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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以长安为起点站的西域丝绸之路形成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就出现了一条国际交通大道，史称“蜀—身毒道”。这是一条通往印度，然后再通向西亚以及欧洲的古老商道，又称西南古道，或西南丝绸之路。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以产蚕著称，四川古名蜀，“蜀”字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蚕的形象。据记载，蜀有蚕市，每年农历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县循环一十五处，自古相传，百姓都有随蚕市移居的习惯。四川，又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物资丰富。在战国和秦时期，铁器已普遍使用，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栈道交通发达，商业也很活跃。公元前四世纪，蜀地商人组成的商队，经过邛都（今四川西昌），渡金沙江，到巂、昆明地区（云南大理一带），或者进到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到印度平原；或者由伊洛瓦底江航行出海，经海路到印度的一些港口。他们大都以中国的丝绸等名产换取印度、缅甸的宝石、木棉、犀角和象牙等珍品。
公元前324年至185年的孔雀王朝时期，印度已普遍使用铁器，修建水利灌溉工程，种植水稻、小麦和胡麻。印度童东方的缅甸、中国，西方的伊朗、西亚诸国，以及埃及都有贸易往来。因而，中国丝绸不仅远销印度，而且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在印度史籍《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首先提到“支那”一词，“支那”是外国对中国的最早称呼。这个词系由印度传至西方，最初见于梵文，后来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都是由梵文转译的。据一些中外学者考证，认为“支那”是“秦”的音译。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称印度为“身毒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喜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可见，张骞出使大夏之前，“蜀—身毒道”已通。
西南古道的开凿是云南开发史上的盛事。古代流传至今的古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蓝津。渡澜沧，为他人。”素来被推为云南最早的诗歌。究其大意，说的是古道打通，云南不再是汉使不到的“不毛之地”。古道贯通今保山河德宏地区，曾经是古“西南夷”哀牢部族的生息之地，为后来的哀牢国，而后是永昌郡、永昌府所属范围。这一地区有世界第二大峡谷——滇西纵谷。纵谷的气势使人惊心动魄。属于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怒山、碧落雪山，托云截日，逶迤南下，怒江和澜沧江自北向南贯流其间。博南道上，不是高山大岭，就是江水深壑，有千里古道险于此之说。历史上，不少中外名人怀着好奇心，游踪留此。
蓝津古渡，位于今保山市罗岷山和永平县博南山之间的澜沧江上，是西南古道上的一大天险。“两山壁立，耸立千仞”。北岸博南山和南岸罗岷山似巨斧劈削，悬崖绝壁。明人应大猷写道：“行人至此皆断肠，飞鸢跕跕不敢过。”然而，就在这飞鸟难越，猿猴生畏的峡谷深处，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先民们便以惊人的毅力，开辟了蓝津渡。他们伐沿岸竹木，扎成舟筏，运载南来北往的商队和旅行者。关于蓝津渡，至今还有一个美妙的传说：古时候渡口岸边住着一对夫妇，丈夫常深夜携鞭外出，鸡叫才回到妻子身边。妻子疑心，寻踪而至。见丈夫挥鞭子赶石头，两岸巨石渐渐垒过江面，即将合拢。妻子愕然惊叫，丈夫失手，鞭落江中。以后，丈夫苦于无鞭，只好履行未完的事业。他手起处，山石腾飞，但接合处总是若隐若离。直到如今，行人过往“飞石口”，有时仍可见飞石轰然落江的惊险画面。这个优美传说，表达了古代人民征服澜沧江的美好愿望，也勾画出了蓝津渡两山夹峙，悬崖壁立，架桥之惊险。
