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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曾有过幸福温暖的家，有过天真活泼的童年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她八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
她的老家在黑龙江佳木斯的永丰镇，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忽然有一天，镇子里一下子闯进来几百人，车载担挑、背包窝伞，还有十几个扛着大枪背着背包的军人，叽里咕噜地吵吵嚷嚷，那个听得懂鬼话的镇长，带着人点头哈腰的招呼着。12岁的哥哥悄悄的告诉梨花，这些是日本人，要在咱们这里住下来开荒种地。她不明白，外国人为啥跑那么远到咱们这里过日子啊。哥哥告诉她，听爹说，去年秋天，日本人就占了东三省，“张少帅”领着他的兵撤进了关内，这里就成了日本人的地盘。并嘱咐她千万离他们远远的，以后更别跟日本人的孩子玩。从哥哥的语气里，她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懂事地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她家里的东厦子就住进了日本人的一家六口。透过炕头上的小窗户，她看到，穿着褪色旧军装的爸爸是个瘸子，还有一杆大枪，招呼着其余的人从推车中卸东西。那个妈妈挽了个大花头，穿件花袍子跑进跑出，就是不肯摘掉她背上的小花包袱。有两个比哥哥还高的男孩子，两个女孩中大的和自己个子差不多。
刚吃过晚饭，就听到了敲门声。娘打开门，是那个日本女人，手里的木盘子上有一捧花花绿绿的块块糖，嘴里嘟囔着听不懂的日本话，意思可以看明白，就是收下她的糖，一个劲的撅屁股鞠躬，好不容易挤出怪怪的一句话“请多关照”。爹说，不能要，可娘推不出去呀，只得收下。
第二天一大早，镇公所的人敲着锣在街巷中吆喝，所有的人都到镇公所旁边的戏台子大院开会，不去的人罚两斗白高粱。梨花与爹娘、哥哥到了的时候，大院子里几乎挤满了人。很明显，当地的大人孩子站一边，几百个日本人站在另一边，中间隔了老宽。戏台子前边站了一排背枪的日本兵和镇里的三个警察，镇长、警长和一个日本军官坐在戏台子上。
“人都到齐了吗？”镇长大声问。
“差不多了”，有人在回应。
镇长走到台前，回头向日本军官鞠躬后，摘下头上的瓜皮帽，开口说话，“乡里乡亲，老少爷们”，随手指向站在东边的那堆人，“他们是日本天皇的子民，大日本帝国的开拓团，来到俺们这里，与俺们一起种田，一起过日子，一起建设永丰镇。俺们要与他们和睦相处，谦恭礼让，吃亏常在，相互融合。”啰里啰嗦的，这规矩那制度，反正就是不能对抗日本人。这小子当镇长，是在东洋念过几年书，上任不足俩月，能不偏着那边嘛。
“现在宣布政令，一、镇里各家各户借住出去的房子，以一年为期，不准收房租。二、从即日起，无论大户、小户，所有的土地都必须出让一半，交给他们耕种。三、......”镇长的三字刚出口，下面就乱了套了，人群骚动起来，嗡嗡的声音响成一片。
“凭什么？这不是他娘的明抢吗？”有人大声喊。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为啥给这些王八犊子？不给！”
“瘪犊子，抢来了......”
