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从远古是起，我们的祖先就把丝绸之路外传和征服海洋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因渔猎的需要，已能“刳木为舟，剡木为辑”，制造船只。在浙江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中，就发现这种古船的桨。夏朝的统治者就已经“东狩于海，获大鱼”。殷墟出土的鲸鱼甲骨，证明商代已有了航海的活动。再从《诗经•商颂》中，有：“相士烈烈，海外有载”来看，可知当时我国同海外各民族已经开始有了往来。早在西周时，我国通过海路东与日本，南同越南已有了海上往来。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以船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顺风，去则难从”。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熟练的航海技术，海上活动也相当频繁。相传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便将中国的养蚕织绸生产技术传至朝鲜平壤乐浪区土城附近1000多座汉墓中，出土大量中国的绢、罗、绫等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传至朝鲜的历史见证。
唐代东海航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往来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5次，名义上虽是派遣外交使节贡方物而唐亦回赐礼品，实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日本政府遣唐使时，按等级赏赐大使、副使、判官大批织品，作为奖励和旅费。他们到达中国后又受到唐朝的赏赐，除赏赐国王大使丝绸外，判官以下水手每人赐绢五匹。公元839年以后，从明州港起航的中国海船，已基本上取代了过去走北线的日本船和新罗船。中国船的构造比日本船坚固，有的船还利用日本盛产的珍贵楠木，在日本建造。承和九年（842年）学问僧惠云赴唐时所乘的船，是唐人李处人在日本肥前松浦郡值嘉岛用大楠木费时三个月建造的。中国商人自备商船来于东海航路，有文字记载的就有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等人。他们都曾多次来往中日航路，其中张支信不但到日本经商，而且还为日本大宰府当通事（翻译）多年。
遣唐使从初期的北路航线转变到南路航线，是中日海上航路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是适应当时官方的遣唐使和民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发展的需要。由于遣唐使的热潮日益高涨，往来的船只和人员越来越多，过去绕道北方的航线路途远，时间长，途中风险也不少，而选择南线横越东海岛中国长江口附近登陆，是一条最理想的航线。日本遣唐使从公元603年—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其中有留学生、学问僧、医师、画师，阴阳师、音乐家和各种有专门技术的手工匠师。他们全面地学习了中国的经学、佛学、医学、文学艺术、天文学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乃至风俗习惯。日本留学生中，最著名的有两人。一个是吉备真备，留唐时间达18年，回国后，仿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在传播唐代文化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个是著名的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随遣唐使到长安留学，并在唐朝任官职，与我国文人学士，交往情深，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扬州的鉴真法师，从公元743年开始从扬州东渡，遇到种种挫折，经历了五次失败，到公元753年第六次东渡日本已经65岁，始获成功。他不仅是传布中国佛教文化的僧人，也是一个博学多才，技艺超群的科学家。鉴真东渡形式上虽是一个僧团组织，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顾问团。随他东渡的，有雕刻玉器的、雕塑佛像的、镌碑的、铸造的、擅长书法和绘画的、精于建筑和懂得医药的各种人才。他东渡日本后，把中国的医学、药学、建筑学、雕塑学以及铸造、刻镂、绘画、文字、刺绣、缝纫、酿造、乃至烹调、园艺种植等等，都无私地一一传授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以崇敬的心情，尊鉴真为“过海大师”。
“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宋朝采取发展对外贸易的措施，比唐代更加积极。例如开国不久（公元987年）宋太宗就“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丝织品）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角、真珠、龙脑。每纲赉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这一措施是以我国丝绸和黄金作为招邀外商的诱饵，因而也是中国丝绸大量外传的开始。公元1137年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随着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刺激，宋代的丝织业也非常发达。欧阳修《东阳主簿》诗中有：“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之句，可见当时城市丝织工业已经兴起。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造的大型海舶，不但船体长大，可载数百人和一年用的粮食，载重几万斛，海能在船上养猪、酿酒。船上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并开始用指南针导航。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有：“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等记载。
元代比宋代奖励发展海外贸易又进一步。元代积极推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的政策。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又在庆元（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市）、温州和广州设市舶司。当时的泉州（国外称刺桐城）成为世界著名商港。我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向东远销朝鲜、日本；向南远销东南亚、南亚各国；向西远销西亚、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的药材、沙金、黄铜、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也运至我国海港。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公元1328年冬，从泉州上船，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远航。在为期五年的远航中，他到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吕宋，苏禄，到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文莱，泰国的吞武里，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新加坡的龙牙门，横渡南巫里洋到达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到达斯里兰卡的科伦坡，然后又到了霍尔木兹和巴士拉。1334年冬，他第二次从泉州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远洋航行。这一次，他到达印度港口科泽科特之后，不是向北航行去波斯湾，而是向西航行到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然后去麦加朝圣，之后到了开罗和摩洛哥的丹尼尔。在返航途中，他又南下红海，到了东非的摩加迪沙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斯瓦尼等地。汪大渊是第一个可以举出姓名访问过北非和东非的中国人。
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朱棣凭借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大张旗鼓地开展海外邦交活动，主要是通过派遣郑和使团下西洋来付诸实现的。而郑和七次下西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壮举，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发展道路鼎盛时期。
郑和（公元1371—1434年）回族，云南昆阳人。他的先世为西域人，其父姓马，信奉伊斯兰教，曾经朝拜国天方麦加圣地，被尊称为“哈只”。1405年（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郑和率领一支由27000人组成的庞大船队，驾着最大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数十艘宝船，从苏州刘家港起航，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于十月后，乘着东北信风扬帆出海，揭开了历史性大航海的帷幕。据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庚寅，命南京守备太监郑和、王景弘等，以内府见贮大绢十万匹，棉布二十三万匹，令户部遣官运赴北京。”一次就调运丝绸几十万匹，可见其数量之多。《瀛涯胜览》记载满刺加的情况是“凡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郑和回来时所带的物品多为珍宝、香料、药品、颜料、木料、食品和珍禽异兽等一百余种。中国的航海事业，以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为标志，达到了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