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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马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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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20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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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过后是曙光》连载

第一章 兄弟阋于墙

虬龙原下人曰:“兄弟阋于墙”, 语出《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原指兄弟相争吵。后比喻内部纷争,特别是亲近之人由于龃龉而起的倾轧。兄弟们虽然在家里争吵,但一致抵御外人的欺侮。比喻内部虽有分歧,但能一致对外。这正应了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的那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史学鼻祖、历史之父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历经一、二次合作和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抗日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医治长期以来战争的创伤……

 

1947年2月27-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与此同时,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示国统区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碰硬,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乱、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重庆和谈前  1945年,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吓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1873年—1948年3月29日),字慧僧,一作惠生,浙江嘉兴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1948年3月29日,上海病逝,终年75岁。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道地”,指代人事先疏通,以留余地;实在;合适。 语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丞相议奏延年 ‘主守盗三千万,不道’。霍将军召问延年 ,欲为道地。”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第三党”,1930 年8 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第三党。1935 年11 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1 年3 月,该会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1947 年2 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解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沁园春•雪》背后的故事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中的扛鼎之作,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给人印象深刻。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率先将其刊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和者甚众,以“如云”来形容毫不为过。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迹《沁园春•雪》,上款为“亚子先生教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9月6日,毛泽东来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柳亚子的寓所作客。柳亚子是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结识的老朋友,阔别近20年,老友重逢,相见甚欢。其时,柳亚子为完成亡友林庚白(1897~1941,民国时期诗人、政治人物)的遗愿,正在接手编一本《民国诗选》。他想把毛泽东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诗选进来。根据流传的版本,他抄了一份,趁着毛泽东来访,请他当面校正。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他,过几天再抄一份寄来。


10月7日,柳亚子收到毛泽东的来函,打开一看,不是《长征》诗的手稿,而是《沁园春•雪》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还附了一封短信:“初到陕北看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词格略近,录呈审正。”原来,这首词创作于1936年初,当时毛泽东正率部东征,到达陕北时,恰逢一场百年罕见大雪。面对着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柳亚子读到这首词,非常激动,他反复吟诵,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步其原韵,和词一首,题为《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慨;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将《沁园春•雪》和他的唱和之作送到《新华日报》请求发表,该报负责人告诉柳亚子,发表毛泽东的作品,必须征得毛泽东本人同意。那时毛泽东已签署了“双十协定”后返回延安,请示需费时日。《新华日报》于是先将柳亚子的和词刊出,词末附有柳亚子的跋语:“……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见报后,引起读者极大兴趣,均想一睹原词。

当时的重庆十余家报刊纷纷转载,顿时山城轰动,四海争歌。蒋介石也想不通,一个在延安窑洞里蜗居的土包子竟然还能写出这等的诗词引起如此轰动呢?

再看“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真正开始后,双方才发现分歧不是一般的大。 9月2日晚上,蒋介石再次宴请毛泽东,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 9月3日,中共提出了拥护三民主义、蒋介石领导地位,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解放区部队编成四十八个师等11项谈判要点。 一直想限制中共军队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军队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是绝对行不通的。 双方期望相差万里。蒋介石认为中共“诚不可以理喻”。9月4日凌晨5点,他甚至起床向上帝祷告,希望中共能悔悟。毛泽东表现得冷静淡定,他在重庆频频会见民主人士,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宣传和平主张,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共并不是国民党一味宣扬的“赤匪”形象。会见民主人士张澜时,毛泽东风趣地说:“蒋介石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 僵持不下,中共为和平做出让步,毛泽东同意把军队整编为28个师。 9月17日中午,蒋介石约毛泽东照相并谈话。 四天后,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中共军队最大限度为20个师。 国共双方进行8轮会谈,军队整编数目始终没有达成一致。9月22日至26日,谈判暂时中断。 双方虽未达成一致,但期望至少接近了。“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中共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毛泽东对谈判充满信心。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那么真诚。早在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他就以受降为名,授意阎锡山的军队入侵解放区,驻守上党地区,企图侵占晋东南。

此后的学者和史学家们很少提及“重庆谈判”的具体内容。但就披露的一些资料来看,重庆谈判最后签订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由于是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双十协定”。但这个“协定”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字,只是双方的谈判代表签字。但会谈中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如:国民会议、各政治派别在国民议会中的地位和权力、军队、财政、法律、国民的权利,等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见到具体的内容。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郭廷以  著)关于“双十协定”具体内容的记载:

(34年,即1945年)10月10日,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字于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关于建国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 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2)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由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 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并决定保障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释放政治犯。(3)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愿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4个至20个师,并将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之抗日军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对中共领导之抗日军编为20个师可考虑,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要求其军事人员应参 加军事委员会工作,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各级官佐。政府方面允商详细办法。中共要求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视地方情势酌量编置。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计画(划)本项所述各问题。(4)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要求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已成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要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晋五省主席及委员,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及委员,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市副市长,并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继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主席及委员,晋绥副主席及委员,北平、天津、青岛副市长;又改为解放区各政府人民普选;终改为各解放区暂维现状,另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政府方面则盼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亦同意继续商谈。(5)关于受降问题,中共要求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共十二项。第十三项为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提议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冲突自须停止,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中共主删去)。


此次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整个会谈期间,都没有第三方人士列席会谈,甚至没有新闻记者在场,只有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公开场合,国共双方领导人都声称“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但双方都抱着各自的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虽然声称建立“三民主义”国家,但又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蒋介石坚称先要实行“军政”,即“军政、行政统一”,才能够实行民主共和。这种机械划分的教条式思维,自然被人们看成蒋介石要实行“军人独裁”统治。而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推翻旧制度,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做主的国家。两个不同的目的,自然导致国共双方水火不容。

从重庆谈判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始终以正统姿态,居高临下的把共产党代表看成是地方势力,无视共产党有着近百万军队,控制着华北大部分地区,拥有一亿多人口这个明摆的客观现实,蒋介石常常盛气凌人的口气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谈话,甚至签订的协议也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命名。

翻阅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人物,各个军阀和地方势力,都声称要“民主”,特别是蒋介石也常常把“民主”挂在口头上,但其内心确以必须以“我的意志”行事,对其他民主党派从来就没有“平等”对待的意识,只有武力决定一切的意识。中共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政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惨痛的血的经验教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在中国人的思维里,谁握有军事力量,谁才有发言权,否则就除掉。有时,对于不同意见的人或者不同的势力,会暂时作为摆设,装装“门面”。

重庆会谈前,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认定蒋介石“反共立场不会变”,“必须针锋相对”,但在公开场合却又“称兄道弟”。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以“国家民族命运”为由,口口声声“共商国家建设大计”,但在私下里却以“法统”为名,为会谈定下“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前提。两大政治军事势力的会谈本身就是寻求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协定,蒋介石对此却以“法统”意识来看待这次会谈,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其结果自然是在战场上决定两党的未来。

这样,中国不可避免的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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