公元前122年，张骞从大夏回国以后，向汉武帝说明它曾在大夏见到由四川经印度转至大夏的蜀布，并建议开辟西南商道。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派使臣至滇求通身毒道。公元前105年，从内地广征士卒丁壮，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山道。因这条路途经博南山而得名。这是一条从博南山上到山下，形成了许多个“之”字形大道，直接澜沧江。位于今永平县城二十公里的博南山下的石碑上还刻有汉明帝（公元58—75年）重修博南道的记载。据《永昌府志》记载，大约在西汉初年，就有了“以蔑绳为桥，攀援而渡”的“藤篾桥”，古人飞渡沧江的愿望得以实现。
相传三国时代，“武侯南征，架木桥以济师。”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始更以巨木，题曰“霁虹桥”，犹如天山的彩虹，凌空飞架。霁虹桥，全长106米，宽4米，由18根环扣式链条组成，两侧扶栏索一根，上覆以板。从印度、锡兰、缅甸来的大象都可以由此通过。霁虹桥自建成以来，大的修复就有18此之多，历五百年不衰。铁索桥首创于外国，而霁虹桥则是我国现存古老的铁索桥之一。霁虹桥以她那悠久的历史，名闻遐迩。历代名人题咏甚多，在峭壁千仞的普陀岩，诗文题刻布满其间。赞美古渡天险的诸如：“悬崖奇渡”、“天南锁钥”、“金齿咽喉”等字大经尺；题颂铁索桥的有：“西南第一桥”、“天山星桥”、“沧水飞虹”，其书法方正秀美，笔力千钧。这精湛的摩岩书法，与雄壮的铁索吊桥和绮丽的古渡风光，三位一体，成为西南边疆的一大名胜古迹，也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最值得纪念的地方。
永昌郡（今保山地区）是四川通云南的要道，又是我国西南第一个重要的陆路对外通商的地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永昌丝绸”已外销缅甸和印度；同时缅甸和印度的名贵物产也运到永昌。《后汉书•哀牢传》记载，永昌出光珠、琥珀、水晶、琉璃、翡翠等等，实际上永昌并不出这些东西，而是从缅甸和印度输入的。永昌曾是“西南一大都会”。公元743年，蒙氏皮罗阁筑永昌土城。明洪武十八年，云南前卫智慧李观又把土城改建成砖墙。当时为了烧纸砌城墙的砖，就烧掉今保山城南二里窑弯村的一座山。西南丝绸之路留下了千千万万中外商队大贾和许许多多友好使者的足迹，这是一条友谊交往之路。公元87年，120年和131年，掸国（今缅甸东北部）先后三次派遣使通过这条来中国通好。特别是第二此随友好使团来的还有一个乐队以及杂技演员。他们表演的精湛技艺，受到当时文人学士的称赞。汉朝赐赠掸国王金印、丝绸和官职。这是中缅两国友好往来的开始。公元802年，缅甸境内的骠国又派遣一个庞大的有好使团来中国访问，同来的有一个音乐舞蹈团，在宫廷中的精彩演出，轰动了长安。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大的佛教国家，西南丝路是联系古代中印两大国的纽带。中印两国乃至东南亚各国的许多高僧法师通过这条丝路往来于中印两国两国之间，弘法译经，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和融合。西南丝路还把四川的大乘佛教文化传布到云南大理。大理著名的崇圣寺三塔，就是由四川工匠恭韬和徽义设计建造的。塔高58米，共16层，塔形雄伟壮观，至今已有千余年，虽历经强烈地震，仍然巍峨屹立于苍山洱海之间。大理附近的剑川石窟，亦名石钟山石窟，因其位于川、藏缅、印的交通要道上，而成为西南丝路中的文化宝库。石窟中的雕像显示出不同文化的艺术风格和相互影响，有的承袭了中原文化传统，有的则受印度影响，如狮子关第三窟的“波斯国人”雕像。波斯国人是指缅甸境内的勃生人。我国史称勃生人为“波斯国”。勃生人公元1103年曾来大理进献白象。人们称剑川石窟的“愁面观音”为婆罗门僧人，即印度僧人。至今大理、剑川一带还有不少印度僧人的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