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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乌兰牧骑两年后我又回来了。
在文化馆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精心改造和经营我的新单位，所以对乌兰牧骑的情况一无所知。回乌兰牧骑后，才听说这两年的一些情况。
两年后再踏进这个队伍，我的第一个感觉有点怪怪的，好像很陌生的样子。据队员们反应，我走后的这两年，有队员和队长洪宾闹意见，不服管教，经常吵架，甚至打架，这是我未料到的。我觉得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他们还告诉了我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却使我感到震惊。
在我离开乌兰牧骑后，在一次下盐池湾公社演出时，因为一点小的口角，某个队员把我以前的搭档洪宾给打了，听说打得还很厉害，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我所以不敢相信的是，我在的那段时间里，虽然个别队员表现比较韧性、蛮横，但还没有到如此地步，队员们大部分还相处的比较融洽的，互相之间都以兄弟姐妹相称。争吵是有的，但争吵过后，大家照样是亲如一家，还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情节。我听了这事脑袋一下子就大了，被打的可是我的老搭档洪宾啊，
我觉得洪滨同志由于年轻，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有点欠缺，但凭他的本事，领导这个单位还是绰绰有余的。在当时，还是无人能代替他的。大家对他也还是很尊重的，为什么就会闹成这样呢？
我回乌兰牧骑后的第二个感觉是，财务上有问题。没有任何依据，只是我的直觉。我调来了财务账目和单据查阅，果然发现了问题。他毕竟是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还没有弄虚作假的经验，做假的手法很不高明，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报销中，有很多不该发生的开支，而且领导签字也不是“洪滨”的亲笔。多年一起工作，我对“洪滨”的签字，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经过核实确实是他模仿的。
处理后，让刘凤英担任了会计。
我的第三个感觉是在再次工作了两年来，有点累的感觉。工作虽在开展，但我总觉得水平上要差一些，下乡演出、应付本县的接待，还勉强可以，要去外地演出是要打问号的。
那年夏天，当时我们的舞蹈教练，一定要带一部分人出外县演出，我知道我扭不过，就同意了。当然也是想让他撞撞南墙，杀杀他的傲气。我让他自己挑选演员、组织节目。经过一番准备出发了。剩下的队员我们也不能待着。我们也组织了一台节目。人员分散了，节目自然要差一些儿，我们租借了文化馆的放像机和录像带，向牧区出发了。
我们还在牧区演出的时候，就听说他们早已回到了县上。据从县上回来得牧民说，他们到安西就冷了场子。我估计是广告过分“吹虚”，而节目不尽人意的原故吧？
对乌兰牧骑的回忆接近尾声，我的第四个感觉，总觉得想哭，是一种感动、歉意、难舍的复杂的感情。在这里我想对几个人表示我的歉意。我回乌兰牧骑后，除刘万祥外，以前的老队员都先后离去，剩下的绝大部分是我去乌兰牧骑后陆续招收的新学员，他们对我都很尊敬，而我却脾气见长，对他们呵斥有余，呵护不足，可能伤及了一些人的自尊心，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朝格图——我不记得那一年了，就是前面说的、地区组织去边防慰问，刘兴副专员带队的那一次。我对他大发雷霆，硬是要把他赶下车去。这件对地区领导不尊重、也丢了县上的面子、同时伤害了队员的自尊，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表示抱歉，向有关人员、特别是朝格图道歉。
“建元”——在一次去省上汇演的时候，我们要在酒泉办点事，然后坐火车去兰州。在酒泉住了一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建元”不见了，等了很长时间他才回来，我气坏了，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要他回县上去，不准他去参加汇演。“建元”脾气很好，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逗我开心。我也向他表示道歉。
巴图——一次我们要去马鬃巡回和去边防慰问。前一天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第二天要走的时候，他迟迟不来，这次我没有怎么过分的训斥他，只是批评了他几句，因为坐自己的车，迟走一会早走一会都无所谓。直到演出时我才发现不对劲，巴图的动作好像有点迟缓，像喝醉了酒似的。我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喝醉了酒，被甚么人将头部打了一棍子，我才意识到他肯定是脑震荡，就那样还坚持演出。我很内疚，实在是太不关心队员了。
“查斯图”——是我离开乌兰牧骑前招收的学员中的一个。这批学员男的居多。都送往内蒙学习过。和他同去的学员中，有两个先后去了大的文艺团体。胜利——去了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崔俊国——去了酒泉地区文工团。他是这批学员中基本功最好的一个，是我在乌兰牧骑期间惟一可以表演空翻的队员。这样一个人们都很喜欢的队员，不幸被社会青年给刺杀了。虽然不是我在时出的事，但我仍然感到惋惜，感到悲痛，觉得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很想把这个团体重新搞上去，争取回复到我们的巅峰时期，但由于众多原因，已经无法实施我的计划了。就在我们招收了第四批学员以后的不久，我又被调出了乌兰牧骑。调出乌兰牧骑对我来说虽说是一种遗憾但也是一种解脱吧。就在我这次离开乌兰牧骑不久，县上压缩行政开支，将大部分队员调出了乌兰牧骑只留了几个骨干，乌兰牧骑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半瘫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