“静一静，听我说完”，镇长声嘶力竭，但无济于事。
这时候，那个日本军官站起来冲到台前，掏出枪朝天放了一枪，整个大院瞬间鸦雀无声。
“老少爷们，听我说完，听我说。这些地人家不是白要，是买，每垧地大洋一块”，镇长说完还用眼扫了扫站在西边的民众。
“一块钱一垧地，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抢呢？”一个人壮着胆子喊了一句，许多人附和着又嚷嚷了起来，“这群瘪犊子就他娘的是强盗”，声音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高，群情激奋，人群又乱了起来。
“砰、砰”，又是两枪，那个日本军官歇斯底里的嚎叫着，站在台下的日本兵也端起了大枪。
“乡亲们，皇军说了，这是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违抗者统统枪毙”，镇长狐假虎威，大声的威胁着。“还有，从即日起，所有荒地，只能让日本开拓团开垦，擅自垦荒者，一律严办！所有大牲畜，与房客轮班使用，不借用者，每天罚白高粱一斗。”这他娘的不是强盗是什么？
爹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舍己从人，逆来顺受，与乡邻从无口角，在镇里是一等一的老好人。面对强权威逼，武力胁迫，能怎么办呢。他对娘说，咱家的四垧地，是我爷爷那时候留下来的，交出去一半，虽然不至于挨饿，但除了交税纳捐，也就很少有余粮拿出去卖了，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更清苦，咳，忍着吧。
虽然开春了，黑土地还冻得硬邦邦的，田埂边残留的积雪和冰凌依然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爹坐在那里，象泥胎似的一动不动，眼睛里流出的泪，擦了再流出来，整整的坐了一个前晌。
东厦子住的那家人，还算和气，两家人来往得不多，也没什么冲突。虽然梨花小小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孩子嘛，天性善良，对美好的事物记忆深刻，但污浊的东西不会留存太多。一个院子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东厦子的女人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摸摸头或拉拉手，也没那么讨厌嘛。那两个小姑娘比自己穿的漂亮，活泼灵秀，姊妹俩在院子里玩的时候，总喜欢来叫自己“花、花、来、来”。那家的大儿子会说一些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爹还奇怪呢。这家大崽子有时会在院子里与爹聊天，说一些他家的情况。他家原来住在日本的北海道，爸爸在日俄战争中受伤，然后退伍，在家乡种地，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好。是政府动员和吸引他们来中国东北，说是这里地多肥沃，政府给与保护和补贴，爸爸经不住诱惑就带着全家过来了。
日本人居住在那个小岛上，人口不少，资源不多，多少年来就觊觎旁边这个大国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军国主义的野心膨胀，魔爪不断地试探着，终于伸了进来。多年前，他们的中小学课程中，就增设了汉语，开始储备战争人员，为蓄谋已久地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所谓的开拓团，有组织的向中国移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国策，实际上就是配有武装的民团。军事占领，民间渗透，在贪婪地大量侵吞土地的基础上，把经济并入战争机器。因此，东厦子的大崽子会说一点中国话就不奇怪了。
