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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我憧憬着我的中学教育的未来时候，县革委会秘书王守业同志通知我说：“县革委会决定让你去乌兰牧骑当队长”。这突如其来得变动，使我感到意外。我从来没想到过去文艺单位做领导工作，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对王秘书说：“我不愿离开学校”。王秘书急了说：“这可是我们在全县干部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过了达东主任哪一关的！我们选了好几个人，都得不到达主任的认可”还随口说了一句：“这个达主任也真是的，你看中谁，直接说不就得了，何必让我们挑来选去的”。听了王秘书的话，我非常感动，我从心底里感谢达主任对我的高看、对我的信任。
我同意了，答应了。答应之后我又有点后悔，有点害怕。以前我是搞过业余文艺活动，可那是业余的，凑热闹的，要领导一个专业的文艺团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同时，组建了乌兰牧骑的同志也传出话来说：“他要能镇住三大姐就去，否则就别趟这个洪水！”这对我可是个不小的下马威。
我犯难了，不去吧，已经答应了;去吧，我这个业余文艺爱好者能拧得住那些有一定文艺水平的演员吗？特别是人家说的三大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作了好几天的思想斗争。思来想去，还是得去！。我不能出尔反尔，我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思想斗争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能叫板的人、能叫人生畏的人、一定是有两下子的人、业务上拿得起来得人，这不就正好可以弥补我文艺知识不足的缺陷吗？团结他们，依靠他们就一定会把工作搞好的，说不定他们还是我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呢。
权衡利弊之后我上任了。
队员们都是些孩子，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四岁。虽然现在的工作和以前的工作性质不同，但还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也是对我的慰藉。
我刚到乌兰牧骑，乌兰牧骑还没有自己的活动场地，连住宿都是借文化馆的地方。排练室是文化馆的活动室；宿舍，是文化馆的办公室。好在这里离影剧院不远，紧挨着影剧院，演出比较方便。没关系，事业初创，得慢慢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三大姐是队里的骨干，是核心。队员们都很爱戴和尊敬她们，她们在队员中很有亲和力，有事：——不论是业务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事情和问题，都喜欢向她们请教或请她们帮助解决。特别是一些个人隐私和不便向我反映的事，在她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会替我处理和解决，为我减少了不少麻烦，真是我想象中的得力助手。
所说的三大姐是：郝秀芳、杨临春、王晓明三名年龄稍大点的大姐姐们。她们三个各有所长。
郝秀芳，是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支援我们的成熟演员，有一定的舞蹈基础，基本功很扎实。让她当教练，抓舞蹈方面的工作，自然是 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
杨临春， 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和生活经验，我决定让她抓音乐基础知识的训练，以提高队员也音乐基础知识和水平。
王晓鸣，是南京的下乡到内蒙的知识青年，文化水平高，年龄也稍长一些，让她抓队员的文化学习，上文化课，还可以帮我做一些我所无法顾及到、而又是非常重要的队员的生活管理问题、思想教育等工作，还兼任了会计。
这里我想说说为什么要上文化课的问题。我们搞得是文艺，只要抓好基本功、抓好表演、抓好业务水平的提高就行了，为甚么还要上文化课呢？似乎是我多此一举、独出心裁，实际上一点也不是多此一举余。是实际情况的必须。
我上任以后，发现，所招学员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有的连小学都未毕业，有的甚至还是文盲和半文盲，这样的情况：一是，接受能力差，文艺素质提不上去，会影响整个单位水平的提高。二是，这些队员将来搞不了文艺了，去干什么？就业会很困难。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决定必须让他们学文化。我们每天除了基本功训练和其他文艺基础的训练外，还开展了文化课的学习。从小学语文、算术学起。
我上任后和大家共同商量，借鉴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的管理经验，制定了规章制度，搞了日程安排。队员们自觉遵守，严格要求，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一九七九年八九月份，在县革委会的支持下，我们联系到了去省歌舞团培训的机会。
到兰州后，我们分住在两个地方。男的和学乐器的女队员，住在西北民族学院。学舞蹈的女孩都住在省歌舞团。
那时民院已经复课，但学生很少。我们就住在民院没使用的学生宿舍里。那些宿舍在那动乱的年代已是多年无人居住，无人管理，得不到维修，如同被人抛弃的破屋似的。楼内的厕所已不能使用，大小便要到较远的教学楼去。队员们打扫出了几间可以住人的房间，住了下来。女队员不敢单独住，全部住在一间像小会议室一样的房间里。就这样，还不时有流氓在窗外骚扰。在歌舞团住的队员们好像好一些儿，起码他们要安全的多。
好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内，除了睡觉还要练琴。为了避免互相干扰和干扰在校学生，队员们在练乐器时，各自找一个远离校舍的地方去，那里不避风也不遮雨，队员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刻苦锻炼和学习的。一次我去歌舞团看队员，乌云其木格就坐在人家从旧房子上拆下来得木料堆上练琴。周围是一片荒草滩，有几只小白兔伴随着她，似乎在聆听着她悠扬的琴声。同志们形象的叫她常娥。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大家都是这样。
住在民院的参加舞蹈培训的男队员或找歌舞团老师学乐器的其他队员，都必须在六点以前起床，跑一段路，到双城门坐交通车走五六站路才能到歌舞团附近。每天要学到天黑才能回到民院休息。队员们那学习的信心与决心是非常足的，真可以说是：“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无人督促，无人逼迫，都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学到更多的本领。
老师们教的认真细致，队员们又非常刻苦努力。经过半年的学习，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专学乐器的队员已经可以参加伴奏，有的人还可以登台独奏。奥登的手风琴；达赖的大提琴、马头琴；王晓鸣的杨琴都已可以独立工作了。他们和队长洪斌的笛子组成了一个“很棒”的小乐队，我们的舞蹈队有了像样的乐队就如虎添翼了。
我们的队长洪斌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艺人才，他的笛子，不尽是乐队的骨干，而且是乐队的指挥，他用清晰而无一点瑕疵的主旋律，带动着整个乐队。只要有他的笛子，纵有其他队员出现的失误，也会被他掩盖的无影无踪。不论为舞蹈、还是为独唱伴奏，我们的小乐队都会处理得严丝合缝。点缀得天衣无缝。
舞蹈队员也不含糊，那种刻苦精神，谁见了都会感动。队员招收时，都已经不是五六岁的孩子了，那长就的肌肉，僵硬的手脚，要练得柔软，那是相当痛苦的事。他们忍受了、他们坚持了，而且进步飞快。他们不但基本功有了很大的提高，还学到了不少优秀的节目。
老师们教学是不收学费的，就连排练室住宿都是免费提供的，能够那样认真的教练完全是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一种信念吧？为了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教导，我们从肃北县 搞了点羊肉，每人也就四分之一只羊的样子。实在是太微薄了。只能表示一点我们对老师的敬意和谢意。
回县后，我们在县上做了汇报演出，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肯定和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