纸棺材，有三层椁套装。我要让老人在阴间享受古代和现代的全套葬礼。我用尽心力把坟墓布置得肃穆辉煌。坟墓四周一圈白色的花环组成一个巨大的‘奠’，下山后还能看到那花环就象一朵盛开的白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