梨花的哥哥生性倔强，从没有好脸对着东厦子那家人，也常警告妹妹不要和他们来往。家里的那头大黄牛可是哥哥的心肝宝贝，小牛犊子时，爹买回来就交给他侍弄，成了他的好伙伴，常常靠在牛栏边和牛说话聊天。娘分给他两个麦芽糖瓜，他也得偷偷地喂给它一个，拿把刷子给牛清洁是他每天的功课。听说，这头牛必须隔天给东厦子那家用，他对爹哭了好几次。
春风送来温暖，大地悄然苏醒，不知名的小草顽强地拱出了地皮。自家的牛耕自家的地天经地义，自家的牛耕别人的地于理不通，这世道就是这么的乖谬，为此，哥哥气鼓鼓的，爹不能不压制他，害怕他惹事，“俺们惹不起啊”。
那天，又轮到东厦子用牛，他们用它耕一块山坡荒地。荒地硬得超过熟地的几倍，牛累得呼呼地喘着粗气，瘸子不仅不让它歇一会儿，还用木棒子狠狠地抽打。老牛来脾气了，掉过头来，晃着两支犄角的大脑袋，对着瘸子就顶了过去。这下子顶得劲头那个大啊，瘸子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老牛拉着耠子就跑回了家里。哥哥见牛回来了，很快就卸掉了耠子，拉到牛棚饮水喂料。过了好一会儿，瘸子才佝偻着腰一瘸一拐地回到院子里，气急败坏地叽里咕噜与大儿子对话，那大儿子抄起一条粗粗的木杠子，怒气冲冲地跑进牛棚，轮起来拼命地打。
“王八犊子，住手！”哥哥见状，也冲进牛棚，抓住了木杠子想夺下来，但人小力薄，根本抢不过来。谁知那个日本崽子，竟然对着哥哥暴打起来，瘸子弯着腰，站在外边哈哈哈的狂笑。哥哥急眼了，从地上爬起来，顺手抄起了那把铲草的三股叉，对着日本崽子就是一下子，“噗”，竟然插进了他的肚子。这小子“啊”地一声倒在了牛粪上，血喷射状的洒了出来。瘸子见状，反身跑进东厦子，拿出那只大枪，“咔啦”就推上了子弹。日本女人一边叽里咕噜的叫嚷着什么，一边紧紧搂住丈夫的腰不松手。
梨花与爹娘闻声从屋子里跑出来，看到牛棚里的状态，惊呆了。爹赶紧从哥哥的手中抢下那把叉子，扶起了倒地的日本崽子，血还在流。此时，瘸子扔掉手中的大枪，跑进了牛棚把自己的崽抱了出来，迅速地揭开衣服，肚子上的仨眼还在不断淌血。日本女人从屋子了拿出一瓶白药粉，倒在伤口上用手摁住，在瘸子的协助下用床单紧紧地包扎，二儿子推过来小车，和那女人把大儿子抬了上去。瘸子此时顾不得自己腰疼了，与二儿子疯了似往镇子里跑。
娘一边拍打着儿子身上的土，一边哆嗦着嘟囔“闯祸了闯祸了”，懦弱的爹此时倒是比较冷静，“不怕，是祸躲不过，由它去”。
天还没黑，镇里的警长带着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敢打日本人，找死呢？”押走了爹和哥哥。
警长在路上小声对爹说，“这祸你们闯大了，想保你们都难”。
“那小子死了吗？”爹问。
“镇里诊所说治不了，日本人用‘电驴子’（挎斗三轮摩托车）往城里送呢，肚子扎了三个窟窿，谁知道还能不能活。”警长咽了口吐沫，“但愿别死，要是真死了，这他娘的烂儿就大了。日本人的命，他娘的比咱们金贵着呢”。警长对爹说，能帮的会尽力帮的。
这个晚上，娘一夜没合眼，盼着有消息传来，可没有。第三天下午，爹晃晃悠悠的背着哥哥回来了。爹的伤不是很重，可哥哥紧闭着双眼，软踏踏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娘喂水都喂不进，坐在炕上默默地垂泪。梨花熬的大馇子粥，爹娘一口没喝。半夜，梨花听爹悄声的对娘说，他关在镇公所的另一间房里，听到儿子在隔壁的惨叫声不断地传过来，声声揪俺的心，割俺的肉啊。警长告诉我，是东厦子二崽子与几个日本人在打他，中国人插不上手啊。看这样子，除了外伤，恐怕内伤更重。娘呜呜得哭个不停。
