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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巴吉，最初支持者
我能到乌兰牧骑工作。多年来结识那么多乌兰牧骑队员朋友，有幸和他们一起工作、学习、生活，是一种缘分、是我的荣幸、是我的福气。这要感谢领导对我的栽培、信任与支持。特别要感谢的是，达东、巴吉二位领导同志。
一九七三年县革委会成立后，要回复体制、回复工作，是达东、巴吉把我派往中学，任命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乌兰牧骑成立候，又得到他们的信任，担任了乌兰牧骑的一把手。
在乌兰牧骑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他们的关怀、支持和照顾,我将一事无成。当时的县财政是靠上级拨款来维持行政开支的，各单位的经费都是紧巴巴的。就在县财政不富裕的情况下，还多次让我们去内蒙和兰州培训学习；多次拨款定做了服装、购买了乐器、购置了扩音器材等。
一九八三年，全国少数民族汇演期间，正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全队前往北京观摩，这不失一笔小的开支。那时“巴吉”已调往地区民委，他也从民委的经费中资助了我们三千元。现在看来三千元不算什么，如果按现在的物价推算，可能是三十万吧。
我总在想，乌兰牧骑的存在与发展是与他们的提携、帮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我的老搭档——洪滨。
没有他，我真不知如何“玩转”这个单位。从我到这个单位直到我最后离开，他一直陪伴着我。中间虽然离开过一段，那只是暂时的。
他和我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有人说我们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错了！这是偏见。是不了解真相的猜测。是的，我们是经常吵架，有时还会吵到脸红脖子粗，那也是为了工作，是对某个问题看法不同的争论，吵完了照样是搭档，照样是朋友。
他是一个对文艺工作非常热爱、特别负责任的人。我对他的脾气摸得很透。他在工作中从不让我为难，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撂过挑子。我举两个例子：一次去“石包城”演出 ，我不知道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分住在两个地方]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刘万祥拿着一本笔记本，急匆匆的跑来告诉我：“队长要回县上去了！”他表现的非常紧张，我看出他是怕队长走了无法演出，才如此急于前来告诉我的，见我无动于衷，追加一句：“他已经上车了！”。我翻开笔记本，上面写了一些牢骚话，大概意思是某些队员看不起他，不听他的话，他要坐班车[当时已经开通了县上到石包城公社的定期班车]回县上去。我知道他是不会真走的，但是马上去劝是要费一番周折的。我让他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他行为是否妥当，让他有自己回心转意的思考时间和机会，那时再去劝他回来，才能水到渠成。我没有及时去阻止他，等班车快开的时候，我到班车上把他的包提了下来，说了声下车，他就二话没说跟着我去了住处。还有一次是县上的一次晚会演出，开演前他和队员吵了架，甩袖走了。我也是等了一段时间才去找他的。我到他家，他两手各拿着一把锁子，[街门和屋门的]躺在床上，显然是等人来找他的，我没说什么，把他拉起来，他也是顺顺溜溜的跟我回来了。
我们俩的互补性很强。正如他在一次宴会上说的：“搞好肃北乌兰牧骑，还得洪滨——杨克俭”。
得力帮手奥登。
回复高考时，奥登考上了大学，是我硬把他留了下来，没让去上大学。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靠自己的钻研学习能考上大学，可见他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虽说是蒙古族，他的汉语讲得很好，有着天生的好口才，正好弥补了我内向、语塞的弱点。在他离开乌兰牧骑前，是我得力的“外交官”。很多对外事务，都由他办理的，都办得非常漂亮 。就玉门市搞汽油那件事，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如果不是他，我们二十多个人就扔在玉门市，回不了县城了。
他的手风琴，是乐队里的重要力量。三四个人的乐队如果没有手风琴那样的高音乐器，乐队就没有了应有的气势。他还经常组织演出一些其他节目，如：“好来宝”[蒙古语说唱节目]蒙语相声，话剧，歌舞等。总之，没有他的日子里我就感到非常的无助。然而，人才在我们这个小庙里是留不住的，后来还是离我而去了。他在省乌兰牧骑创作了不少具有蒙古风味的歌曲，出版了唱盘。后来又被省民委调去，以后荣升为处长。他出息了，对我还是那样的尊敬有加。
勤奋的达赖。
达赖的勤奉学习、克苦训练的精神在我们队里是有名的。每天坚持三四个小时的练琴时间，那是雷打不动的。有他作表率，省去了我不少说教。他和队员的团结友爱、对比他小的小队员的关怀照顾、谆谆诱导的事迹，那是有目共睹的，这就给我减轻了不少说教工作的压力。他在乐队里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他的马头琴独奏：“万马奔腾”，不但走红了甘肃，而且在全国少数民族汇演中还得了奖，为肃北县人民增了光;为甘肃省争了光，我也很有顔面。
做思想工作的好青年王晓鸣。王晓鸣,是南京下乡知识青年，在学校就是极为优秀的学生，她也是我思想工作的帮手。她不仅在提高队员的文化水平上起到了巨大作用，还在团结教育小弟妹上帮了我很大的忙。而且是我外交、内务的好帮手。我把财务交给了她，我非常放心。
刘万祥，舞蹈业务上的得力助手。
刘万祥和洪队长一样伴随着我走过了乌兰牧骑那段美好的“生涯”。帮扶着我，直到我离开乌兰牧骑为止。我最喜欢的是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韧的性格。有件事就可看出他的毅力。记得他说过，他在未来乌兰牧骑之前，为了买一辆自行车，拔了很多很多的芨芨草。一斤芨芨草才值几个钱？不过就一两分钱，那时的自行车要一百二三十元，想想要拔多少芨笈草卖得钱，才能凑齐这一百二三十元啊！？正因为他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性格，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由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娃，成为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后来走上政坛，成为县人大副主任。他的条件不太好，但他凭这种韧劲，基本功练得扎实，郝秀芳走后他就是我们无可厚非的得力教练，为我们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舞蹈演员。他的脑子灵活，想象力丰富，靠他掌握的舞蹈知识，为我们创作编排了不少舞蹈节目，我估计不下四五十个。他创编的响铃舞在全国少数民族汇演中得了奖。
我们的“一把手”扎扣文。
当县劳动人事局告诉我，给你们配了个司机，“扎扣文”时，我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我听说过，一次他发脾气，把自己的师傅扔在二三十公里的地方自己开车回到公社去了，害得师傅徒步走了回去。凭我的本事，没有紧箍咒，能管住孙悟空吗？但是没办法，我们经常要靠人家解决人员问题，不接受是不行的。该同志刚来确实有点桀骜不驯和当时那种掌握方向盘者的傲慢，造成一些队员的不满。我想这可能是他的傅“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的结果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随着他对这项工作也逐渐热爱，他也成了我工作的得力帮手。他所管理的汽车，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本着节省开支的宗旨，他把车保养、管理得非常到位，我担心的汽车的费用使我们经费无法维持的情况和汽车运转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切有关汽车的事情，根本用不着我管，他自己就处理了。他还经常主动为同志们搞一些生活福利，使同志们对他的积怨有了改变。后来，每次下乡的联系、食宿、安排演出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从不用我操心。有些队内外的疑难问题，他都可以帮我解决的。有时候我无法跟队外出，也由他带队出发。
全国少数民族汇演后，我们的一部分骨干被抽走后，剩下的如：“乌日根”、米德格、金山、刘凤英等都成了撑起乌兰牧骑这片天的顶梁柱。他们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尽了很大的力，帮了很大的忙。在这里我再一次对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乌兰牧骑队员同志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尊敬、关爱，支持。
我对我的所有队员的思念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