几天后，镇长带着警长和一个日本兵来到了家里。
镇长说，算你们走运，伤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你儿子人未成年，就不追究刑事责任了，但处罚和赔偿是免不了的。你家这两垧地和那头牛、农具，都赔给伤者。“地契呢？”这家伙伸出了手。
爹看看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的儿子，“地和牛都没了，让我们一家子怎么活啊？”他伸出双手向上不断地挥动，“天啊？你在杀人啊”，绝望而悲凉。
没几天，躺在炕上的哥哥就断了气。腾出墙柜，装殓了哥哥，妈妈和梨花哭得死去活来。爹请来开挖墓穴的几位乡亲回来告诉他，东厦子的那个日本瘸子，不让挖坑，说这地是他的。还说，老坟地的那些坟头，他还要掘开平掉。爹愣愣的一声没吭，只是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日他小鬼子的娘，就是畜生”，“这帮王八犊子，连人家的祖坟都要掘，没他娘的一点人性”，“早晚天打雷劈，这帮瘪犊子不得好死”，几个乡亲诅咒着、痛骂着，个个怒发冲冠、义愤填膺。
爹喃喃地说，麻烦哥几个，在荒山坡上找个地方，刨坑儿埋了吧。娘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
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得继续活着。可是，农民没了土地，没了耕牛和生产工具，怎么才能活下去呢？这是梨花一家面临的严峻事态。没撤，爹狠了狠心，对老婆说，只能找家大户扛活了，俺就不信老天爷不给咱们一点活路，就是拼死拼活也要把闺女养大，不让孩子受委屈。娘说，行吧，现在开春了，凑凑钱，买几只小鸡回来，要是能再买只小羊养着就更好了。明天我到镇里吆喝吆喝，看那家雇人洗衣服，做针线，俺想着也能挣几个，好在还有这几间房子住。
梨花似乎长大了，学着料理家务，每天准时做好饭，不管是贴大饼子还是馇粥煮汤，都像模像样的端上桌子，等着爹娘打工回来。
一天傍晚，东厦子的二崽子，在院子里对着梨花，比比划划的说“死、好、杀！......”，吓得梨花赶紧跑回屋里，关上了房门。晚上，爹娘回来吃饭的时候，梨花说了这件事。爹沉思了一会儿说，看起来这事还没算完，二崽子能这么说，那个伤好了的大崽子回来，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呢。不行，这个家也就是几间空壳子了，咱们得走。天下这么大，不能到处都没有活路吧？俺就不信老天爷要饿死瞎家雀。到哪去呢？商量的结果，去沈阳投奔爹的远房表弟。
次日天黑后，一家三口背着衣物、被褥等什物和一些干粮，悄悄地离开了这个祖祖辈辈居住的家，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逃难的路途。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他们终于到了佳木斯。在火车站一打听，兜里的钱还够买两张到沈阳的火车票。娘说，还剩下点儿钱，给闺女买碗面条吃吧？三口子来到面摊，要了一碗面，伙计说，仨人一碗面？一人来一碗吧？
“别，就一碗，俺们钱少，兜子里还有干粮。”爹说着掏出了俩包谷面大饼子。
“这天还很凉，俺给你拿到灶上烤烤，再来两碗面汤，不收钱。”这伙计也是个善心的人。
“谢谢她叔了！”，娘连忙道谢。
“咳，谢啥呀，都是受苦的中国人，活着不易呀。”伙计说。
三人吃过饭，又回到了车站。这车站是日本人管的，他们不敢进到候车室里，就在台阶的角落坐了下来。妈妈搂着闺女，“乖，冷吗？不冷就眯一会儿，车来了叫你”，梨花依偎在娘的怀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哥！哥！”梨花突然瞪大眼睛，伸出双手，拼命地向前抓挠着。娘赶紧把闺女搂了又搂，搂得紧紧的，拍打着她的后背，“梨花，梨花？是不是做噩梦了？”娘看到闺女脸上的两行泪痕，轻轻地怕打着，自己的眼泪也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
“我看见哥哥了，我要哥哥，哥哥！”梨花大声的哭叫着。
“咳”，爹的一声重重地叹息。
车进站了，爹娘拉着梨花，排在人流中。在检票口，他们被拦住了，说是两张票进俩人，这丫头超高了，得补票。补票？兜里的钱哪还够一张票啊，急地娘要哭了。
正在急得转磨磨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提着个柳条箱子过来，悄声对爹说“你把行李卷背得高一点，让丫头躲在下面走，我和你太太在后边用东西遮着一挤，就过去了。”
爹疑惑地问“行吗？”
“行，你们试试。”那人说。
爹紧张的按照那人说的，来到了检票栅栏前，高高的举着票，“俩人！”
检票的人问“是身后的女人吗？”
“是。”爹回答得声颤。
“嘿！快点快点，磨叽啥呢？车快开了！”后边的男人高声吆喝着，挤了过去。
终于上车了，昏暗的灯光下，一排排的木头椅子，一个个攒动的人头，好不容易仨人找到了座位，算是踏实了。
此时，已经快天亮了。火车咣咣噹噹地晃悠着开动了，疲惫的爹娘也闭上了眼睛。
迷迷糊糊中，爹被人推醒了，睁开眼一看，还是上车时帮忙的那个人。“您？”爹不知为啥。
那人小声的说，“前边的车厢在查票呢，你这闺女还得补票，没钱就得轰下车去，这小鬼子可他娘的不是东西了。”
“哎呦，那可咋好啊！”爹急的汗又下来了。
“等查票的从车厢那头过来时，你用个大点的包袱抱在怀里，让你这小闺女蹲在下面别出声，等他们查过去就没事了。不过，哎，你们到哪里下车？”那人问。
“俺们去沈阳。”爹答。
“这还得一天一宿呢，路上查票还有好几回。你得警醒着点儿，查票的过来了，你就这么办。”那人继续说着，“等到沈阳出站的时候，我提前过来帮你。”
爹简直是千恩万谢。那人笑笑，拍了拍爹的肩膀走了。
“好人呢”，爹望着那人的背影说。按照他教的这一招，躲过了几次查票，并在掩护下成功地出了沈阳北站。
按照纸条上表弟的住址，转来转去，打听来打听去，总算找到了表弟的家。表弟见到这一家三口，亲热得不得了，“哎，我那大侄子呢？”这一句话惹来娘的嚎啕大哭，爹抹了一把眼泪，哽咽着摇了摇手。表弟媳妇是沈阳本地人，生了一男俩女三个孩子，爹哆嗦着手从兜里掏出在车站外买的几块柿饼，给孩子们分了，嘴里嘟囔着“见笑了，见笑。了”
这是大杂院的两间西厢房，表弟腾出了俩女儿的房间，在自己的屋子里又搭了地铺，晚饭后，安排梨花与娘先睡下了。哥俩坐在门口的小凳上聊天，说了孩子惨死的大致经过，俩个老爷们只是一阵唏嘘叹息。
“表弟，还在铁路上做事呢？”爹问。
“啊，啊！”表弟低下头。
正好表弟媳妇从屋里出来，“哪啊，前天就被解雇了”。
“咋？”爹问。
“一言难尽啊。”表弟叹了口气。
表弟的母亲，是梨花爹的堂姨，虽算不上至亲骨肉，但由于都住在永丰镇，走动来往的比较多，关系相对密切。表弟的爹是镇里的郎中，家里有几垧地，两头大牲口一辆大车，日子过的比较富足。表弟从小聪明，他爹就供他念书，前些年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学校，毕业后到沈阳铁路机务段就职，早就听说当上了机械师，娶了铁路医院的一个护士为妻，是家乡人教育孩子的榜样。
“可咋就被解雇了呢？就为二斤大米？”爹难以理解。
表弟也是个老实人，工作努力肯干。虽说铁路由苏联人换成日本人管，该干啥还得干啥，收入也没有降低多少。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就没办法上班了，在家操持着也不错，一连生了三个孩子，五口人的日子，他的薪水省吃俭用的也能凑合着维持。
十几天前，四岁的小儿子生病，说啥也不肯再吃高粱米、杂合面，吵吵着要吃白米粥，这可难坏了他。日本人占了沈阳以后，大米成了“军需品”，中国人不能有也不能吃，倒卖大米杀头，存大米的吃大米的坐牢。也是该着，那天早晨上班的路上，从身边经过的一个人悄声问他，“大哥，要大米吗？”那不是“违禁品”吗？那人说，“天知地知，吃进肚子，小鬼子知道个屁。”
表弟说，我也是心疼儿子啊，心就活了，跟那小子拐到小胡同里，高价买了二斤，没地方盛，就用手绢兜了起来，剩下一把，直接装在大衣口袋里。倒霉啊，坐在办公桌前，从兜里掏钥匙，哪知道钥匙环带出来几粒，正巧被坐在对面的日本同事看到了。当时我的脸儿都黄了，就求他看在同事一场的面子上，别报告了。哪知道这个瘪犊子，撅撅卫生胡，一声没吭就出去了。一回儿功夫，警务段的人就把我带走了，人赃并获。
幸亏我的一个同学给鬼子段长当秘书，左求右求，好话说尽，才没有被送到宪兵队。“九一八”以后，日本人越来越多的进了沈阳城，各行各业的好位子都是日本人的，中国人就是劣等“公民”，我犯事了，正好腾出个位置，于是，被解雇了。没进“笆篱子”还得千恩万谢，咳！中国人啊，不是怂透了，是没辙啊。东北军几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没打就跑了，你让老百姓咋着？咳！要不是有老婆孩子拖累着，我也进长白山当抗联。
俩老爷们沉默着。
爹进屋时，那娘俩都睡着了，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原来想表弟在这里混得不错，咋也能给他们找了落脚的地方，看来是不行了。表弟失去了工作，一家五口咋活着还没着落呢，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歇一两天，带娘俩走，走一步看一步。
此时，他想起了镇里小学校吴老师的话，没有国哪来的家啊？看来这话说得不错。东三省都让日本人占了，那就进关，那总是自己的国吧，只要肯卖力气，就不会被饿死。
第二天一大早，爹与娘说了，娘说听你的。
听说他们要走，表弟两口子很不落忍，真诚的挽留，说，天无绝人之路，咱们一起想办法。爹坚持要走，说咱们都各自保重吧，为了孩子。
临行前，表弟拿出三块钱送给爹当盘缠，爹说啥也不肯要，但表弟坚持着快哭了，爹终于接受了。
再坐火车肯定不行了，听说那边还在打仗，火车不通。那就走，走着看，几百里地，路上找点零工干，不行就乞讨要饭，只要进了关，一切都会好的。
半个月后，他们进了山海关，三天后到了开滦，因为爹在路上听同样逃难进关的人说，那里挖煤的不嫌人多，活儿应该好找。
于是，他们在开滦落脚。当地人告诉爹，那家大矿不轻易招人，附近的许多小煤窑随便用人，计件付酬。爹在一家小煤窑附近的杂货铺子租下一间小厦子，老板娘很爽快，答应了先住后付房租。表弟送的钱还有几毛，随身带的炊具凑乎着够用，买了点棒子面、高粱米和咸盐、咸菜，一家三口总算安顿了下来。
爹在煤窑从矿洞子里往外背煤，虽然又苦又累，一天也能挣个三毛五毛的。每天回来，除了那口牙，黑得像个“炭团”，累得直不起腰来。娘心疼啊，对爹说，“你每天少背两趟，匀着劲儿干，别这么拼命，人累坏了怎么得了？我给人家洗衣服，每天也能赚个三毛两毛的，够吃够喝的就知足了。”
爹露出那口白牙,“我这不到四十岁的人，正当年，累不倒，放心吧。”挤了挤眼睛，对娘做了个鬼脸，“这吃着阳间的饭，干着阴间的活，咳，等攒了钱，咱们也开个小铺子或者小饭摊啥的，就不干这个了。”说着说着，还悄悄地拧了拧娘的粉脸，正好被梨花看见，羞得娘脸更红了。
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一家三口还是其乐融融，小梨花“咯咯咯”的笑声，不时的从小厦子里传了出来。
春天来了，路边不知名的小草顽强地拱出了地皮。娘买来了几只小鸡，黄黄的，毛绒绒的，可爱极了，梨花有了伙伴儿。娘告诉她，把小米放在碗里用水泡上，泡软了才能喂它们，因为它们还小，大一点儿就能跑出去吃草捉虫，过了年它们就长大可以下蛋了。小梨花望着蹦蹦跳跳的小家伙们，快乐极了。她精心的呵护着它们，早上从鸡窝里放出来，晚上它们回窝了，再关上鸡舍的小门。
梨花知道爹娘的辛苦，刷锅做饭什么的都抢着干，反正就是贴大饼子、馇粥，十岁的她早已是轻车熟路了。娘接的脏衣裳多的时候，她就帮忙提水、倒水、晾晒，有时还帮娘到房东老板娘家买洗衣裳用的碱面、猪胰子。老板娘叫王玉珍，精明干练，非常喜欢这个俊俏、灵动的小丫头，常常给她块糖或者一把红枣。老板娘的男人姓于，在大矿里当机修工，高高壮壮，说话和气，不是每天都回家，有时候，还给小梨花带回串糖葫芦。于叔叔喜欢与爹聊天，俩人抽空就坐在院子里聊起来。说他们矿里工会办了工人夜校，教矿工们识字明理，老师说大家团结得象亲兄弟一样，就没人敢欺负了，也邀爹有空去听听。他们说的，小梨花很多听不懂，但还是喜欢坐在那里听，直到眼皮睁不开了，才回屋里睡觉。老板娘家里还经常有客人来，有时还把爹也叫过去。那段时间，爹好像活得有精神了，大人们的事，小梨花整不明白，可她越来越喜欢老板娘两口子了。
有一天，爹没有下窑背煤，穿得利利索索的，对梨花说，快过年了，今儿个带你和娘进城里逛逛，顺便採置点儿年货，给你们每人买两件新衣裳，梨花乐得蹦了起来。
在路上，爹对娘说，这两年苦奔苦曳的，等开了春，就不干这个了。我琢磨好了，在小厦子前搭个棚子，开个小饭摊，准能赚钱。算算，现在积攒的钱也够了。娘说听你的。
腊月二十二，爹穿好下窑的破衣裳，乐呵呵地说，今天最后一天了，明儿个祭完灶，跟窑主结了账，就站上地面做人了。过了正月十五，咱的小饭摊就准备开张。梨花在笑，娘也在笑。
那个世道，老天爷是不睁眼的。就在当天后晌儿，娘和梨花忙着蒸祭灶的馍馍，还杀了那只漂亮的大公鸡。听到外面乱糟糟的，人们急速的奔跑声传进小院，有人边跑边喊着，“快呀，窑塌了，有人捂里边了。”娘心里“咯噔”一下，脸就黄了，顾不得擦手，慌忙的随着人流向窑口跑去。
男人们七手八脚的在窑口挖着、刨着，几个女人瘫坐在地上哭着、嚎着。娘疯了似的在人群中找来找去，在那十几个“黑炭”里中扒来扒去，没有丈夫，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一揉，再找。
“日他娘的，离窑口不远的地方，有十几丈的巷道支撑早就朽了，说了多少回了，窑主总说没事没事，赚钱赚黑了心了。”一个“黑炭”骂着。
另一个“黑炭”说，我们几个往外爬的时候，就听身后轰隆一声，窑塌了，里边还有十几个人呢。
娘听到这儿，身子晃了晃就晕倒在了地上。梨花爬在娘身上，哭啊、摇啊。几个人过来，撅腿的撅腿，掐人中的掐人中，一阵手忙脚乱。“啊——”好一会儿，娘长长的呼出一口气，然后，疯了似的冲到窑口，用手拼命的抠啊挖啊，双手血肉模糊，不管人们怎么拽，怎么扯，就是不肯停下手来。
娘被人抬回了小厦子，躺在炕上，眼睛直盯盯的，紧闭双唇，一动不动。杂货铺老板娘拿来一块湿手巾放在了她的额头上，梨花拉着娘血淋淋的手，轻轻的擦拭着，眼泪流个不停。
一大群人连夜刨啊挖啊，想把人救出来，可巷道那么深，土层那么厚，咋能挖透啊？
第二天早上，愤怒的人们，扛着钢镐铁锨三齿来到窑主的住处，砸开门，早已是人去房空。这小子知道这回麻烦大了，趁乱收拾了金银细软和他的大洋钱，带着家眷连夜逃得无影无踪。
天塌了，地陷了。娘带着祭灶的馍馍与那只大公鸡，跌跌撞撞的来到窑口，跪在那里，竟然再没有一滴眼泪和一声哭叫。
娘病了，躺在炕上一连四天，不吃不喝不动。王玉珍两口子不时的过来，说呀劝啊，娘就是不吭声。王玉珍一天三顿的给梨花送来吃的喝的，摸摸她消瘦的小脸，“咳”了一声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